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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谈恋爱”,就拍不出好看的医疗作品?

毒眸  · 公众号  ·  · 2020-03-11 11:21

正文




文 | 耿凌波

编辑 | 江宇琦


这是“毒家专访”的第八篇文章。

疫情爆发至今,从武汉到全国正经历着一次集体“阵痛”。许多公司也因此看到了这当中的创作风口,纷纷筹备相关影视项目。日前,《安家》等热剧的编剧六六便在公众号发布文章称,自己受耀客老板吕超邀请,已经奔赴武汉为抗疫电视剧采风。

这件事不仅在业内引起关注,也登上了微博热搜,但外界的态度却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能够通过影视作品的方式,将“全民抗疫”的历史事件记录下来;但也有人觉得,这种形式存在争议,大张旗鼓地预告后是否能真实反映抗疫故事还是未知数。

媒体报道六六赴武汉采风

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分歧,其实与观众对国产医疗题材影视作品的“刻板印象”有关。医疗纪录片虽然写实,但风格沉闷,表现形式往往具有圈层化的特点;而医疗剧,为了最求大众化,又会披着职业的外衣谈恋爱、拍偶像剧,缺乏对专业性的呈现。
 
正因如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地的医疗题材作品,都很少出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早在2014年,医学知识分享网站“丁香园”就曾面向2012名医生,针对国产医疗剧展开调研,数据显示,79.4%的受访者认为国产剧错误居多。
 
不过就在行业普遍比较“迷茫”的情况下,毒眸注意到,在此次疫情爆发初期上线的医疗纪录片《中国医生》则拥有了不一样的市场反馈:截至目前,《中国医生》豆瓣评分达到了9.3分,以徐晔为代表的“网红”医生多次登上抖音等平台热搜榜。

《中国医生》豆瓣评分截图


这部纪录片的总导演张建珍,不仅是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影视传播研究学者、硕士生导师,在医疗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上也颇有经验,此前由她导演的纪实真人秀《因为是医生》,便成为了国内第一档被视频网站采购的周间播出综艺。
 
面对医疗题材与影视创作之间结合的难点,张建珍博士是如何思考的?《中国医生》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带着这些问题,毒眸(微信ID:youhaoxifilm)专访了张建珍。
 
克制的力量
 
《中国医生》最开始被命名为《医心》,取意“医者仁心”,后来准备登陆视频网站时,张建珍决定将它改名成《中国医生》。她解释说,一方面是不想泛泛表达,希望从更多维度上呈现“中国医生”;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把医生神化,所以选择了这个感情色彩更淡的名字。

《中国医生》海报

虽然《中国医生》口碑很好,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这是张建珍第一次拍纪录片。用她的话来说,“受到传统拍摄观念的影响少,反而更加自由”——《中国医生》没有遵循纪录片的一般拍摄规律采用“主题先行”,而是将视角放在每个具体的人身上。
 
与强调“医生”这个整体概念不同,张建珍更希望《中国医生》真实反映每个医疗工作者的处境:“他们有医术高明的一面,也有无能为力的一面;医患之间有发生矛盾的时候,也有相互扶持的时候”。因此,《中国医生》在创作上遵循了三点:“涉及的面要多一点,人物要丰厚一点,细节要真实一点”。
 
但医生又不是普通人。“他们像士兵一样,有自己的使命。战争来了,士兵冲上战场,疫情来了,医生奔赴前线。这种对使命的坚守,让他们焕发人格魅力。”《中国医生》在创作上坚持这一点,而片子上线后观众讨论最多的也是其中的人物特点,比如金句频出的朱良付医生被亲切地称呼为“金句王”,颜值超高的徐晔医生则成了“鼓楼江直树”。

“鼓楼江直树”
 
确定了表现人而不是表现概念之后,张建珍与团队又确定了片子的价值导向。
 
以往为了吸引观众眼球,医疗影视作品往往将表现“医患紧张关系”作为重头戏,但张建珍却避开了这一点。在她看来,“医患关系”是一个无解的话题,“病人对医生有强烈的依赖,但他同时又接受不了不理想的结果”,过多地去渲染无非是消费情绪,“还不如引导观众与医生建立友善、信任的关系”。
 
为了不过分渲染,整部纪录片完全是纪实拍摄,几乎不做任何干预,甚至都不准备采用解说词,因为“不想通过解说词传递出一个导演的主观色彩”。因此最开始张建珍团队是抱着“只用镜头讲故事的”态度去做这件事,直到最后发现,单凭镜头在两千多个小时的素材当中做筛选实在很难实现,才不得已加上了部分解说。
 
张建珍也不是没考虑过带着“设想”去拍点什么,“我们曾希望拍到一些疑难病例,以此显示医术的高超,求医道路的艰难”,但尝试了几次,团队还是放弃了,“我觉得不能掉到‘陷阱’里,不管病例是否复杂,是不是疑难杂症,这其实是一个医学问题,对于普通人而言,再常见的病,都是压到头上的一座山”,张建珍告诉毒眸。

患者刘勇的独白 

想到这里,她又重新回归到拍这部纪录片的初心——展现人。“在那样一个状况下,当事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心理是怎么想的,病人家属又是什么态度,他们面临的困境是什么,这才是我们要关注的。”反映到病人和病人家属的拍摄态度上,张建珍团队也是本着尽量把事情说清楚的出发点,不带着主观意识来拍摄。
 
如何选择人物?
 
在接受毒眸专访的过程中,张建珍曾不止一次提到“人”才是《中国医生》的主角,那出现在镜头当中的这些人,又是如何选择出来的?用张建珍的话来说,“我们给医院提出了一个非常量化的要求,就是希望不同年资的医生都能涉及。这主要就是希望将一个医生各个成长阶段的心路历程都有所展现。”
 
从层级来划分,医生可以分为四个级别:住院医、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而在主任医师当中更有名的专家是“知名专家”,而这些在《中国医生》当中都有对应。

剧照

 
片中年仅28岁的徐晔代表着“住院医”这个群体,这是医生最累的、压力最大的一个阶段。“既要负责病人的管理,又要把上级医生的医嘱、病例做整理,手术的时候还做助手,在这之后还要坚持再做一年‘住院总’,一天24小时住在医院……”
 
这个阶段,不仅体力上要全情投入,心理上还要经历成长,“要学着去面对生死”。徐晔所在的整形烧伤科,收治了一个全身95%烧伤的病人,虽然能通过救治活下来,但费用太高家属放弃了,徐晔知道后非常沮丧。张建珍感慨道:“对于他们来说,专业上的问题往往是可以把握的,真正不可控的是这些。”
 
而主治医师面对这样的情况,可能就相对淡然一些。主治医师虞竹溪所在的ICU科室,可以说每天都上演生离死别,但她依然整天笑呵呵的。张建珍曾评价她,“在那样一个地方,里面的人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每天高度紧张,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误差,她却显得没心没肺的样子,但也许这就是她的应对方法”。

正在骑电动车的朱良付
 
作为主任医师,从外形来看,朱良付更像是个普通人,个子瘦小,戴副眼镜,骑电动车上下班,不说话时——“这是一个非典型医生”,但只要他一开口,对医生这个职业的通透认识、对医患关系的率真处理,就都能显现出来,“好医生只有自己知道,作为一个医生有没有良心你也只有自己知道”,这是朱良付对这个职业的理解。
 
而医生做到邱勇这样的大专家级别,一个月至少接待500多个病人,已经记不住人长什么样了。“见多少人都没印象,从来不知道谁是谁,但一看片子立刻就知道这是哪个病人。”张建珍形容,“大家都在追求极致,但医学真的是一个不断冲刺、不断攀爬的过程。”
 
按照这样的层级阶梯,每家医院向节目组推选30位医生,而在这当中选择个性特点和人格魅力突出的医生,则是重要的标准。

被病人围在中间的王军医生
 
虽然人格魅力重要,但哪怕是张建珍也觉得“很难去描述”,很多时候甚至只能依靠直觉。“比如急诊科的王军医生,我们只是打了个照面,就能察觉到他身上的气质变化,长期紧张的工作状态,让他承受的所有压力、疲惫都已经成为了他的一个长相,就像个陀螺一样转啊转。”
 
“当一个人达到这么高的成就的时候,他的内心必然不简单,一定是有强烈的信念感。他们所呈现出来一种人格魅力,不仅让我觉得震撼,也会让观众去思考,我怎么才可以活得更好,什么样的生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这样的人,我称他们为“魅力英雄”。”张建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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