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远按：几年前，我还常常参加一些饭局，在饭局上，我津津乐道于民国的段子，这些段子，不入史学家的法眼，但是在饭桌上以助谈资，却是最合适不过。常常是我说的兴起，大家听得入神。这些段子未加考证，未加评论。未加考证的原因是个人觉得这些风传的段子里面，其实蕴含着某种时代的真精神，未加评论的原因是我期待大家在阅读时能共同思考，若有所得，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我大致把这些段子分了一下类，今天推出第一部分：世风。
世风（一）
陈远 辑
甲午之后，知识分子闹变法，康有为叫得最凶，公车上书之后，同为举人的吴稚晖慕名去见康有为，说起中国之病，公推“八股”、“鸦片”和“小脚”（缠足）为三害，于是约定，大家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三年后，吴稚晖老实地遵守了约定，没有入考场，可是康有为和他弟子梁启超却照考不误，康有为还中了进士。吴稚晖一怒之下，一度愤而“反动”，故意跟进步潮流唱反调，为难追求新思潮的学生（时吴在北洋学堂教书），好不容易才回过味来，死活也不肯在北方跟康梁们一起干了，跑到家乡，另起炉灶。
蒋梦麟和陈独秀讲笑话。蒋是一秀才，陈也是一秀才。清朝时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成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了，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这种秀才已经有几分洋气了，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独秀问蒋梦麟：“哎！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蒋老实地回答。
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蒋就向陈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1900年，孙中山在粤东举事，会党连连告捷。当时，孙中山给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写信，希望李鸿章出面支持成立新政府，并打算请李鸿章出任新政府主政，信中云“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
1905
年，科举虽废，但是当时的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还多为官员或者举、贡、生、监等旧式学生，科举出身在他们的心目中还有很大的影响，
1903
年的癸卯学制规定大学堂毕业生可以授予进士头衔并奖励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职。当时，浙江象山陈汉章，是一名老举人，以博学闻于世，京师大学堂因为他的名头很响，打算请他做大学堂的教习。这位老先生到校之后，得知大学堂毕业可以授予进士，奖励翰林头衔，便想取一翰林以慰平生，于是甘愿做学生而不做教习。不过当他在马神庙旧公主府梳妆楼上的大学藏书楼里苦苦用功六年后，眼看就要毕业，辛亥革命爆发了，翰林自然泡汤。不过六年的苦读也没有白废，陈老先生学问大进，成为朴学大家。此时已经成为北京大学的京师大学堂也没有食言，仍然请这位陈老先生去做教授。
高不瀛，河北霸县人，光绪年间举人，曾留学日本，历任直隶学务处省视学、学务部司长等职。辛亥革命成功时，高在教育部表示与高级长官同进退，与部中同事商议全体向新部长提出辞呈，结果，只有高一人递辞呈，而被准辞职。
辛亥革命前后，河南有句谚语：“男子不当刀客（强盗）不算好汉”。一位在河南当过县长的人慨叹：“士绅富户，无不通匪，否则无以保其家。其桀骜者更为土匪作掩护，坐地分赃。于是匪风益炽，绑票的案子，几乎天天发生。”
民国初期的官员或学者多留洋，回国后则以博士自居。当时美国的一些大学投其所好，滥发博士学位给中国留学生以招来生源。武昌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曾经对人说：“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授给狗，狗都不要！”
1912年5月1日，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严复出任第一任校长。当时严复努力提倡学习外语，所有课程除国语外，都用外语讲授。一时“校中盛倡西语之风。教员室中，华语几绝。开会计事，亦用西语。所用以英语为多，有能做德语者尤名贵，为众所称羡。”当时的英文教员，后来的预科学长徐崇钦，一上课就是“我们的西国”如何如何，他在教务会议上都讲英语，于是大家也都跟着讲，急得听不懂英语也不会讲英语的沈尹默抗议说：“我固然不懂英语，但此时此地，到底是伦敦还是纽约？”
1912年6月，黎元洪在直系军人的拥护下，复任总统。他每逢周六中午，必邀政府各首长在居仁堂餐叙。吃着谈着，常常就引发黎元洪一番苦水，说：“总统不是人当的”，上个月他又垫了三万多元，一年就需要赔三十多万。继言他煤矿股票与盐票利息都赔了进去，长此以往，真不得了。在座者听了，往往有口无心，敷衍几句了事。有一次冯玉祥实在忍不住了，冲口而出地问：“总统是旅长出身，怎么有这么多钱？”黎元洪说：“存的啊！”冯玉祥又问：“旅长每月不过数百两银子，怎么存那么多钱？”黎元洪听罢，顾左右而言他。
张骞是袁世凯的老师，平时书信往还，袁世凯以“夫子”称之。后来袁世凯显贵，改称“季老”，及至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又改称“季兄”。张骞不悦，致书袁世凯：“公之地位逾高，对某之称谓逾卑。师降为老，老易为兄，不知兄又将变为何？”
1915年袁世凯要做洪宪皇帝的时候，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作吹鼓手的筹安会中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这是有个典故的。湖北著名的报人刘禺生的《洪宪纪事诗》详细记载了这个典故的来龙去脉。有一次筹安会的“六君子”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胡瑛在会上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曰：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孙少侯（毓筠）曰：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幼陵（复）曰：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曰：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第二天，“走狗”言志，传遍津、京。因此，才有天津《广智报》漫画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