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 | 文化机制，如何成为国家治理的内在推动力？

原文 ： 《文化是国家治理的内在推动力》

作者 |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孙德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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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总是在特定的文化空间、文化氛围和文化背景下进行，与人们活生生的文化活动相互交织、叠加、共振。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重视文化力量的内在推进机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以现代意义上的“善治”为终极目标，它以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和经济运行的规制与调控为主要抓手，同时也必然兼及精神生活的优化、社会建设的协调和生态环境的治理。 这些方面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领域，其相互影响、相互支撑、相互印证的整体性，只有凭借文化的贯通整合机制才能达到。 无论人们如何界定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文化总可以进行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相对区分，其形上之“魂”统摄、规制形下之“体”，其无形之“道”浸淫、弥漫有形之“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所涉及到的政治改革、经济调控、精神优化、社会和谐和文明生态中，不同领域的治理对象有别、治理方法相异、治理路径多样，但是其内在蕴含的文化理念、文化精神却是相互匹配、协调一致的。舍此，国家治理可能成为碎片化的机械加总，国家治理现代化可能成为空谈。 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创新工程，首要的和根本性的乃是一种文化层面的综合创新。

先进文化是人们立足于当代实践，在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文化创造的综合。先进文化反映着实践的吁求和呼声，直接地表征和映现着时代精神。当今社会仍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资本逻辑仍然是钳固现代社会的中轴，以批判资本主义、瓦解资本逻辑为职志的马克思主义乃是当今时代的先进文化。 作为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引领机制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导向机制。 经典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发展的长时段上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走进了历史的深处，切入了时代的本质，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其原则性的立场和观点、理论和方法应当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指针，例如实践本位、唯物辩证法、群众史观、人类解放等。离开了这些立场和观点、理论和方法，国家治理就会走入误区，或者像某些西方国家治理模式那样，沦为众声喧哗的形式化表演；

其二，形塑机制。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发展的中时段上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科学回答了当代中国为何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问题，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本体论承诺、认识论根据和方法论前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从治理目标、治理理念、治理模式、主体活动和路径选择等方面，不仅实际地推动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入，而且形制和塑造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气质和中国品格。

文化是一洪流，文化传统源源不断地注入现实。正是在传统与现实的交汇处，个人、民族、国家才获得了他们的身份认同、能力基点和价值定位，从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现实的主体基础和活动场域。 传统文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支撑机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泛在机制。 在风起云涌的现代化浪潮中，传统文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无所不在，无时不在。诚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人们的头脑。”在传统与现实的激荡中活动着的个人、家庭、社区、族群，其人伦日用、纲常伦理、生产生活、交换交往、公共空间等，构筑了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只有深入到、落实到上述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才可算得上最终完成；

其二，濡化机制。 文化因治理而成为传统，传统作为文化又反过来哺育、教化、濡化着人。绵延不绝的中国历史孕育了丰富深邃的国家治理智慧和经验，如以民为本、本固邦宁、德法兼治、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等，作为中国治理文化的精华，已经濡化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深处，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本土化的重要支撑。

文化是相比较而存在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相互参照、相互启发， 这种异域文化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参照机制主要表现在：

其一，镜像机制。 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基本的文化标准，如民主化、法制化、平等化、生态化等。根据这些文化标准，可以大致区分出前现代的国家治理和现代的国家治理。但同样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却也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实现方式。哲学家怀特海曾说，习俗不同的国家是天赐之福，“人类需要邻人们具有足够多的相似之处以便相互理解，具有足够多的相异处以便引起注意，具有足够多的伟大处以便引起羡慕。”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相通性、互补性意味着，国家治理的成功实践，需要尊古而不泥古，援外而不法外。

其二，反观机制。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进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一个先后的过程，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可以相互反观、获得启发。马克思指出：“工业较发达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先发国家的治理现代化固然创造了新的治理文化和治理经验，但同时也只有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背景下，也才能更真切、更深刻地体会前现代国家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智慧与弊端。

社会秩序、甚至世界秩序均有显-隐之分。196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默里·盖尔曼认为，隐秩序理论“为21世纪的科学描绘了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如果把由权力机构的法规和权力对人的显在力量所建构的社会秩序称为 文化显秩序 ，那么，由市场机制、传统习惯、社会心理等无形力量自发生成的社会秩序则是 文化隐秩序 。文化显秩序具有强制性、确定性、理性化、程序化、公开化等特征，文化隐秩序则与此相反。表面上看，文化显秩序对人的活动表现出种种刚性的约束，但事实上，文化隐秩序却比文化显秩序更加基本、更加持久，对人的行为也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同时，文化的微观性、泛在性和渗透性意味着，具体的文化样态既可能成为国家治理全面展开的显性助力，也可能会成为国家治理有效推进的隐性阻滞。 因此，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既要努力建构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指令等权力体系，着力培养核心价值、社会心理、交往关系等社会软环境，保持文化显秩序和文化隐秩序的良性互动；又要充分发挥和有效利用文化的推进机制，尽可能减轻甚至消除文化的阻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