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若专重性灵,则往往易陷于空虚,而曾氏则并无此弊。曾氏尝谓:“雄奇万变,纳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圣哲画像记》),此可谓是曾氏论诗文所悬一大标的。至其对于学术大体之见解,归纳以文学为全部学问之中心之一点,则见于其《致刘孟蓉书》。故曾氏既选定了一部《十八家诗钞》,主从专集求性灵,又选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则义理、考据、辞章,兼收并蓄,一以贯之。曾氏认为此三者,莫非为文之所有事。今天的我们,必须参会曾氏此两选本,细细研寻,庶可得曾氏论诗文学之整部见解。如近人专拿“文以载道”一语来轻蔑桐城、湘乡派古文,此亦只见为是近人之浅见而已。
然曾氏学术,论其对自己个人人格及事业上之影响,可说甚深甚大。而就其在近百年来学术界上之影响言,则究竟还嫌不够。这又是何故呢?我想:
一则曾氏从事学问,已在中年,又久历兵戎,日不暇给,实嫌其在学术上未能自竭其能事。
二则曾氏幕府宾僚,相从于戎马之间者,究以功名事业之士为多,未能深细接受曾氏论学之渊旨。
三则曾氏论学,除对诗古文辞有独特卓见外,究竟也还是切实处多,高明处少。其家书、家训,谆谆然恰是一个贤父兄之教训其家人子弟,而究异乎一代大师之暮鼓晨钟,发扬大道。这是曾氏为学根本缺点。
故论曾氏学问上的成就,到底只在文学一途多些。论义理,则仅较唐镜海诸人差强。论考据,则曾氏虽见及有杜、马、顾、秦这一路,而他自己在此一条路上,全未能建立起规模来。因此曾氏幕僚中的学者,也只有吴挚甫、张濂卿一辈文士,稍有成就。曾氏以后人,崇仰曾氏者,以道德、文章、经济俱备之一点,把曾氏与阳明并论。实则曾氏在当时政治上的影响,远较阳明为大。而论学术思想,则视阳明望尘莫及。近百年来第一个伟大人物像曾氏,论其在读书运动的成绩上,因此竟亦暗惨地没落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时代一个极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