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压抑与解放：被诉说的与被遗忘的

米歇尔·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提出，我们一直忍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规范。即使该书写于1976年，但那个将性贴上封条的年代，我们仍未真正走出。

维多利亚时代下，性压抑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配合，与资产阶级的秩序联为一体。当性交是以生殖为目的时，性才有被讨论的价值。[1]

一切没有被纳入生育和繁衍活动的性活动都是毫无立足之地，不可言说的。福柯以儿童为例，大众知道他们是没有性的，因为大众让他们忌讳性，禁止他们谈性。[1]这种情况与当今“要催婚生子，但谈性色变”的讨论模式相似。在公共领域，我们对纯粹的、寻欢作乐式的性的讨论仍然相当缺乏。

17世纪是一个压抑时代的开始，专属于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现实中控制性的方式就是将它还原到语言层面，控制它在交流中的自由度，禁止使用明显表现性的词语。[1]然而，性越是被压抑、越是被明令禁止，就越是暗流涌动。17～19世纪，围绕着性，发生了一次真正的话语爆炸，在形式和对象方面，关于性的各种话语不停增长着。[1]

暗潮之下，关于性的违禁话语粗俗丑恶；日光之下，教会将性活动加入忏悔手册，性事被事无巨细地言说，人希望通过这种中立理性的言语和审慎的分析将欲望进行转移、强化和重新定向。这种将性与语言连接起来的机制实际是权力运作的产物，性不仅仅是被批判的对象，还是被管理的对象，它属于公共的权力，围绕着它形成了一整套各种话语，各种知识、分析和命令的网络。[1]

到了18世纪，性更成了治安的事情，它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禁忌，各种有用的公共话语开始对性进行必要的调节。性不再仅存在于私密的亲密关系中，它与生育、生产力、国家的人口分布、产业发展等政治经济问题息息相关。儿童的性也是如此。尽管社会默认禁止向儿童“兜售”性相关的知识，但性一直存在着，早熟且活跃。在整个18世纪，中学生的性比一般的青少年的性更加特别，它作为一种公共问题存在。为了向儿童证实“性的危险性”，人们调整了学校设置和话语战略，从医学、精神病学的角度让学生认识到性的不确定性与潜在性传播感染风险等。从18世纪或19世纪开始，为了让学生远离性的种种措施反而让性话语积极地被激发并传播。[1]

在国家和个体之间，性成了一种目标，一种公共的目标。[1]

（图源：电影《苦月亮》（1992））

从西方的中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末，对于被允许和不被允许的性行为的界线划分带有明显的传统因素，比如把性行为划分为正确与邪恶、美德与罪恶、神性与兽性的对立性观念。[2]

到了1940～1950年代，一些美国的亚文化想要进一步探索身体和心灵，并将自我从当代的道德和法律范围中解放出来。[3]

奥匈帝国杜布萨乌（现乌克兰）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将有关社会革命的结构分析运用到性的领域之内，他认为正是妇女（部分）与青少年因为劳动民主化而进入生产工作，经济愈加独立，生活方式的选择更加多样，情感上有更多需求，而以规范情欲为主的婚姻制度显然日渐无法与之匹配。情欲的需求与婚姻家庭之间的道德产生了基本的矛盾，这也是性革命的动机和条件。[4]

1960年代的性革命源于一种信念：色情应该被视为生活的正常部分，而不是受到家庭、产业性道德、宗教和国家的压制。[5]

美国在1960到1980年经历了两次较为明确地争取性开放的性革命的浪潮，性革命的发展历史大概可以区分为“性开放争取”“女权主义性解放”与“LGBT性解放”三个发展时期，不过这三次性解放分别由不同的群体发起、针对不同的压迫并争取不尽相同的权力。彼此之间可能有时间上或参与群体的重叠，但并不是“同一个”性革命。[6]

不仅女性对自身的性模式的认知发生改变，随着阴蒂被弗洛伊德之流放逐之后的再度兴起，她们接受了阴道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甚至与性毫不相关的观点。性交成了另一种男性技巧，供女人评判之。而阴道高潮的正当性也受到了挑战。

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女性主义反性派的主张已经从要求男性贞洁演变为彻底反对一切性行为。反性女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凯瑟琳·麦农（Catharine MacKinnon）和英国的希拉·杰弗瑞斯（Sheila Jeffreys）。她们的理论框架是保守主义的性观念，强调以男性处于统治地位的性关系对女性的威胁。德沃金明确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异性性交本身就是对女性的奴役、贬低、玷污和压迫。[7]

1992年11月，德沃金在伦敦对《晚报》记者说:“事实就是女人并不那么喜欢性交。性高潮的稀少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以为自己喜欢性，就像有些奴隶以为自己喜欢摘棉花一样。”[7]

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男性，他们如同“另一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伪善的绅士们，一边恭维一见蟑螂便要惊叫晕倒的优雅的淑女，一边频频造访妓院。

男性和女性的性道德标准背道而驰，互为反面。男性的好色被肯定，而女性则以对性的无知纯洁为善，性的双重标准将女性分为两个集团。即，“圣女”与“荡妇”、“妻子·母亲”与“娼妓”、“结婚对象”与“玩弄对象”、“外行女人（性行业以外的女人）”与“内行女人（性行业中的女人）”等。[8]

田中美津写于1970年的《从便所开始的解放》，现已成为广为人知的日本70年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宣言：

对于男人，女人的存在被分类为两种形象：或为母性的温柔=母亲，或为性欲处理机=便所。（略）男人心中的“母亲”或“便所”意识，在现实中表现为“结婚对象”或“玩弄对象”。（略）男人的“母亲”或“便所”意识，来自将性视为肮脏之物的性否定的心理构造。无论被当作玩弄对象还是被选为结婚对象，根源同一。

“母亲”或“便所”，同根所生，同源而出，无论女人被视为哪一方，本质不变。

这种形式的二分法将活生生的、有灵魂有肉体的女性分为“用于生殖的”和“用于享乐的”两种性工具，而性主体皆为男性。“用于生殖的女性”，被剥夺了快乐，异化为仅仅为了生殖；“用于快乐的女性”，专为快乐服务，异化为远离生殖。[8]

性爱与亲密关系

无论是女性内部审判阴道高潮，还是男性团体内对女性的双重标准，我们仍应将性归还于它本身。性爱到底意味着什么？两性的亲密关系中性爱又是如何展现的？

对阴道高潮白日梦的放逐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仪式，但以阴蒂痉挛取代真正的满足最终将可能是性交的灾难。如果女性认为阴蒂已经成为惟一的享乐之地，而不是为比较全面的性反应起加大马力的作用，她们就会发现她们被操作道德观所主宰，尽管这本身并非一种抑制。

真正的性满足并非深藏于一小簇神经束中，而是源自整个人的性参与。女性在高潮之后仍能高度地享受性欲，常使男性惊叹不已，但这种享受并非单纯基于阴蒂，因为阴蒂对持续的刺激反应并不特别敏感，它不过是一种全体的肉感反应。如果我们认为女性的性反应完全集中在阴蒂上，其实也是为女性强加了一种性局限。[7]

拥抱是指从头到脚的交织融和，而不是指一个傲慢的牧师从一个秘密的地方进入。

布莱克，《耶路撒冷》，第39-40页

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杰基·柯林斯（Jackie Collins）书写的性爱场景一贯发生在主人公昏厥或感官感受如沼泽地一般混沌的状态中。她所表现的东西是完美性交的最平庸的浪漫理想。女主角是一个假正经、自私乏味、有着完美身材比例的刻板印象下的女性。而她的丈夫是一个有抱负、有丰富的性爱技巧的理想男性。在这段婚姻中，他失望于自己对爱情的想象被低估，她依然只是依照社会规范与男人进行性交，仍然寂寞。[7]

有关性爱的书藉表明，我们仍然在跟器官做爱，而不是跟人做爱：人类远远没有实现只有在做爱时才最具有的特点，即全身心投入的理想状态，相反，我们没有哪个时刻像在做爱时这样无法交流，这样孤独。

当我们谈性时，我们在谈什么？性教育、性别研究、预防性传播感染……我们在社会中，在教育中，在公共卫生中谈性。

或许，我们还需要将性归还于最小单位的共同体，即亲密关系。那些被说出口的性爱技巧，那些被遗忘的性爱中的“爱”。

作者丨Abraxas

编辑丨青豆 达生

排版丨Abraxas

责任编辑丨达生

刘文利性教育工作组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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