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之行，让我再次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万万没想到，福建一个小渔村竟然直击我的灵魂，颠覆了四十余年我对贫困的认知。
其实何止蛋总，我相信各位拼命想所谓的贫困无非是
“家徒四壁、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冷天一家人只能躲在被窝里，因为家里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这种情形，我们往往只会跟大西北某些贫困地区联系在一起，比如改革开放初期宁夏的西海固，电视剧《山海情》中有深刻的刻画。
左宗棠称这里
“苦瘠甲天下”，
198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十几名专家来考察，当场就摇头摆手说这里最不适合人类生存，因为这里自然环境太恶劣了，干旱贫瘠。
我们万万不会把这种赤贫跟东南沿海的福建联系在一起。更无法想象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建东南沿海部分群众的赤贫，比家徒四壁、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还要严重。
因为他们连
“四壁”都没有，居无定所。一家人甚至连一条完整的裤子都没有，幸好当地气温比较高。而填肚子的除了鱼获，只能靠乞讨。
蛋总福安市下岐村看到了一张照片，直接击穿了蛋总对贫困认知的底线，灵魂受到了很大震撼。虽然舟车劳顿，但我辗转反侧，连夜爬起来写文。
图上的一家五口，个个瘦骨嶙峋、目光呆滞。除了男主人穿了短裤衩，孩子们连个裤衩都没有，上衣也只是破破烂烂的船帆片。
女主人呢？女主人因为没有遮羞的衣服，躲在拱棚下边。更令人心碎的是，照片拍于
1984
年，这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
照片上一家的贫困这并非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群体的贫困。而且这种赤贫持续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他们就是闽东沿海的连家船民。
所谓的连家船民，就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船上、居无定所的渔民。他们全部的家当，只有一条简陋的小木船。
这种小木船，一般是六七米、宽不足两米，首尾翘起，中间用席子搭起一个低矮的拱棚，就是他们一家三代栖息的居所，吃喝拉撒都在船上（村民说下图算是高配的连家船）。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尺寸也比大型
SUV
大不了多少，好一点的是局部是敞篷的。有的一条小船上要挤十来口人。
由于空间不够，大家只能一个挨一个侧卧，翻身十分困难。有时候实在挤不下，只能把孩子放在狭小的鱼获舱。
厕所就在船尾，有的直接排便入海，有的挂一个竹篓，有的用竹筒当便壶。在船尾上厕所很危险，一不小心会掉海里。
为了安全，船民会在孩子们的身上系上绳子，这样就算是掉到水里，也能迅速拽上来。如果遇上台风，一家人怕被浪吹散，会用绳子系在一起。
台风一来，就是船民的噩梦。即使没有台风，整个船舱也是极为潮湿的。那个竹席或草席做的拱棚，根本不能遮风挡雨，一个浪头打过来也都全湿了。
因此很多船民都有严重的风湿病。一辈子生活在这种矮小的拱棚下面，船们不得不终日盘膝而坐，以至于他们腰部弯曲、腿部罗圈，因此又被岸上的居民蔑称为“曲蹄”。
由于这船体积很小，也没有动力装置，他们只能在近海打鱼或拾贝为生，日出而渔、日落而息，过着极为贫困而简单的生活。
他们的贫困，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在旧社会，他们被称为疍（蛋）民。他们自古以来世世代代都是文盲，也没有什么家谱记载。
学术界一般认为，他们早起源于秦朝岭南地区的越族。一部分越族人怕被秦军所掳，为求生计驾船在江河湖海上四处飘散。
唐宋元时期，开放自由的海洋，使得疍民可以获得丰富的鱼获，与岸上的居民进行交易，生活相对还算不错。
但是明朝中后期由于倭寇作乱，朝廷实行了影响深远的海禁政策，这使得长久以来
“以海为田”的疍民陷入了困境。
清朝建立后又实行更为严格的迁界禁海政策，甚至严苛到了
“寸板不许下海”的地步，这对沿海居民来说是一场劫难，疍民也自然无法避免。
一方面，他们要遵守寸板不许下海的禁令，一方面他们又不许上岸居住，更不许与陆上人通婚，他们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在狭窄的内河入海口附近的狭小地域。
为什么不允许他们上岸呢？道理很简单，明清时期，中国人口数量激增，南方地区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资源危机日益加剧，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尤甚。
在土地权利的争夺战中疍民处于劣势，陆上居民多为世家大族，他们对疍民有很强的防范心理，而疍民由于缺乏宗族组织且漂浮不定，常常被斥为异族、蛋家贼。
疍民为了生计，一部分用船搞水上交通、内河航运。其实这个非常辛苦，他们如果有风还好点，可以挂帆借力，无风只能摇橹划桨。
内河航运水位不稳，万一卡在浅滩船夫必须下水手推肩顶；夏日的时候烈日炎炎，一晒能晒掉一层皮。冬天的时候冷风似刀，如果遇到逆流背风，艰难更是一言难尽。
虽然艰难，但终归能混上一口饭吃。因为福建多山，陆路交通只能人力肩挑。因此疍民承担起了福建沿海的物流工作，向内地输入鱼盐、布匹，向外输出茶业、柴竹等土特产。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有侮辱性的疍民称呼，改称连家船民，并多次召开连家船的改造会议，开始大规模帮住船民上岸，也陆续免费为他们建了不少简易的房子。
搞运输的被编入交通局运输站，一部分被编入了农业生产队或者渔业生产队，甚至还有一小部分成为了工人。
农业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自我解决口粮问题，不足部分国家供应返销粮。渔业生产队成员由国家按标准定量供应商品粮。
由于公路运输的发展，内河航运逐渐萧条，一部分从事运输的船民不得不重操旧业，在内河或近海捕鱼捕虾。
从事农业的上岸船民在农闲也会继续捕鱼。还有一部分船民，由于他们不习惯农业生产，也无其他专长，因此又回到了船上生活。
到了
80
年代，运输业又回到了个体经营，且这时内河航运已经十分萧条，他们只能继续从事渔猎，但人口的增加，近海渔业资源也日渐枯竭，渔民日子反而更加艰难。
这才有了那张直击灵魂的照片，一家人不仅瘦骨嶙峋、衣不蔽体、家无四壁。这户连家船民就来自福建宁德。触动蛋总灵魂的村子，就是宁德福安市的下岐村。
福安县（1989年改县级市）曾经是革命老区。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耕地仅有
1.5
亩，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到了
80
年代，福安县人口翻番，人均耕地又下降了一半。
福安所在的宁德，本身也是
“老少边岛穷”的东南沿海欠发达地区，经济水平在福建垫底，俗称闽东老九，是全国
18
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
1988
年
6
月，宁德地区来了一位新书记。新书记一上任就频频下基层，走遍了闽东贫困村镇，连家船民困窘的生活让他寝食不安。
还没等他理出思路，他于
1990
年
4
月就调离了宁德，调任福州市委书记，但是连家船民问题，一直压在他的心头。
1991
年
3
月
7
日，他又来到了闽江边，弯腰登上了一条低矮破旧的连家船，这是船民郑和金的家，两三平的狭小空间竟然挤了五口人。
这里没有水没有电，低矮昏暗、阴冷潮湿，掀开锅盖看一看，里面只有一点儿萝卜干。他看完后良久不语、心情沉重。
登岸之后，他立即召开现场办公会，要求有关部门以强烈的责任心和紧迫感
“马上就办”，迅速拿出实实在在的措施解决问题。
十个月后，包括郑和金夫妇在内的
104
户船民家庭结束了
“
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
的生活，搬进了台江区红星新村的新居。
福州连家船问题的解决具有示范意义，为更多类似问题积累了宝贵经验。
1995
年他升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后，开始放眼全省的连家船民上岸问题，并多次下基层调研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