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晋财（江苏大学教授 博导，广西特聘专家，镇江市政协委员）
1月23日武汉“封城”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春节过完过元宵，元宵过完是情人节，情人节之后是“龙抬头”，这些往年热热闹闹的节日，今年变得冷冷清清，大家只能宅在各自家里消磨着时光，焦心地等待疫情结束。随着一个个春日里的节日过去，转眼已到惊蛰时节，农村大地万物复苏，早该是谋划一年生计的时候，“一年之计在于春”，再错过就要等来年了！然而，对于农民兄弟来说，今年特别难，要是在往年，春节刚过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踏上东去或者南下的列车，直奔城市的企业
工厂
，
今年却突然遇上疫情，四处封路设卡，人人出不了家门，而且，因为疫情的停工歇业，城里那个工厂是否还能继续都成了问题，对很多农民工兄弟来说，或许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原来那个工位上，去重复以往
年复一年的日子！所以，农民工兄弟们眼前的焦虑，是一天胜过一天，这是可以想见的事情。来自农村的我
，
总在思考一个问题：
都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为什么农民兄弟如今身在家乡，却有如此心系远方的焦虑呢？答案当然在于城乡二元发展格局下的“打工经济”，如果不破除这个格局，实现农村从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的转型，农民兄弟的这种焦虑将会继续下去！
论及如何打破城乡二元发展的格局，大城市化是一种十分时髦的观点，通过发展大城市把农民赶进城，既有规模经济，又能实现真正的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似乎一切都那么完美！然而，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按照这个思路走过来，这样的美好却没有如期出现，倒是造就了越来越严重的城乡人口钟摆式迁徙。今年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让农村流动人口“摆”回农村之后，无法及时“摆”回城市，形成两个奇特现象：一方面城市工厂复工找不到工人；另一方面大量农民滞留乡村找不到工作。于是出现很多所谓“硬核”做法：城市政府或者企业包飞机、包高铁到中西部地区接回农民工！很多人褒奖一些地方政府或者企业的这种开先河的做法，但是我却在这种褒奖后面存在着种种担忧：这不是一个值得夸奖的好现象，因为它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许多发达地区的城市产业结构，几十年没有完成转型升级，仍然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农民工断档对产业发展形成毁灭性打击，所以不得已要包飞机、包高铁抢民工；二是许多中西部地区农村产业结构仍然是单一农业，无法提供就业岗位，农民的收入增长依然依赖跨区域外出打工，一旦这条道路被疫情阻断，基本的生计都成了问题。所以，
包飞机、包高铁接民工返城复工，不是什么“硬核”，而恰恰是“软肋”！
大城市论者经常抛出三个理由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一是农村衰退是必然的，农村人口走向城市是趋势；二是大城市才有规模效应，资源配置到大城市才有效率；三是政策控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总是失效，无论国家如何控制大城市发展规模，还是不能阻挡人们奔向大城市的脚步。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我看来，这些论点存在两大谬误：
一是没有历史观。
中国的城乡差别是规律使然吗？当然不是！我们都知道，建国后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我们用差不多30年的计划经济手段，依靠行政力量将大部分的农村剩余用于城市建设，奠定了城乡差别的基础；然后随着市场取向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再用40多年依靠市场机制扩大这种城乡差距，才让我们看到今天的农村衰退愈演愈烈的现实。现在农村劳动力往城市跑，不是什么追求美好生活的结果，而是农村要素被城市定价造成的无奈，城乡差距是历史形成的，如果不顾历史事实，却把它当作了历史规律，对中国的发展将十分有害；
二是颠倒因与果。
农村人往城市跑说明控制大城市的政策无效吗？先得问问我们是如何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最常见的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就是设置农村人口落户大城市的门槛。大概就是因为无论怎么设置门槛，我们都看到很多农民会想办法进入大城市的缘故，才有一些专家学者关于大城市趋势是控制不住的观点。但这显然是因果倒置，我们将绝大多数资源用于建设大城市，然后对农民进城设置门槛，这被理解成控制大城市发展，显然是不恰当，也是控制不住的，因为人都是理性的，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别那么大，这就决定了人口的流向。真正控制大城市应该是在政府公共资源的配置上去控制，如果今天中国有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城乡有相对接近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条件，人口流动的走向才能够说明究竟什么是趋势！
如果不走大城市化的道路，中国有什么办法让农民走出”钟摆式迁徙”过上好日子吗？我认为，
最理想的道路是以发展城市群、城市圈的思维，构建大中小城市协同的城市网络！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得先从概念说起。我们知道，所谓城市，是一个空间聚落，在历史上是先有用于防御的“城”，后因为要满足“城”里的生活需要才有了“市”，随着“市”的繁荣进而发展出为“市”交易的产业，造成人口聚集，成为今天所说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走大城市化的道路，就是指把一个城市做得很大，人口很多，就像有人主张的把上海建成5300万人口的城市那样。怎么建呢？一般的做法就是从城市中心开始，不断摊大饼式的往外拓展，一圈又一圈，城区的范围不断增大。中国的大城市基本上是这样建起来的，许多如今的大城市在20年前只有一环二环，如今都有5环甚至更多环了，这就是大城市发展的思路。
如果我们讲城市群，那就不是大城市的概念了。因为“群”不是个体，要有很多个体聚在一起才能称为“群”。
城市群就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聚集着数个城市，这些聚在一起的城市，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又有相互的关联性，城市之间形成分工合作的关系。
我们说长三角城市群，就不单单是上海这个大城市，而是在包括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在内的一定空间范围内的10多座城市形成的“群”，显然，
发展城市群跟发展大城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发展大城市往往强调的是“规模效应”，而发展城市群更强调城市之间的“协同分工”，思路是不一样的。
现在是分工的时代，城市之间形成的分工合作关系所带来的“协同效应”，比“一城独大”的“规模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大得多。
最近网络上不少比较江苏与浙江的文章，似乎对浙江的褒奖要远远超过江苏，不管是这次防疫还是疫情之下的复工举措，似乎浙江都是领先于江苏的硬核榜样。但在我看来，浙江和江苏是长三角地区两个各有千秋的发达省份，地理虽相近，发展道路却不同，这种不同在早前的“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区别中已经得到很好的体现。
从城市化道路来说，浙江是“省城独大模式”，杭州在浙江的地位远超过南京在江苏的地位，这就是人们常常对浙江津津乐道的一个原因，其中还产生了一个专门的词叫做“省会城市首位度”！江苏走的则是“城市群模式”，沪宁线上短短的300公里距离，摆着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5个城市，经济实力最小的镇江，人口只有不到320万，GDP总量却在4000亿以上，更不要说苏州、无锡了。
因此，尽管江苏与浙江的地理面积相差无几，但要比GDP总量、人均量、公共预算收入、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等，浙江离江苏还是有不小差距的。再进一步比较就会发现，浙江是靠以家庭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起家的，因为家族式的私营企业规模相对较小，选择的产业基本上也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因为这样的产业选择，专业型市场变得非常重要，所以造就了“义乌小商品城”的辉煌。同样在今天， 还是因为浙江轻工业产品需要聚合销售的特点，象原来“义乌小商品城”这样的专业型市场，在互联网时代就演变成阿里巴巴这样的电商平台，所以有人说，在互联网时代浙江比江苏早了一步，其实并不说明浙江的优势，而只是历史原因使然。江苏由于是靠以集体社队企业为主的“苏南模式”起家的，集体企业规模比家庭私营企业大一些，所以江苏的产业结构以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制造业为主。江苏省的现代制造业水平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在这次疫情中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中得到了非常好的展示。浙江和江苏产业结构上的差异，导致两个省有诸多不同：
浙江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产业发展，需要包飞机和高铁去西部地区拉民工，江苏资金密集型的现代制造业对普通农民工的需求就不是那么急切；浙江做得大多是轻工业产品，只需要城市之间的产品分工，比如海宁做皮革，嵊州做领带，不太需要城市之间的产品内部分工，而江苏做的大多是现代重型制造业，就需要有城市之间的产业内部分工，比如镇江做的很多零部件，是为南京和苏州等城市的整体组装服务的，城市之间的协同在江苏显得非常重要；浙江家庭式的私营中小企业比较多，而江苏现代公司制的大型企业比较多，所以江苏GDP总量大，但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就要比浙江少很多，这就是很多人说浙江藏富于民，江苏政府有钱的重要原因。
从浙江与江苏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城市群的发展有不同的模式：
浙江以杭州为核心，省城独大，可以称之为“轮轴型城市群”，由一些骨干城市围绕省会城市这个核心来布局经济发展，省会城市就像一个平台，聚合着各个骨干城市的经济力量；江苏省的地级城市如苏州、无锡、常州，不是围绕南京转，个个实力非凡，号称“十三太保，散装江苏”，可以称为“马歇尔式城市群”。
由此看来，区域城市化发展模式并不止一种，没有必要在全国强行推动“大城市化”道路，各种不同的城市群发展模式，都有其清晰的历史路径依赖。
但是，
无论何种城市群发展模式，除了需要骨干城市之外，都需要大量的小城镇作为支撑，这倒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大城市论者喜欢用东京来证明大城市化的正确性，但是如果看看这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就会发现，东京都核心区的人口910万，外层的东京市（底下管着好多个城市）人口1370万，再外一层的叫做东京都市圈，人口则有3700万，象埼玉、千叶、横滨、神奈川都囊括在内。因此我们看到
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城市圈”，这是一个圈层结构，由核心城市、骨干城市、中小城镇组成。我们今天可以把长三角看作是一个城市圈，核心城市是上海，骨干城市是长三角的其它十几个城市，而最外围的则是众多的小城镇。长三角之所以发达，关键是因为在核心城市和骨干城市底下，存在无数的小城镇，可以源源不断向它们输送物质资源，最终汇聚出巨大的动能，实现区域经济的持续繁荣！
从概念上说，如果中国今天的城市化道路选择只建设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那叫“大城市化道路”，就是把某一个核心城市建得大大的，一环又一环；如果我们选择的是建设“城市群”，就不一定要扩大某个核心城市的规模，而是要让众多骨干城市能够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形成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就像现在所说的“长三角一体化”；如果我们选择的是建设“城市圈”，那除了要注意在城市群建设，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加强外围的小城镇建设，以提升各骨干城市的能力，这样才能提升城市群的竞争力。比如说，要是没有昆山、常熟这样的县级城市做支撑，就不会有苏州的城市实力，那长三角城市群的能力也就要弱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