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目前经济领域当中非常有影响力的奖项，从获奖的经济理论当中我们可以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动态，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现在许多获奖的经济理论都已经写进了我们经济金融专业的教材当中，本系列将把1990年以来的诺贝尔经济学获奖理论作一个介绍，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找相关的书籍进一步研究。
1990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把该年度的经济学诺贝尔奖授予美国三所大学的三位教授，即纽约市大学的哈利·马克维茨、芝加哥大学的莫顿·米勒和斯坦福大学的威廉·夏普，以表彰他们在金融经济学中所作出的先驱性工作。
马克维茨的贡献主要在于开创了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理性投资者进行资产组合投资的理论和方法。在此之前，虽然人们凭经验知道，多样化投资可以降低风险，但这只是一种来自经验的肤浅认识，从而使人们对资产组合的管理一直停留在定性分析上，而缺乏精确判断不同资产组合优劣程度的量化指标。为解决这一问题，马克维茨用数学中的均值来测量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用方差测量资产的风险，这样就可以通过建立资产组合的数学模型，使人们按照自己的偏好，精确地选择一个最大程度分散了风险，并能提供最大收益的资产组合。所以，皇家科学院的评语是，他发展了一个严格陈述的可操作的在不确定性条件下选择资产的理论——这个理论已演变成进一步研究金融经济学的基础。
在马克维茨工作的基础上，夏普进一步发展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简称为CAPM)。CAPM的进步在于，夏普不是用证券收益率的方差作为对资产的风险度量，而是以证券收益率与全市场证券组合的收益率的协方差作为资产风险的度量，具体说就是，以现在股票市场上人们熟悉的β系数作为度量资产风险的指标。这不仅大大简化了马克维茨模型中关于风险值的计算工作，而且可以对过去难以估价的证券资产的风险价格进行定价。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基金会对他的工作评价为，CAPM走出了从微观分析到金融资产价格形成的市场分析的关键一步。
如果说马克维茨和夏普的工作是集中于对金融市场供给一方即投资者行为的分析，那么，米勒的工作则是由于对金融市场需求方即企业的融资行为及其与企业市场价值的关系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而与他们一道分享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具体说就是，他(和1985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莫迪尼亚利一道)提出了所谓的MM定理。该定理的核心命题是说，企业的融资结构与企业的市场价值无关。由于这一命题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而现实大量的事实则表明，每一个企业无不在为自己的资本结构及融资政策作出不同的选择，以使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化。正是这一理论与实践的悖论，促使众多的经济学家对企业的融资行为和资本结构进行大量的研究，从而产生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而沿着这一思路所进行的研究，目前已成为经济学的前沿课题。所以，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评价是：MM定理已成为企业融资理论和经验分析的自然基础。
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最终被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科斯教授摘取，其原因是“他发现和澄清了交易费用和产权对经济的制度结构和通行的意义”。这一评语可以说高度概括了科斯对经济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在以前，西方占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解说，存在很多不现实的严格假设，其中之二就是假定交易费用为零和产权既定。就是说，它们在理论上描述市场经济运行时把这两个对运行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假定掉了。虽然它们由此建立起了严密的理论体系，并严格证明了市场价格机制对资源最佳配置的有效性这一古老而核心的经济学命题，但是，正如科斯所说，这是一个远离现实世界的而属于经济学家头脑中的世界。现实世界是，交易费用不仅为正，而且巨大，这时产权就不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有重大意义的因素，同时，由于交易费用昂贵，使得上述的帕累托佳境难以达到。这就是所谓科斯定理的核心思想。显然，科斯这一发现，对一直宣扬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万岁的传统经济学理论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战。所以，本世纪后半期经济学的许多进展都是与科斯的这一基础性的贡献分不开的，例如。新产生的产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法与经济学、现代企业理论，等等。可以预见，下世纪的经济学的一些发展也将与他的贡献有关。
1992，瑞典皇家科学院鉴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加利·贝克尔教授“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把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
贝克尔认为，一个人虽然在不同的社会领域中活动，但他的行为遵循同样的原则，从而可以用统一的行为模型分析人类行为在不同社会领域中的不同方面或者不同表现。而这个同样的原则和统一的分析模型就是经济分析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具体讲，(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人类偏好稳定和市场均衡三个基本假定。为此，贝克尔运用这一经济学方法，分析了人类社会中非经济领域中的人的行为，例如，社会中的歧视行为、犯罪行为，家庭中的结婚和离婚以及生育行为，社会中的利他主义，等等。他的这些分析不是简单地用经济学方法来注解其他社会科学对非经济行为分析的成果，而是由此分析，产生了许多与传统看法不符的结论。
贝克尔对经济分折方法的扩展，不仅使得社会科学在解释各种人类行为时有了一个更强有力的统一的分析工具，并由此创立了许多新兴的边缘学科，如时间经济学、犯罪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而且，这一扩展对经济学本身来说也是较有启发意义的，这就是在分析人类的经济行为时，需要在个人的效用函数中纳入更多的变量包括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变量，从而才有助于提高经济理论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力和预测性。
1993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福格尔和道格拉斯·诺斯，以表彰他们把经济学理论用于对经济史研究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福格尔杰出贡献主要表现为把占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与计量经济学相结合，用以重新解释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其代表作主要是1964年出版的《铁路与美国经济的增长：经济计量学史论文集》和1974年与他人合作出版的《为非作歹的时代：美国黑人奴隶制经济学》。前者否定了关于铁路在19世纪美国经济中起巨大作用的传统观点；后者，则再次否定人们长期持有的正统观点：即奴隶制是一种无效率的和不盈利的制度，以致于只有像南北战争这样超经济力量才能将之摧垮。两书出版均在经济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如果说福格尔的主要贡献，是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工具重新解释美国经济史，从而改写了美国经济史学，那么，诺思的主要贡献则表现为，运用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分析西方经济史的新的理论框架，即运用现代经济学中理性选择假设、交易费用、公共产品、相对价格等分析工具，构建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新经济文学理论分析框架。其代表作是《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他的基本结论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健，而要保持经济组织有效率，则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明确产权，以便造成一种激励，使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有人说，他们在经济史学界发动了一场革命，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结构、制度变迁与创新为主轴的新经济史理论体系，用以解释西方世界何以兴起的真正原因，得出了与传统思想大相径庭的观点：即美国和西方世界兴起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技术，而是有效率的组织，从而有效率的产权和制度安排。由于他们的这一开创性工作，使他们成为近年颇受经济学界青睐的新经济史学领域中的主导人物。
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博弈论专家：即美国鲁林斯顿大学的约翰·纳什教授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约翰·海尔萨尼教授、以及德国波恩大学的瑞思哈德·泽尔藤教授，以表彰他们把博弈论用于经济分析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1950和1951年，年仅二十二、三岁的数学博士纳什发表了三篇划时代的博弈论论文：《N人博弈的均衡点》、《讨价还价问题》和《非合作博弈》，为合作博弈论和非合作博弈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后者是最主要的。因为他在一般意义上定义了非合作博弈的均衡解，井证明了均衡解的存在，这就为非合作博弈论奠定了基础。他所定义的均衡现在称作“纳什均衡”，如同瓦尔拉斯均衡一样，已成为经济学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专业术语。
但是纳什均衡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一个博弈可能有不止一个纳什均衡；第二，它把其他人的战略当作给定的，而不考虑一个参与人的选择行为对其他参与人的彤响；第三，它假设，所有参与人都知道博弈的结构、规则和参与人的效用函数，即信息是完全的，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上述三个问题，分别由泽尔腾通过定义“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和海尔萨尼通过定义“贝叶斯纳什均衡”而给予了解决，从而使得博弈论不仅可以分析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而且还可以分析动态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由于他们的这些基础性工作，使博弈论很快在经济分析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并极大地推动了传统经济学的发展。
199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教授以其在理性预期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对他的评价是，他的研究“改变了宏观经济的分析，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
所谓理性预期，是指经济当事人为了避免损失和谋取最大利益，将设法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信息，以对所关心的经济变量在未来的变化作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期。根据理性预期假说，卢卡斯批评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只能靠一时欺骗公众才能得逞，但是，公众是不会长期受骗的，一旦公众形成了理性预期，则任何政策都是无效的。所以，卢卡斯认为政府应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一旦公众认为这项政策完全可以信赖，他们就会迅速对自已的行为作出相应的调整．从而，一般物价水平就会趋于稳定，而失业不会增加，生产不会下降。因此，有人把卢卡斯的理论视为对宏观经济学的一次新的革命。
虽然从形式上看，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是对宏观经济学的革命，但从实质上看，它不过是自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理性假说和自由主义思想的恢复和发展。所以，有人把卢卡斯的得奖看作是1994年博弈论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95年的余音，不是没有道理的。
1996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的威廉·维克里教授和英国的詹姆斯·米尔利斯教授，以表彰他们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激励理论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实际上，人们早就认识到现实经济生活中到处存在着不对称信息现象，即交易双方总是有一方拥有对方不知道的私人信息．而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就可以在交易中策略性的利用这种信息优势损害对方，为自己谋利。由于不对称信息存在，使得实际的市场交易情况完全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理论所分析的完全信息下的市场均衡，从而帕雷托效率也就难以达到。虽然不对称信息所产生的效率损失问题早就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但是一直未有一个较好的分析方法。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通过引入“激励相容”等概念，把不对称信息问题转化为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问题，从而给这一问题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分析途径。具体说就是，维克里通过对拍卖制度的分析，发现第二拍卖价格制度和英式拍卖制度能够激励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吐露真情，从而是有效率的，米尔利斯通过对如何设计最优所得税结构问题的分析，发现一个边际税率递减的税收制度，更能激励纳税人积极工作。由于他们的开创性工作，使得这一问题，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名义下，成为目前十分前沿的研究课题。
1997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哈佛大学的罗柏特·默顿和斯坦福大学的迈伦·斯科尔斯教授，以表彰他们及已故的布莱克教授在期权定价理论和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研究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期权，是一种交易合约，它规定期权购买者有权利但无义务，在未来某一时间以事先约定的价格买进或卖出一定数量的商品或金融资产如股票。为了取得这种权利，买方必须向期权的卖方支付一定的金额，即期权的价格。如同其他市场上的价格问题一样，期权定价也成为研究期权市场的核心问题。在他们之前，虽然早有人研究，但是，那些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期权定价公式不同程度地要依赖于股票未来价格的概率分布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而这两个因素是无法观察或难以正确估计的，这就极大限制了该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1973年布莱克和斯科尔斯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对期权定价理论具有革命性突破的论文即“期权和企业债务的定价”一文，给出了欧式股票看涨期权的定价公式，即现在人们所称的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在公式中，他们成功地把决定股票期权价格的因素限定为能够观察到或易于计算的因素，即无风险利率、期权有效期、履约价格、股票市价和股票价格的波动性等，这样，就为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方便而可以精确地计算期权价格和控制风险的方法和手段。之后，默顿在布莱克一斯科尔斯公式的基础上对期权定价模型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和推广，使模型更接近现实，以适用于更广泛的金融衍生商品和更宽泛的经济领域。
期权定价理论和公式，可以说是最近二十几年来金融经济学领域中最为重大的突破和最卓越的贡献；它不仅为金融衍生市场近十多年的迅猛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理论基础，而且它在经济生活多个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将为全球金融业的未来发展带来一场革命性的变化。
目前在英国剑桥大学执教的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迪亚·森教授，由于对福利经济学的诸多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而荣获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第一次授予一位亚洲人。
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在社会选择的一般理论上对阿罗的不可能定理的突破性研究。我们知道，1972年诺贝尔奖得主阿罗在50年代就指出，民主社会通行的多数规则，实际上存在“投票悖论”即循环投票，那么，能否设计出一个消除循环投票的方案呢?阿罗的结论是：根本不存在一种既能保证效率，又能尊重个人偏好的，并且不依赖程序的多数投票方案。这一不可能定理自提出后，一直成为福利经济学研究中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阿马迪亚则在60年代末70代初对不可能定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发现，在所有人都同意其中一项方案并非最佳的条件下，阿罗的投票悖论就可以迎刃而解。同时他还证明了，个人自由与帕累托原则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其次是，他创建了全新的关于福利、平等及贫困的指标，这些指标受到国际经济界的高度重视和应用。最后是他对贫困和饥饿的深情关注和研究，并得出了与常人不同观点。例如，他坚信，饥荒的真正根源不是粮食供应不足，而是制度。用他的话来说，当个人免于饥荒的权利被剥夺后，即使粮食丰收，对他仍无济于事。而一个人免于饥荒的权利来源于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其中，他尤其强调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所造成的饥荒。可以看出，阿马迪亚·森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把经济学引回了对人类的深情关注，使经济学更具有人文性。
1999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罗伯特·蒙代尔，以表彰他对不同汇率制度下宏观经济稳定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分析，以及在最优货币区域方面的分析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1963年蒙代尔发表了《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一文，在该文中他通过引入外贸和资本国际流动因素，对凯恩斯理论的IS—LM模型进行扩展，分析了开放条件下不同汇率制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同效应，即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由于中央银行有义务捍卫规定的汇率水平，一国为稳定经济而采用货币政策是徒劳的，而运用财政政策则是非常有效的；但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则相反，由于名义汇率由市场决定，中央银行不必对外汇进行干预，这时财政政策不再有效，而货币政策则是更为有效的。蒙代尔的另一贡献是在1961年提出的最优货币区域理论。该理论定义的最优货币区域是：相互之间的移民倾向很高，并可以保证当其中一个地区面临不对称冲击时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区域。他的理论已成为目前分析共同货币的基础，并且，随着欧元的启动，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现了他的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的价值。
由于蒙代尔的这些贡献是早在大多数国家仍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60年代就提出的，所以，他的理论很具有前瞻性，启发了后来的学者对该类问题的研究；直到现在，他的理论仍然构成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核心。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正式授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赫克曼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丹尼尔·麦克法登两位教授，以表彰他们俩在微观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上的突出贡献。他们设计出研究人们生活方式决策的分析方法，已经在经济学及其他社会学科广泛地用于个人、家庭与企业的统计分析中。这些理论与方法对于教育训练计划、城市运输系统和老人住房等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随着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微观数据的应用随之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统计问题。特别是由于那些非实验性数据本身所固有的限制，研究者通常只能观察某些变量的特定个体或家庭，因此这一不是随机抽样的样本不可能在总体中具有代表性。即使样本有代表性，影响个体行为的一些特征仍然不能够被观察到，这使得解释个体之间的某些差异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而200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是在这些领域填补了理论空白，他们俩各自提出了与这类微观数据分析相关的一些基本统计问题的解决方法，推动了经济计量学理论与方法向前发展。
赫克曼对微观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上的贡献在于，他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了解决多种不同抽样问题的方法论；特别在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的解决抽样偏差和自我选择问题的理论与方法，对于实证研究经济学乃至社会学问题都具有广泛而又深远的意义。
麦克法登的最突出贡献是，他发展了对离散选择问题的分析———即解决有限的一组相互替换个体选择问题的经济理论与计量经济方法。麦克法登研究中最闪光的地方是将经济学理论、统计学方法和经验应用结合起来的能力，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愿望。
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的3位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彭斯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同获殊荣。他们将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94.3万美元)的奖金。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这3位经济学家是因为他们“揭示了当代信息经济的核心”。
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是万能的，通过自由竞争可以实现市场资源的自由配置。但这是以市场交换无摩擦为假定前提的。而越来越多的人在经济生活中发现，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存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未必能带来最高的效率。这种现象引起了阿克尔洛夫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