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到了最严重的时候，才是解决的最佳时机

关于道光皇帝节俭的笑话，我讲过好几个，今天再说一个《清室外纪》里的。

话说有一回道光把内务府的人叫来，说自己想吃“粉汤”。太监一听，这是大事，得好好办。过了几天，内务府报上了方案，道光傻眼了， “经费六万两，常年费尚须一万五千两” 。

为什么要这么多呢？方案里也写得很清楚， “须另盖一厨房专人司之” ——皇帝要喝碗汤，结果内务府给的是《御膳房关于从制度层面解决“粉汤”安全问题的管理办法的请示》。

道光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可还是不死心，出了个主意：“朕知前门外有一饭馆，能做此汤，每碗只售四十文耳。 每日可命太监往购之。 ”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内务府还能不办吗？可有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太监们有一万种方法对付皇帝——过了几天，内务府“复上言， 前门外之饭馆已关闭 ”。

过去，大家解读此笑话时，总是归咎于内务府贪腐，但这却是冤枉了。皇帝想吃新鲜玩意儿，刚好是太监们拍马屁的时候，你明知这个皇帝节俭，还给上了“六万两银子”的“整体解决方案”，这是存心不让皇帝吃啊！

敲黑板，公务员考试划重点： 如果你不想解决问题，你就要从体制入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你想解决问题，你就要从实际出发，一切实事求是。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在《 为什么明明可以，领导们就是不愿直接把事儿给办了？ 》一文中，引用了金庸在《鹿鼎记》里写过的一个御膳房的规矩。

韦小宝得到了一头“茯苓花雕猪”，想乘机向康熙拍马屁，可下面的小太监却阻止了他，原因有二：

第一、凡是希奇古怪的食物，是不能供奉给皇太后、皇上和贝勒、公主们的。倘若吃了有一点儿小小乱子，大伙儿有几颗脑袋？

第二、要是皇上吃得对了胃口，下了圣旨，命御厨房天天供奉，大家可只有上吊的份儿了。

从这个角度看，原因就很明显了。平常人吃饭，重点是“吃饱”；有钱人吃饭，重点是“吃好”，可皇帝吃饭，重点是“安全”——想要给皇帝下毒的人，不在少数，就算是吃坏了肚子，也有一帮人要掉脑袋。

所以 皇帝吃饭必须是个“系统工程” ，从食材准备到最后上桌，不能有任何差错。对于具体承办的御膳房太监，肯定希望皇帝最好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吃一样的东西，最安全。

他们不想让皇帝吃上“粉汤”，可又不能明说，干脆报上一个“天价粉汤预案”，你心疼银子，最好不过；万一真的通过了，银子多了好办事，冒一点风险也是值得的。

越是重要的东西，越是要“上系统”去保证——出了问题也比较好推卸责任，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皇帝说可以到“前门外饭馆”买来，可他说得越轻巧，内务府的人就没有办事的积极性。“粉汤”这种平常东西， 就属于 风险高、收益低的任务了 ， 办成了也没什么功劳，万一 真的吃出问题来，那可真比窦娥还冤。

从这个角度，我想起内务府另一桩更有名的“冤案”——十两银子一个的鸡蛋。

从乾隆到光绪，内务府的鸡蛋从十两银子一个涨到了三十两银子，而民间的价格一直稳定在五文钱，相差几千倍。这个笑话的版本，从乾隆被蒙蔽，到道光和光绪吃不起鸡蛋，历来被认为是内务府贪污所致。

其实，皇帝没那么傻，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道光和咸丰两朝，皇帝都曾专门调查此事，但最终也都不了了之， 为什么这么多皇帝，就是解决不了一个“鸡蛋采购价格”的问题呢？

内务府的鸡蛋贵，肯定有贪污的因素。但从情理上说，贪污总是从那些用量大且不易被察觉的方向入手，比如牛羊肉一类的食材，哪有把五文钱的鸡蛋涨2000倍这么显眼的？所以我猜测，贪污并非是主要原因。

最大的原因大概还是前面说的“系统工程”，各种安全、礼仪、还有各种 无法入帐的隐性开支 摊进去后，鸡蛋的价格就一飞冲天了。

当然，相比其他食材价格，鸡蛋价格还是高得离谱，还有一个原因。因为鸡蛋是有壳的，品质不如其他食材那么好控制，内务府存心不想让皇帝多吃。

虽然十两一个的鸡蛋已经成为一个大笑话，但内务府只能硬着头皮把“戏”唱下去。食物中毒虽是个“黑天鹅事件”，但饭是天天要吃的，再小的概率积累起来，早晚要出点事，在安全上花钱，就算是冒了被认为是贪污的风险，也是值得的。

当然，说内务府没有贪，肯定也不对。鸡蛋成本高，可一两是高，十两也是高。反正都有办法说通，不如多一点“调节费用”的空间，这空间一大，自然也更容易被人钻空子。

前面说，道光和咸丰，皇帝都严查过，最后的结果不了了之，因为皇帝一旦弄明白其中的道理，都会面临着一个选择， 到底要“安全的皇宫”还是要“廉洁的皇宫”？

所有的官僚系统都有一个特点， 一段时间只能有一个目标，大家劲往一处使，最终是物极必反。 如果把内务府逼急了，难免有人投“上”所好，拼命节省费用，最后弄出安全事故，倒霉的还是皇帝自己。

很多时候，你只有理解了官僚机构的这个特点，才能理解他们的一些奇怪的行为。

现在很多地方在搞“网格化”管理，就是把辖区划分成一个个网格状三级单元（镇、村、组），所有管理事务都要全方位、实时地进入数学管理系统后，才能办理。

“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提高管理的效率和透明度，但武汉大学的一位社会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乡镇调研时，发现了很多“网格化”在实际运作中的问题。

比如电线杆上的小广告，以前都是村干部或者保洁员负责，看到了，撕了就完了。可现在不行，得 “上网格”，先拍个照，传到系统里，然后让平台处理、派单，一级级地下派。实际上最后还是这个人撕，但中途转了一大圈。

听上去有点像段子，但这恰恰代表了 行政效率改革的方向——让体制的力量去制约人的因素： 好处是尽量减少“坏人作恶”，这些事以前很多基层都是在敷衍，但坏处是行政成本高，无法调动“好人”的积极性。

我们前面说过， 系统化，在一个官僚体系中，往往会改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以前没有“网格化”，山高皇帝远，有些事，下面不愿意上报，免得横生枝节；而上面的人其实也不想了解下面的情况——了解你就得处理，可基层事务的处理结果，不是群众不满意，就是上面不满意，怎么做都是错。

现在有了一个实时的系统，人人都无法逃避责任，那就好好执行吧，三大原则： 第一别犯错，第二别犯错，第三还是别犯错。

至于行政成本高，那是另一件事。 一旦这个成本高到系统无法承受的地步，上面自然会有解决方案。 可要是现在说，那就有消极对抗上级要求的嫌疑。

所以官僚体系也有一个“东方不败的智慧”—— 危机一定要到最严重的时候，才是解决的最佳时机。

其实吧，官僚体系内都是精英，办法永远比困难多，但一定要靠危机“倒逼”。回到前面的例子，以内务府掌握的资源，什么危机化解不了呢？关键是值不值得。 御膳房的“危机”来源于皇帝对某种食材的偏好，而具体怎么解决，要看这种食材的“需求弹性”。

所谓“需求弹性”就是人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像“粉汤”这种小吃，没有就没有了，需求弹性大，简单直接地用“六万两银子”的天价，彻底消灭了这个需求；

鸡蛋嘛，不可没有，但少吃一点也无妨，就用“十两银子”的高价格抑制需求；

但像牛羊肉这类大宗食材，缺少了就会损害皇帝的体面，属于“刚性需求”，再贵也要用。它的用量大，定价太高就很容易出现账面亏空， 一旦供应不上，后果就很严重，很容易引发危机，从而“倒逼”内务府只能想办法加强食材的安全管理，而不是“用定高价的方法抑制需求”。

到这儿，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内务府解决皇宫食品安全问题的三大法宝 了：

第一、大幅提高准入 标准 ，淘汰不好管的食材；

第二、严厉打击小摊小贩；

第三、从系统上根本解决问题——哪怕皇帝吃不上“ 汤粉 ”

当然，老官僚们偶尔也会遇上新问题。

乾隆四年的一天，工部上奏修理太庙里面的“庆成灯”，想领银三百两，这个申领夹在了当天上报的几十件大事中，相当不起眼。

可乾隆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修个灯，用得着三百两银子吗？工部官员赶紧解释：这是预支银，用不了还要还回来。

这个回答倒是滴水不漏，可皇帝就在这儿等着他们呢。乾隆把历年工部的账目翻了出来——说是预支，可从来就没见你们还过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