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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你知道这句话背后真正的内涵吗？
中国古代对于大学的理解集中体现在《礼记·大学》中，古人认为大学的宗旨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此所谓“三纲”；而实现此一宗旨的途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所谓“八条目”。可以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解释为一种并列关系，而修身实处于“八条目”之中枢地位。它既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终点，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而无论“三纲”还是“八条目”，它们都最好地诠释和体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因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实可以被称作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大学传统精神。
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古人对于大学的理解自成体系，且千百年来一以贯之。所谓自成体系，是指对于大学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有一整套的理解和实践。所谓一以贯之，是说古人对于大学的理解和实践相对稳定，其间，枝叶增减时或有之，而其精神，千古传承。
在我国古代，“大学”一般写作“太学”，又称上庠、东序、右学、东胶，是官办的教育王公贵族子弟的地方。它是古代的高等教育的机构。而古人对于大学的详细论述，则集中体现在《礼记·大学》篇中。《礼记·大学》成书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依据孔、孟的“仁政”思想编写而成，反映了儒家关于教育的主要观点，是我国古代关于高等教育的经典著作。《大学》分“经”一章和“传”十章，涵盖了儒家对其教学原则、修身路径、政治理想等内容。这些内容是汉以后一直到清历朝历代大学教育的指导。
据《礼记》，古人对于大学的具体理解有两种：一种是指与小学相对的学制。它是大学最初的含义。始于周朝。《礼记》记载：“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朱熹解释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子从大学小学对比的角度，指出古代的小学主要教授的内容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等基础知识，类似于今天中小学的基础教育；至于大学，其主要教授的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是儒家的高深学问和实践。
第二种是把大学理解成“大人之学”。还是朱熹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所谓“大人”，是对具有官爵的人的尊称。其本意是指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才干的官员，而“小人”“小可”“兄弟”等是这一称谓的对称。这一用法，为今人所熟知。
经小学的基础教育，学生十五岁而入大学，学习修己治人之道，学习如何参与社会管理，如何参与国家政治。这是为政之学。它是需要达到一定年龄才可以理解和把握的，其中心目的是成就儒家的完善人格。
尽管古人对“大学”的理解有上述两种，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其教学内容、培养目标，路径方法则具有一致性。二者只是程度的区别，而无本质差异。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开门见山，明确指出了大学的宗旨是“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此三者是古代大学教育的总纲，统称为“三纲”。它同时也是古代圣王“继天立极”“垂世立教”的最高目标之所在。
“明德”是指人本身的德性。其生而有之。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中的“性”，孟子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所谓“不忍人之心”，都可以看作是“明德”。朱熹在《大学集注》中说得透彻：“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随明之，以复其初也。”就是说，“明德”与生俱来，但却容易被后天环境所改变，会被“客尘所闭”，所以教育的作用是使“明德”彰显，找回自我，回复本真，返回到其先天至真至善的境界。这就是“明明德”。在这里，第一个“明”是名词用作动词，是“使之明”。“明明德”就是“使明德明”。这是大学教育的首要目标。在这里，明德类似于佛家的佛性、自性，类似于基督教传统里上帝造人时吹入人的鼻孔里的灵。而“明明德”，就是回复人本来既有的佛性、自性，远离罪性，洁净自己。用现代的启蒙话语来说，就是点燃、照亮自己的德性，把自己从被蒙昧、被遮蔽的状态中超拔出来。用通俗的话来说，也可以表述为“发现良心”。
由此可见，人性本善既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前提和预设，也是儒家教育思想的信念。孔子的“有教无类”“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即是这一前提和信念的结果。。
当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三个要素放在一起的时候，大学的宗旨便十分清楚了：首先内修自身“明明德”，然后推己及人，通过“亲民”“新民”，引导百姓“明明德”，最后共臻于“至善”境界。
但人自身的惰性，或者说人自私的基因决定了“明明德”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和一劳永逸的，至善也许是永远达不到的彼岸世界，因此“明明德”和“新民”“亲民”的过程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实现大学“明明德”“新民”和“止于至善”这一目标或通往这一理想的具体做法则是所谓大学“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八条目，犹如八级台阶，自下而上，拾级而升。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明明德”的具体方法，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途径。
《大学》“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说明了四者之间的次第关系。天下万物，皆有来自，皆有去处。“格物”就是要对事物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探个究竟。类似于今日所说的“求真理”。探得究竟的“格物”过程就是“致知”的过程，探得的这个究竟就是“知”。对天下万事万物都下这样一番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功夫，对于世界的认识就会达到“通会”的境地。到这一步，大约是说得到了真理性的认识。
或问，对天下万物都下一番格物的功夫是可能的吗？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近代以前，尚没有今日科学的概念。古人所谓知识，大体是可以穷尽的。所以才有儒家以一物不知而为耻的说法。但儒家的目的不在于获得真理性的认识。王阳明说：“真知必行，不行不为真知。”在获得真理性的认识后，自己行为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指向自己的，是所谓诚意、正心；一个是指向外在的，是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如两千年以后的马克思所认为的哲学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认识世界，更在于改变世界一样，两千年以前的儒家认为人生的意义不仅要改变自己，也要改变世界。
于是，这里的“诚意”“正心”，我们把它理解成儒家读书人对自己的要求。“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诚意，就是不自己欺骗自己，就像讨厌臭味喜好美色皆发乎内心一样，要自觉地、真心实意地以实践天道为乐。而诚意最重要的着力点，乃是慎独。即使无人在侧，一人独处，也绝无一刻偏离天道，是谓“君子慎其独也”。
诚意之后，还得“正心”。“诚意”是找回“明德”，而“明明德”的目的是“使心正”，即用明德约束内心，使其纯正，是谓“正心”。《大学》云：“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愤怒、恐惧、好乐、忧患，加上爱、恶、欲，是所谓人之常情。这是人之所以被外物所感而偏离中道、天理的原因。
因此，在儒家看来，诚意，即是坚定自己的信念；正心，即是使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自己所信奉的信念。它是“修身”，是要求自己按照“应该”的样子打造、锤炼自己。换言之，“诚意、正心”，这是一个寻求内圣的过程。
《大学》云：“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即“诚意”“正心”不是目的，“修身”使自己成为不为歪理邪说所蒙蔽，所蛊惑而彰显自己的道德良心的人，才是目的。这一过程乃是“成人”“全人”的过程。它指向自己的内心生活与精神世界。如果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成人”“全人”的话，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立人”“达人”。前者是自度，后者是度人。
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仁。“仁者，爱人也。”这个“爱人”指的是“爱别人”，因此它只能体现在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因此，儒家的理想一定不是成为“全人”或“完人”，一定不是独善其身。按照王阳明的观点，成为一个什么样成色的人，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而能否推己及人，兼善天下，这不仅取决于个人。所谓“在足色，而不在分量。”因此，独善其身是在不能兼济天下的时候的次优选择。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儒家何以积极进取，何以勇于任事。
最完美的人生，在儒家看来当然是“立德、立功、立言”都完全实现了的人生。那些都在最高层面上实现了这“三立”的人，才当得起“圣人”这两个字。那些在一定层面上实现了这“三立”的人，才当得起“圣贤”这两个字的。而那些有德、有言而事功不突出的，可以理解成当得起“君子”这两个字。
三者都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最大程度上实现了的，用心理学的观点看，就是满足了马斯洛自我实现阶段的需要的人。
据《礼记》：“帝入太学（大学），承师问道。”是说帝王入太学向老师请教治国之道。这是太学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文献典籍中。时在西周。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建议，在京师长安设立太学，太学之中设五经博士职位，每名博士配备50名弟子，专门学习和研读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这是儒家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开始，也是见诸于史书的明确的关于大学建立时间的最早的记载。学界一般把这一年当作中国高等教育的开端。魏晋以后一直到明清，有些朝代设立太学，有些朝代设立与太学近似的国子学，或者同时设立太学与国子学。在明清时期，太学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俗称。
而隋唐以降，科举制度绵延千年。当这种制度把儒家思想当作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固化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它培育出了一个以儒家经义为圭臬的士大夫阶层。一方面我们承认权力对大学的控制和吸引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阶层，以修身为本，贫也无忧，富也无忧，坚定地沿着《大学》所确定的三纲八目的次第阶梯躬身实践真儒，代不乏人。从杜甫、白居易的感时伤事，到横渠四句，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乃至有宋两朝整个士大夫阶层对儒家道统的着力维护，再到元代最高统治集团对汉文化的认同，对包括赵孟頫在内的一大批汉族读书人的笼络或使用，直至王阳明、曾国藩，他们成为维系古代中国和华夏文明的中流砥柱。甚至直到民国肇始，各地新开办的大大小小的书院学堂里，那些著名的校训院训也无一不彰显着儒家的道统和信念。儒家士大夫进可以安邦定国兼善天下，退可以独善其身而齐家。孔颜乐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呈现与彰显出人之为人的大自在与大光芒。
无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所谓“三纲”，还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齐治平”所谓“八条目”，它们都最好地诠释和体现了《易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因此，如果要为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大学传统寻找一个一以贯之的精神或内核的话，我想没有比这八个字更合适的了。我们完全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大学的这一传统，支撑起了整个华夏灿烂的古代文明。
在长安建都乃千年之计，大汉繁荣至此开始
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定都，到公元904年朱温挟持唐昭宗离开，期间虽然并未一直作为京城存在，但长安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足有千年之久。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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