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机械工业出版社《创新与企业家精神》
作者：彼得·德鲁克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一个企业最大的隐患，就是创新精神的消亡。但创新不是 “天才的闪烁”，而是企业家艰苦工作的结果。
创新是企业家的典型特征，从产品创新到技术创新、组织形式创新等。而一个好的企业核心文化，能够不断激发一个企业全体人员的创新精神，使企业充满活力。
华为最推崇的就是创新，任正非曾说过：“过去人们把创新看作是冒风险，现在不创新才是最大的风险。”这就是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文化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的载体，是一个企业生机勃勃的灵魂。
那么，优秀的企业家如何掌握创新精神？以下，Enjoy：
1
创业的风险应该最低而非最高
人们普遍认为，创业充满风险。的确，在那些引人注目的创新领域中，创业的失败率非常高，成功甚至幸存的概率相当低。
为什么会这样？从定义来看，企业家将资源从低生产率和低产出效率的领域转移到高生产率和高产出效率的领域，这必然存在失败的风险。
但是，只要略有成就，其回报就足以弥补这一过程中的风险。因此，创业风险应该显著低于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所面临的风险。
事实上，当创新是正确的并有利可图时，也就是创新机会已经存在时，没有比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更有风险的了。从理论上讲，创业的风险应该最低而非最高。
事实上，许多创业型组织的高成功率足以推翻创新与创业具有高风险的普遍看法。
例如，美国贝尔系统的创新部门是贝尔实验室。从1911年前后设计的第一台自动交换机，到1980年前后设计的光缆，以及晶体管和半导体的发明、关于计算机的理论和工程工作，在70多年的时间里，贝尔实验室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功。贝尔实验室创造的这些纪录表明，即使在高科技领域创新和创业也可能是低风险的。
IBM处于快速发展的高科技领域计算机业中，虽然与电力和电子业的资深企业竞争，但迄今为止，尚未遇到重大挫败。英国玛莎百货是全球主要零售商中最擅长创业的大公司，虽然是处于普通行业中，也从未有过败绩。
宝洁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制造商，同样拥有近乎完美的成功创新的纪录。3M公司是位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中等技术水平”公司，在过去的60年中，创立了近100个新创业务和全新的主要产品线，其中4/5均耶得了成功。
这只是一小部分创业者低风险从事创新活动的例子。当然，以风险从事创业活动的成功个案太多了，绝不是纯属侥幸、天公作美、意外事件，或仅仅是运气好而已。
创业之所以“有风险”，主要是因为在所谓的创业者中，只有少数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创业者，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创业者，缺乏方法论，违背众所周知的基本原则。
确切地说，从本质而言，相比基于经济理论和市场结构的创新、基于人口统计特征的创新，甚至基于看似虚无缥缈的认知和态度（即世界观）的创新，高科技领域的创业和创新更加困难，风险更大。
但是，高科技领域的创业并非一定具有高风险，贝尔实验室和IBM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然而，它必须是系统性的，也必须加以管理。最重要的是，它应该以有目的的创新为基础。
2
有目的的创新
创新是赋予资源新的财富创造能力的行为。事实上，创新能够创造资源。只有当人类发现自然界中某种物质的用途，从而赋予它经济价值时，这种物质才得以被称为“资源”。
在此之前，植物只是杂草，矿物只是岩石而已。100多年前，从地下渗出的石油以及露天铝土矿都还不是资源。它们都是有害物质，因为会导致土壤贫瘠。青霉菌也曾是有害物质，而不是资源。当时，细菌学家在培养细菌时，必须竭尽全力保护培养基以免被青霉菌污染。
到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医生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这种“有害物质”正是细菌学家苦苦寻找的细菌杀手。自此，青霉菌才成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在社会和经济领域，情况同样如此。在经济领域，“购买力”是最重要的资源，而它是由不断创新的创业家所创造的。
19世纪初期，美国农民的购买力水平很低，因此买不起农业机械。虽然市场上有各种收割机，但不管农民多么想要，就是买不起。于是，收割机的发明者之一赛勒斯·麦考密克发明了分期付款。这样，农民可以用未来的收入购买收割机，而不是仅仅依靠过去的积蓄。忽然之间，农民就拥有了购买农业机械的“购买力”。
同样，凡是能够改变现有资源的财富创造潜力的事物，都是创新。将卡车车厢从轮子上卸下来，装到货轮上去，这一想法不涉及什么新技术。这一“创新”，即是源于一种新的认知。
这意味着，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尽可能地缩短货轮在港口信泊的时间。这项看似普通的创新，却使远洋货轮的运载能力提高了近3倍，可能也因此拯救了船舶运输业。如果没有这项创新，世界贸易40年来的巨大增长就有可能不会发生——这是所有主要经济活动当中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一项。
上述事例表明，创新未必与技术相关，甚至不必是创造一个“实物”。就影响力而言，很少有技术创新能与报纸、保险之类的社会创新相提并论。分期付款购买方式会完全改变经济。任何地方只要引入分期付款购买方式，不管当地生产力水平如何，它都能使经济由供给驱动型变为需求驱动型。
作为起源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创新，现代医院对医疗保健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医学上的进步。管理作为“有用的知识”，首次使具有不同技能和知识的人在一个“组织”里工作，这是20世纪的创新。它将现代社会转变为一个我们过去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中都没有的崭新体系——组织社会。
经济史记载奥古斯特·博尔西希是德国制造蒸汽机车的第一人，但真正重要得多的是他的另一项创新——这项创新当时遭到了同业工会、教师和政府官员的强烈反对，时至今日却仍然是联邦德国工厂的独特组织模式和联邦德国工业实力的基础。正是博尔西希发明了“师傅”这个概念和“学徒制”。
“师傅”指的是技术超群、备受尊敬的老工人，他们在管理车间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学徒制”则是把在岗实训和课堂教学结合在了一起。1513年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君主论》一书中提出的“现代政府”，以及其思想的早期追随者让·博丹在60年后主张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两项密切相关的社会创新显然比大多数技术创新影响更为深远。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社会创新及其重要性的例子，出现在现代日本。自1867年向现代世界开放门户以来，日本尽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跃成为超级经济强国和国际市场中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一直受到西方人士的轻视。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创新必须与实物相关并以科技为基础”的盛行观念。
无论西方人还是日本人，都普遍将日本视为模仿者，而非创新者。这是因为，总体而言，日本人并没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技术创新或科学创新，他们的成功源于社会创新。
由此可知，“创新”是一个经济术语或者社会术语，而非技术术语。
借用萨伊对创业的定义，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
创新是改变资源的产出效率。
或者按照现代经济学家的习惯，从需求角度而非从供给角度将其定义为：
创新就是改变消费者从资源中获取的价值和满足。
我们虽然不能构建出创新的理论，但所掌握的知识足以让我们知道在什么时间、去哪些地方、以怎样的方式系统地寻找创新的机会，以及如何判断成功的机会或失败的风险。也就是说，我们所掌握的知识足以让我们搭建起创新实践的框架。
19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发明的发明”。对科技史学家而言，这已是老生常谈。大约在1880年以前，发明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19世纪早期的书总是提到“灵光乍现”。
发明家被认为是既浪漫又荒谬的人物，把自己关在孤寂的阁楼里摆弄捣鼓。1914年一战爆发时，“发明”已变成了“研究”，变成了一种系统的、有目的的活动——通过计划和组织使得目标和预期成果都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对创新而言，情况同样如此。如今，创业者应该学习如何进行系统的创新实践。
成功的创业者不会坐等“缪斯之吻”给他们“灵感”，他们通常勤奋实干。他们并非想要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诸如那些能够引起产业变革、高达10亿美元的业务或能够一夜暴富的创新。
而那些急于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创业者注定会做错事。一项看似伟大的创新有可能最终被证明不过是一堆精湛的技术，而一个看似寻常的创新，比如麦当劳的创新，反而可能成就一番惊人且具有高利润的事业。这一道理同样也适用于非商业性的公共服务的创新。
不论出于何种动机，如金钱、权力、好奇心，或名誉及他人的认可，成功的创业者总是希望能够创造价值、做出贡献。他们目标远大，并不满足于对现有事物的改进或者修正，而是试图创造出全新的、独特的价值和满足，尝试将“物质”转化成“资源”，或者以一种新型的、生产率更高的方式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
正是变化总能为独特的新生事物的产生提供机会。因此，系统的创新存在于有目的、有组织地对变化的寻找之中，存在于对这些变化所催生的经济或社会创新机会的系统的分析之中。通常来说，这些变化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绝大多数成功的创新充分利用了变化。
诚然，有些创新本身就包含着重大变化，例如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但这些是例外，而且是很不堂见的例外。成功的创新大都很普通，仅仅是利用了变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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