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联合国建立时无意自己保有武装力量；《联合国宪章》尚未写入“维和”一词。然而，在联合国的运作中，即便只为达到最简单的目的，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很快显现。
1948年，联合国在巴勒斯坦的调停人要求一队“联合国守卫”以监控以色列和周围阿拉伯国家的军队，这个临时任务标志着维和行动的诞生。之后几十年的维和部队派遣遵循相似的模式：
只有有东道国政府的邀请及所有开展方的同意，联合国才能在停火或和平协议达成之后派遣部队，且所有行动的前提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未投否决票。
没有一票否决意味着这一对国内事务的干涉没有牵涉大国掌控的东西对峙，因此，冷战时期的维和行动也少之又少。1938年至1978年，只有13次部署，而1979年至1987年更是一次也没有。此时的维和任务多数没有深入国家内部，只是一些未武装的观察员监控停火线（克什米尔1949），或轻武装士兵在两国军队间巡逻（黎巴嫩1978）。即使198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维和士兵，他们也并非每次都达成目标。
冷战结束标志着维和行动的新纪元。当美苏对峙不再成为联合国的羁绊，自1991年4月至1993年10月，联合国组织了15次维和行动，超过了前40年的总和。维和行动的飞涨及在许多国家的显著成果使其逐渐被吸纳入联合国体制。包括工作人员、预算和程序标准等一系列官僚基础设施开始建立。
但很快，乐观主义被现实泼了冷水。首先是1993年的索马里行动，本希望派遣28000名士兵以监控数年拉锯换来的停火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然而这次行动中，24名巴基斯坦士兵被杀，紧接着又有18名美国士兵被杀，使维和行动陷入尴尬。1994年卢旺达和1995年波黑发生大屠杀时，维和士兵袖手旁观的报道也惊醒了世人。
观察者们开始批判维和行动；人们将维和士兵描述为一群怠惰而驯服的外国人。尽管如此，大国们由于自身利益仍不断推动维和行动向全方位深入干涉的方向发展。1994至1998年，安理会以惊人的速度部署了16次行动。
到1999年，联合国开始反思这一方式。当年，科索沃、东帝汶、塞拉利昂及刚过民主共和国最终达成和平协议并要求联合国的帮助。时任秘书长安南不希望再看到失败，组织了对国际干预的反思。
首先发布了《卜拉希米报告》，落实了推动维和行动更加有效的改革。同时产生了新规范“保护的责任”，要求所谓的国际共同体有道的义务帮助战乱中的人们抵抗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报告、辩论改变了维和行动的方式。维和行动不再只是被动的监控停火线，而采取更加激进的方式，以军事力量阻止战斗各方采取暴力。为了避免卢旺达的悲剧重演，维和力量需要更多权力与资源。
这些发展使当今的维和行动与冷战时期相差甚多。维和士兵不再首先关注国家间冲突的停战，而走向在一国内保持和平。从重组军队到安排选举，他们的责任大幅扩展，人员也相应变化。除了军事人员，联合国也开始招募各方面专家援助维和行动。在战后的东帝汶和科索沃，联合国甚至成为一个过渡政府维持国家的运转。在2000年后的18次行动中，强制授权不断增加，维和士兵不再依赖所有参战方的同意，亦无需遵守自卫使用武力原则，而可以发起致命攻击并打击其他战斗者。在中非共和国、刚果和马里，联合国军队最终成为政府打击反对派的工具。
尽管做了众多改进，今日的维和士兵与20年前一样，仍面对人们的高期望力不从心。专家们以对成功的不同定义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维和行动的成功与否某种程度上只是解释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