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札记｜回见竹林正金黄——从社会到学术的可能性

2000年深秋，确知保研后，囊中羞涩的我和几个同学犹豫了很久，溜进华中师范大学对面菜市场上面的洪山社科书店，蹭书看。比之过去淘文学读物的旧书店，这家书店除了满是学术著作外，还卖《读书》《二十一世纪》《开放时代》3本刊物。那会儿就大学生常能接触到的文学读物来说，讴歌“平凡的世界”有之，“抽屉写作”有之，甚至也不乏人跟风“我是流氓我怕谁”。我的本科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对这些思潮有感性认识，却说不出所以然，《开放时代》所呈现出的、后来被概括为“以学术关怀社会”的学术风格，令我一振。

这算是一个刚准备迈向学术门槛的学生对杂志的初印象。2001年冬，华中师范大学主办了一场有关村民自治与乡村关系的研讨会。作为该校硕士生，我有幸执笔会议综述，次年初刊于《开放时代》。2009年，我的两篇学术论文同时出现在《开放时代》推介学术新人的“新锐”栏目。这份提携对博士毕业不久，尚挣扎在博士后研究中的年轻学人来说，何其重要。

转眼间，距初次偶遇《开放时代》，已过去二十余年。至今，这份杂志仍是我惟一每期必通读的学术刊物，其议题不断生长，牵引着我的学术成长，而我也几乎未曾间断地投稿（自撰或译稿）。可以说，这份杂志早已深深地融入我的学术脉动，从学理到情感，远非言语所及。

2025年伊始，拙文《 民族走廊中的隙地开发与人群互动——以平川瑶为中心的讨论 》有幸在《开放时代》刊发。在编校互动过程中，责编提及，拙文既有田野调查又有历史分析，与以前发表在此的若干文章风格颇为不同，并问我能否为此写一篇作者札记，以呈现一些在正式论文中未及细表的思考。不消说，这是一个却之不恭的机会。札记文体相对自由，大可让论文写作颇有些捉襟见肘的我，尝试再与拙文读者做些其他方式的沟通。然而，提笔的刹那，思绪却抑制不住地飘到很远的从前。除了因为学术脉络的嵌入和情感的投入都已不可言明之深，也因为虽然拙文的确是第一次尝试将田野调查和明清以来的史料结合起来分析问题，但我对于将“文史哲”作为一种方法论引入人类学（其中十分关键的当然是田野调查），思考的时间却比较长。甚或说，转向对历史视角的关注，转向人类学和民族研究，于我而言本身也是一个颇长，且颇有些误打误撞的过程。

硕士阶段，我所受的是政治学理论专业训练，主要聚焦农村基层政治调查研究（但调查大多是短期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乡镇机构水利站、司法所，尝试看它们作为科层组织的行为逻辑变化（后以《楚镇的站所》为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其所涉历史限于20世纪50年代之后乡镇机构的变化，且主要是为了与市场化改革后乡镇机构行为逻辑做对比。

博士生期间，我转至华中科技大学，申请的学位是社会学专业，论文选题开始偏向社会，又因此前一开始接触社会学知识脉络（具体地说，首先是被《乡土中国》一书所吸引），即与人类学未曾分离，在方法上便选择了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原本计划在河南安阳乡村，做一群村民从民间信仰转向基督教的研究，但因语言及其他调查条件限制，调查一个多月后，在焦虑和挫败中放弃，转至湘东南家乡寻求帮助。这次选择了一个与我老家属于不同方言区的汉人村落（方言差别很大，若不加学习，很难沟通。幸得此前在县城读高中时，我已学会这种方言），想做微观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化研究。我的导师吴毅教授曾研究过一个川东村庄的百年政治史，而同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工作的贺雪峰、董磊明教授已深度融入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我因此想着将历时性比较的思路投射到社会领域，不至于太难。当时未料到，改变专业意味着调整知识结构，挑战很大，连哪深哪浅都不知道，就匆忙上阵了。

调查一段时间之后，我还得到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在我去田野调查点之前的一年，村委会为翻修办公室，将其所存老旧资料全部烧掉了。据说，村委会门口的晒谷场上堆满了资料，整整烧了一两个钟头（原本民国时期哪些人在哪里当过兵之类的资料都很齐全）。这消息简直让我太气馁了。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叹运气太差，根本不想再起身去做调查。然而，历史毕竟是避不开的。在调查中，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村民不仅诉诸历史，而且还因为历史纷繁复杂，吵得不可开交。或是土地权属与过往宗族历史的关系，或是民间仪式的传统做法，或是人际交往、家庭关系长达数代人的恩怨，不一而足。而在这些争议中，也往往折射出当地人在不同时代对于微观社会结构的看法，什么样的结构才是合理的，怎样在这样结构中争取更好的位置才是合理的，怎样处理这样的社会位置所附带的社会关系才是合理的，等等。由此，在后期写作中，我努力依靠口述史和少量文献资料，尝试对当地民国时期以来的微观社会结构变动，做了一次历时性的梳理。

这项研究发现了些许与前辈研究结论不一样的东西，择其要者，如革命对乡村微观社会层级结构改变甚巨，但作为人与人关系结合模式的横向社会结构巨变，则是市场经济兴起之后的事情，并且利益考量基本单元仍是趋向核心家庭，而非个人。其中，《开放时代》2009年“新锐”栏目所刊两篇拙文，皆属其阶段性成果，一篇是经验研究，另一篇为方法论思考。方法论这篇着重点不在历史，而在不同空间类型比较视野对深度个案的透视价值。此时，我已南下，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做博士后，开始旁听人类学系本科生、硕士生的课程，参加博士生读书会，加上从哈佛大学捐给中山大学的席乐斯图书馆借得一大批书后，才知要入门人类学，知识结构调整之艰巨。边学边干，三年后方将博士论文修改完毕（以《桥村有道》为名由三联书店出版）。

博士后毕竟是工作了，不再能像学生时代那样纯粹地专注于学习和学位论文的撰写。按照博士后工作站制度的要求，得撰写一份出站工作报告。好在合作导师麻国庆教授要求不算太细，只表示希望我做一项新的田野调查，根据新的田野材料来写工作报告。我还是倾向从汉人乡村社会着手。麻老师除了在人类学系工作，还兼顾着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的工作。当时，该中心承担了粤西某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我参与其中，并从这项工作的调研点中选择了与渡桥镇和镇集贸市场相邻的程村，作为博士后研究的田野调查点。当地的镇政府，我倒是很快熟络起来，但村子规模很大（据村委会统计，全村达3000多人，不少年轻人主要靠在珠三角打工为生），几乎每户都有院子，若无熟人带路，连入门都困难，以至我最终离开村庄时认识的村民可能不到五分之一。加之，这里的大部分老年人连普通话都听不懂，而我显然也没有做好语言上的准备（粤语最终也没能练到流利）。在这样的条件下做田野调查，尽管初期有一个成长于渡桥镇附近的师弟帮我做翻译，还是没法快得起来。碍于博士后的工作期限，在研究议题上，我因此选择了偏政治经济方面的话题。这些调查有不少可以集中于镇、村干部，且不是与语言紧密相连的文化现象，相对来说不那么依赖粤语。经过两次暑假集中调查，外加节假日短访，我发现基层干部作为地方发展的重要推手，中青年农民搞家户经济，都面临着很多有张力的悖论，颇有戴着脚镣跳舞的意味。他们彷徨于其中，而不是只有自利的一面。由此，我将报告题目定为《双面人——转型乡村的劳动、货币与社会心态》，写了近十五万字，甚至有出版机构主动来接洽出版事宜，但我深感田野调查和研究都还远算不上透彻。尤其是那个中央布满了青砖古建筑的村落，村民主要姓程，自称为宋代理学名家程颢的后代，尽管不可考证，却让人不得不犹疑，其复杂的过往对当下的政治经济不会有所影响。然而，要处理这个问题，显然绝非短期内能完成的工作。

谭同学：《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

十分幸运的是，“出站”后我得到了一个留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工作的机会，研究还可继续。麻国庆教授时任人类学系主任，跟我说，这个系原来是以做南方、西南民族研究见长的，但年轻一代所做的方向已开始多样化，而他总希望还有年轻人能做些民族研究才好。我明白，无论从系里工作安排考虑，还是为我将来能与同事们的研究有所差异化考虑，他建议我学着做点南方少数民族研究，既是公事统筹，也是私事关爱。然而，挑战也是现实的。我此前虽然喜欢人类学，博士后期间也尽力拓展阅读，但毕竟只聚焦汉人乡村社会，感觉离民族研究很远。

2010年和2011年暑假，我与麻老师带人类学本科生进行田野调查实习。桂东北的龙胜县和粤北的连南县，这两个调查点都是瑶族聚居村，支系一为红瑶，一为排瑶。毋庸说，做调查，我其实跟本科生一样，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其中，既包括学习如何指导学生做田野调查（自己有些调查经验是一回事，教会别人做田野调查又是另一回事，还得管学生的安全和后勤），也包括学习当地民族的特色文化，以及学习民族研究的同行如何研究这些少数民族（支系）。个中紧张，不免让人感觉学习时间总是不够。好在从原来的社会学、政治学视角叠加在上述思考之上，倒是产生了一些“副产品”。在龙胜红瑶寨子调查，发现其中被民族研究同行常视作民族关系的问题，从社会学的眼光来看，似乎不如说是社会分层叠加群体分类意识而成的社会问题。在连南排瑶寨子调查，发现另一些问题，若从政治学的眼光看，或许政治权威、规则和治理转型关系更密切。这两项“副产品”后来都发表在《民族研究》，总算是在进一步学习做民族研究的路上得到了些许鼓励。

2012年8月，在广东连南县瑶族村寨调查

为了获得研究上的比较视野，2012年暑假，我加入贵州民族大学孙兆霞教授组织的团队，与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王春光研究员及贵州大学的几个年轻学人，在武陵山区贵州片区调查了将近一个月。然而，除了撰写扶贫攻坚调查报告和政策建议，我感到非常挫败——调查到很多靠模糊感觉认为可能会有价值的材料，却无法离析出一个有效的学术问题（这些资料在电脑里沉睡数年后，才转化成一篇反思参与式扶贫和强调扶贫必须有文化自觉的论文）。

2013年暑假，我再次和麻国庆教授、姜娜博士带人类学本科生到粤东北和平县一个客家寨子开展田野调查实习。这次调查对我自己来说，同样十分迟钝，直到2019年才结合龙胜红瑶、连南排瑶（以及2015年带队田野调查实习所到广西恭城县平川瑶）的材料，进行比较分析，形成了一篇四个村庄消费垃圾食品的现象如何从一个典型的社会问题被某些人群在某些条件下表述成民族问题的论文（刊于《西北民族研究》）。

当时感觉更要命的是，粤西汉人乡村社会“双面人”的调查研究（只能依靠节假日），断断续续，进展极为缓慢。又因职业发展上的压力，一度焦虑，而在学术积累上，焦虑更甚。一则教学任务日益沉重，尽管愿意边学边干，但不管如何加快阅读速度，知识结构的调整和完善非一日之功，如何讲出质量上起码对得住学生的课程，实实在在成了一种挑战；二则汉人乡村社会研究与民族研究的知识脉络，当时给我的体会是差别真大，两种脉络要相互支撑或融合在一起，实在太难。想要双线作战、齐头并进，时间和精力均捉襟见肘。

那会儿，在人类学系古朴的马丁堂里，四位同事共用一间办公室，中间书柜隔开呈田字型，相对独立，但敲键盘的声音一清二楚。声音停顿的瞬间是思维卡壳了，还是换了姿势休整，彼此都大致明了。由于经常加班，办公室被戏称为“死亡组合”或“死亡办公室”。可见，彼时的压力之大。我比较幸运一点，在百步之外的华南农村研究中心，那座红砖房的二楼一方小小的空间里，还有一张书桌。红砖房外，满是树木和金竹。每当特别累，或是特别高兴，或是特别落寞的时候，我最愿意做的，就是坐在窗边，一边听音乐，一边喝茶，一边看书，或是脑子空白地看着金竹林发呆。频繁徘徊于两张书桌，中间必得路过陈寅恪故居和博雅学院。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吴铭 摄）

博雅学院时由甘阳教授主持，因他同时也兼管学校通识教育，我们得以有些许交集，尤其是与该院一些年轻老师多有接触。他们对哲学、史学或是经学相结合的研究，让人还可想象另一种学问的魅力。陈寅恪先生的名头自然更不用说，其关于隋唐制度渊源、唐代政治的研究，还有其“绝唱”《柳如是别传》，对我的知识结构冲击特别大。而且，据说到校任教之初，陈先生曾居于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的这座红砖房。如此推算，他当时的书房应名为“金明馆”（这段时间集有《金明馆丛稿初编》）。房子当然只是房子，周边的草木也只是草木。但是，当人试图为自己的学术想象，甚至为平息自己的心神不宁，找到某种静下来、稳下来的精神“药方”时，又不免觉得，这也是一种陪伴。假若认真进取，哪怕心性愚钝、不堪，起码问心无愧。假若轻快糊弄，不管多么“成功”，最终糊弄的也只会是自己，不会是他人。在纷纷扰扰、焦虑的状态中，我于是也给自己的书房取了个“金竹林书社”的雅号，算是告诫自己不要放弃努力的阿Q之法吧！

2018年夏，金竹林中的华南农村研究中心

这些缓解焦虑的做法虽有些用处，但在现实操作上还得想些办法才行。经申请，我幸运地得到了一个缓冲的机会——前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访学一年，2014年2月成行。访学期间，我尽量多听课，参加研讨会，并开始利用粤西渡桥镇及其程村的资料写作。先重写了一篇原本已是半成品的论文（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后又断断续续地写书稿。我原以为，书稿的写作可以让我忘却民族研究知识积累方面的压力。但是，在异国生活或参与研讨的过程中，我常遇到某些人对中国的民族事务多有不解、歪曲甚至肆意抹黑，俨然中国内部建设中现有的不足，比起西方人烧杀抢掠几百年的罪过，还要大得多。每每此时，我便感到，不能对这些言论置之不理。于是，在专著成稿后，我一边补充阅读，修改书稿（两年后以《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为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的英文版于2023年由Routledge出版），一边下定决心：从长远计需做点民族研究。对我来说，这是从“三农问题”出发研究乡村社会结构、社会心态转型之后，再从社会现实的刺激，具体说就是“民族问题”出发，走向另一种学术的尝试。如果非要说背后有一种理念，我想，莫过于《开放时代》所呼吁的“以学术关怀社会”更为确切。当然，这同时也是因为，如果直接去做操作性的三农政策或者民族政策研究，一则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并不擅长，二则也轮不到我去做。

可是，既然要“以学术关怀社会”，就避免不了如何从社会中离析出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的挑战。具体而言，这对于我还意味着，又重新回到了两条腿走路的状态。这两条知识脉络之间，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些相通的关联呢？在《双面人》的写作中，我似乎找到了些许或隐或现的路径。只不过，具体地摸索依然需要大量的时间。例如，在考虑如何铺陈书稿材料时，曾想过多种方案，但庞杂又未必系统的资料，让人感到难以分类周全。反复斟酌后，我从太史公写《史记》的方法中找到了一些灵感：这本皇皇巨著并不像历史教科书中常见的那样，将某个时段的历史划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等专题，而主要是一个又一个的人生故事！由此，我也采用了不同类型人生史的形式，来呈现渡桥镇、尤其是程村的变迁，以及不同类型的人在其中的认知、选择和迷茫。这让我在写作书稿的同时，逐步明晰了一种想法，将“文史哲”作为一种方法论引入人类学（2014年以湘东南桥村的材料，我尝试以实地材料做一次探路性质的应用尝试，以《从历史叙事反观叙事者及其社会》为题刊于《历史人类学学刊》）。考虑到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关系如此密切，那么，这种原本基于汉人乡村社会研究形成的方法论思考，或许也关联到民族研究的可能性。书稿出版后，这种方法论思考以《 作为人类学方法论的“文史哲”传统 》为题刊于《开放时代》。此后还结合“大集体”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材料、集体经济与农业发展等议题，对这种方法论做了一些实际应用性的探讨，以表明即使审视“现代”的事情，“文史哲”作为方法论也能帮助人们看到一些旁人看不到的东西（分别以《 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大集体”农田水利建设” 》《长时段视野下的集体经济、农业革命与乡村振兴》为题，刊于《开放时代》《现代哲学》）。

2019年，我调到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工作，其民族学因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为“A+”，因此，在学院甚至整个学校里，其地位都颇为特别。这既是好事情（如获得学校支持），却也有无奈的地方，其中包括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得围绕考评的指挥棒转。因此，我不得不暂缓了数年前就在慢慢探索的一直想找机会铺开的“礼在边疆”研究计划（只好发动一些朋友和学生去做），甚至做了一阵子田野调查的准备铺开的云南特色农产品人类学研究计划也不得不暂时搁浅，而将精力集中于民族研究。2020年冬，开放时代杂志社与我所在的学院合作在云南大学召开第十八届开放时代论坛，主题是“作为中国研究方法的文史哲传统”，与我那几年的些许思考很相近。感激之余，为具体承办好这个论坛并有效参与讨论，我对近代知识界围绕西南民族研究的三场争论，做了一次比较细致的梳理。我发现，如果将三场看上去很不相同的争论，放置在此前与此后历史比较的时间轴，以及中国和他者（外国）国际比较的空间轴上，交叉透视验证，很容易懂得，近代中国国民意识和现代民族意识发育，其实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侧面，不可能只造国民，不造民族，也并非只宜造国民，不宜造民族。这套论证和结论，与一些看到当下有某种意义上的民族问题就认为“当年如果根本就没有区分民族就好了”的观点，差别甚大。论证本身是否经得起时间考验，无疑只能交给读者（将来）去评价了。对我而言，倒是终于有些相信，在汉人乡村社会的现实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方法论，的确存在与民族研究打通的可能性。同时，正如俗话所云：“心安之处即是家”，我开始坦然接受此前搁置研究计划的事实。既然要“以学术关怀社会”，就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学术来源于社会，而不纯粹是知识分子个人兴趣的智识游戏。而要走一条从社会到学术的路子，那就或多或少意味着总得有些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