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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20年，从一群香港人的故事中，我们试图回答香港经历了什么以及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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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表象看，香港还是那个香港。
炎热又拥挤的香港每年有超过100天是雨季。由于道路狭窄，举着雨伞的人们在相遇时都会主动将伞举高，避免碰到对方。这座人口将近740万的城市至今依然保持着中国其他城市罕有的分寸感。
如果选择从罗湖口岸或皇岗口岸入关，在穿过海关的那一刻，你的手机信号会自动切换。进入城市之后，马路上的车辆靠左行驶，电源插座也变成英式插头……一切都在提醒你，你进入了一套新秩序。
“新”秩序里的香港，仍然繁华、逼仄、嘈杂，和早年的TVB电视剧展示的那个香港并无太多差别。
而且，只要把时间线拉得足够长，你会发现你以为的有些可能算非常剧烈的变化其实也没有那么剧烈。以香港港岛70至99.9平方米这一面积区间的私人住宅平均成交价为例，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公示的数据，2016年的最新数字相比1997年，涨幅为56%，相比因为SARS病毒致全港楼价跌至谷底的2003年，涨幅大约为3倍——对于所有生活在中国内地的人而言，这个涨幅下的消费体验应该说已经足够友好了。
只是从不同的时间线，和不同的对标体系出发，这件事情的意义又有所不同。
尤其在回归之后的第二个10年，如果用香港对标内地，变化可谓巨大。同样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公示的数据，
香港的GDP在1997年时占中国GDP的比重为19.25%，这一数字在2007年为6.29%，到了2015年更是降到了2.84%。
2009年时，上海的GDP首次超过了香港，此后上海一直领先且优势逐步扩大，到2013年已高出香港780亿美元。香港智经研究中心在一份报告中预测，广州和深圳的人均GDP将分别于2017年和2018年超越香港。内地的繁荣带给香港社会的好处似乎更多地落在了精英阶层身上。
从1997年至2015年，香港的人均收入水平只增长了4.5%，而中国内地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仅2013年到2015年就增长了17.8%。
除了收入的停滞不前让普通香港市民感到生活艰辛，很多发生在细微处的变化也令香港人应接不暇。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是，粤语仍然是这里的主流方言，但如今在中环的餐厅里吃一顿饭，随处可以听见的普通话可能已经变成了一种常态。
但是同样的，如果把当下香港的变化放到更大的时间象限里去看，这些变化的发生又并不意外。香港似乎一直处于一种不受自己控制的历史潮流中，或者说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确定自身角色。
“香港的优等生身份也许只是偶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讲师李潇雨对《第一财经周刊》说。她认为香港是在二战结束后那个特殊的历史节点，搭上了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列车。之后的冷战格局进一步稳固了这种局面，香港身处东西方中间，在全球格局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既是通往当时红色中国的跳板，又是面向全球的自由港。
经过1960年代中期的“婴儿潮”和1970年代的黄金时代，到了1994年，香港经济达到巅峰：人均GDP超过2.2万美元，位居“亚洲四小龙”之首；人均对外贸易额超过5万美元，位居全球第二；成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与纽约、伦敦并列。此时的香港，是世界的香港。
对广大的中国内地而言，有许多原因让这里的人把香港当作梦想：摩天大楼和高级商场构成的香港，一度是内地各大城市模仿的榜样；它创造出的流行文化曾经无比真实地慰藉了1970年代至1980年代生人的青春期；它在更漫长的时间里为中国内地的改革提供了资金和经验支持。它是一系列想象的混合体。
但此后，随着内地的改革开放持续发展，香港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故事开始在对岸的深圳以及更广阔的内地城市上演。
香港回归之后，与内地之间的联系变得异常紧密，但它的角色却逐渐模糊了。
“香港在过去十几年打出的是烂牌。”6月21日，香港科技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系教授李泽湘在粤港澳大湾区论坛上表示。他认为地产思维、金融思维或者公务员思维，是香港发展创新技术产业很大的阻碍因素。换言之，香港需要一种的新的思维方式。
“香港最大的变化是更加撕裂与极端化，”李潇雨观察到，香港这个移民城市正变得愈发保守，竞争性减弱，“香港的年轻人一方面拒绝变化，一方面又认识到自己的优势正在丧失。”
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的感受同样如此。香港的学生大学毕业后集中在金融、地产与商业领域，律师、医生成为体面又最有保障的工作，而选读科研、理工科专业的年轻人很少。更重要的是，香港本土的大学生不再像他们的祖辈们一样流动，而是更愿意留在香港，当年祖辈力求的安稳与自我认同终于在这一代年轻人的身上展现，然而这种“本土意识”在此时又显得陈旧了。
在香港大学社会学教授吕大乐看来，香港从2003年开始所经历的经济地位和角色变化，其剧烈的程度和1970年代相仿，这一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导致了后来政府对经济干预态度的变化。
2013年，《第一财经周刊》曾制作香港主题的单行本《狮子山下》，当时吕大乐接受了我们的采访。4年之后再看他当时的观点，仍有现实意义。“现在已经不是香港还是龙头大哥的时代了，内地经济发展的特点就是有政策有规划，如果香港要融入内地，它就是汪洋中的一条船，可以不跟随内地的政策规划吗？”随着话语权的转移，双方的谈判筹码也不再悬殊。
“在很多事情上，现在还有什么是只有香港能做而内地不能做的？”
吕大乐问我们。
这个问题耐人寻味。
许子东1987年到香港讲学时，站在如今位于九龙的洲际酒店的咖啡厅看到了整个港岛，当时这个上海人心中冒出一个念头：这一切应该发生在上海。尽管彼时的上海，从外滩看过去，浦东还只是黑蒙蒙的一片。
许子东的念头在今天已成为现实，浦东的高楼已经建起，而香港，却亟需寻找新的方向。
许鞍华 香港导演
Q1：很多香港导演都进入内地市场但你并没有，这是个人选择吗？
A：
我不会刻意选择留在香港还是去内地拍合拍片，而是能拍什么就去拍什么。比如动作片、喜剧片、爱情片我不是很擅长，我更擅长拍温馨小品、家庭伦理、社会问题这些。就我个人来讲，如果能在香港拍就在香港，如果合拍片更适合我也会拍，我觉得哪里都可以拍好的影片。
Q2：回归后这20年，您认为香港和内地的文化差异是变小了，还是互相更理解了？
A：
文化差异这个题目很大，我觉得沟通真的多了一点，可是误解也多了一点。你以为自己能沟通的时候才是最危险的，因为没有专注别人的意图跟想法，以为已经达成一致了，但差别依然存在。这不仅是内地跟香港，人跟人都会有观念上的分别，应该说人们夸大了香港跟内地之间的分别，天津跟北京这两个城市的人看待同一个问题的方式也很不一样，更别说南跟北了。
Q3：在你看来，香港精神发生了哪些变化？
A：
香港年轻的一代跟我年轻的时候，以及现在的想法很不一样。我是从殖民地时期过来的，那时民生是相对温和、协调的，没有顶级部分的统治概念，所以我们这代人想问题其实有欠缺。但年轻一代可以算作所谓的既得利益分支，可以念大学，一般收入、生活都挺好，他们想问题比我们远，也更彻底，想法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不敢说他们是不对的，因为我觉得他们比较进步。可是在行动上怎么执行呢，那是另外一回事。
Q4：导演的工作会给你更多的机会了解这座城市，能对香港的近20年做一些总结吗？
A：
感受是我还活着，而且还在拍戏。香港回归的时候我已经50岁了，当时我以为自己完蛋了，想不到还能继续拍戏，我非常非常感恩。这是我最大的感觉。好多人都喜欢让我说一说对这20年的感受，为什么要这样呢？有什么好处呢？是因为人人都这样问吗？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我就不停地被问有什么感想，被问了一整年。
Q5：你对香港未来的期许是什么？
A：
当然希望香港会更好了。别人老问我，你觉得这个政策怎么样？这些人怎么样？我觉得自己怎么老在指指点点，对一些我不专业的领域提意见。我不能指点别人怎么做，因为我不是他们。我光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行，就已经喘不过气了。我的感受就是应该好好的把戏拍好。其实如果多一点人这样想，事情会稍微好一点吧。人们都在说，别人应该怎么做，我觉得有点太多了。
姚嘉俊 香港特别行政区沙田区区议员
Q1：区议员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
A：
香港有400多名区议员，区议员没有政府的福利（可以享受），现在新增了医疗津贴，但也要报税，4年任期后就没了。我对自己身份的定位是社会工作者，日常工作包括对居民做访问，还有接待投诉，比如投诉巴士班次太少、马路变灯太慢，或者调节家庭纠纷，楼上楼下漏水、噪音之类的，居民有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我觉得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很开心，很多人不了解政府的架构，但是想到这个区有个议员，虽然不是什么忙都能帮到，起码有个指引，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
Q2：据你观察，沙田区近20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A：
沙田在香港的18个区里面是规划比较好的，不像荃湾，工业区和住宅、商厦混在一起。另外沙田的交通网络也比较好，人口一直在膨胀。这里本来是个小渔村，现在新的大厦和历史建筑共存，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比较有活力。沙田有一个新城市广场，是全球人流量最大的商城，因为就在地铁站附近，内地消费者很多。其实我觉得，香港的经济一定离不开国内的消费模式和旅游业，不然会更加没增长，但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一些香港人对内地人的仇视。
Q3：你怎么看待这种仇视？
A：
有一批香港年轻人，他们没有以前那种回家乡探亲的感受，而且对中国历史了解很少，而香港有一些教书人可能灌输了不同的看法，令大家觉得内地很多东西都不好。现在多了一些交流，很多人去内地，内地也有很多大学生过来，但一些香港人会觉得内地人来抢走了香港的资源。我觉得这需要慢慢适应，大家都是中国人，你看一下全球的发展，中国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香港有什么理由要自己关门，香港应该走出去。反过来说，内地离我们这么近，我们应该利用这种发展优势令自己得到提升。所以应该教育、交流做起，令大家认识到不同的文化和发展。现在就是缺乏互信。
Q4：你如何看待香港回归的这20年？
A：
香港之前，全球没有“一国两制”的先例，所以香港的“一国两制”没有参考，我自己觉得香港回归是成功的，没有大的混乱。但是香港的人心没有全部回归，因为历史问题，比如社会工作者、高等教育界，大部分受的都是殖民地教育，会对民众造成影响。我反而担心未来越多年轻人对香港没信心，对内地不认同。好在现在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更强势，不接轨不行。比如说华为、阿里巴巴，它们面向的是全球，你去了解就落后。内地可以用支付宝付的士费，香港的士还是给现金，我们十年前在香港就争取用八达通刷卡过隧道，现在还是不行。
Q5：你对香港未来的展望是怎样的？
A：
我觉得新特首是个女性，有凝聚力，但香港始终有深层次的矛盾，比如党派的权力斗争。香港是个很复杂的国际城市，好多东西都需要管制权。除了强特首，最需要改善的是为香港的发展找一个新的方向，港人胜在灵活，香港未来应该多发展知识型、创造型的东西，可以思考如何迎合互联网。现在内地会招香港的学生，也会招香港的教授，老师做管理层，就是需要他们的经验和理念。
马咏欣 香港人 服装品牌创业者 2006年到北京
Q1：对1997年香港回归有什么特别的回忆？
A:
我记得当时我在家里看回归的电视节目，我要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印象最深刻的是电视里彭定康和他3个女儿挥手离开的场景。
Q2：来北京时有哪些感受？
A：
其实五六年前有一段时间，几乎每个月都会有新的香港人来，大家开玩笑说如果你能在北京熬过一年，你就能留下来，但我认识的很多人半年不到就走了。
北京对南方人来说挑战很大，气候太干，吃得太油。不过我很喜欢北京的文化气息，我刚来的时候很喜欢去故宫和各种文化名人的故居。留下来的香港人更多是那种对文化比较有感觉，或者是对空间感要求很高的人，香港很小很挤，我第一次来北京走在长安街的时候会觉得，怎么会有这宽的马路？！
Q3：从香港来内地工作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A：
10年前，不论你是香港人、台湾人还是新加坡人，我们叫这个群体expatriate,就是你有很高的工资，很好的allowance，可以选择喜欢的工作，但过了两三年，我就预见到我们将很快被local取代，这个需要想在前面。香港已经是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但内地很多事情是开放而没有答案的，所以需要你适应社会的前进和自己的定位。有的人可能就觉得我是香港人，我在这边就要拿很高的工资，我就要跟香港人一起玩不和内地人一起玩。但如果你不融入的话，最后就是你生存不了。
Q4：你在北京的生活圈子是怎样的？
A：
现在内地的朋友会更多一些。也不是特意融入，我老公是北京人，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在广告公司工作的时候也结识了很多内地的朋友。香港人在内地当然也会有自己的圈子，有老乡，有行业里认识的，还有中文大学同学会，去到哪儿都得找个组织，另外香港人经常光顾的店也比较集中，我会经常在国贸附近的一家餐厅看到徐克、彭浩翔。
Q5：对香港未来的愿景？
A：
以前有个电视剧叫《狮子山下》，包括罗文唱的主题曲讲的都是香港精神，我觉得这是1960、1970直到1980年代香港经济能够起飞的原因，香港精神是那种只要我努力，最后就能拿到成果的韧劲儿和信心，我觉得这种精神可能在这一代年轻人身上慢慢消失了，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感觉这股劲儿还在，可能这几年香港经济不太好，大家的希望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会很被动，有时候也会放弃，有种无所谓了的感觉。我希望香港精神能够重新回来。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了。转眼20年过去，香港依旧是许多人眼中不可代替的一座城。过去几年，中港两地从政府到民间，关于香港的讨论非常之多。我们试图找到答案，这个曾经让所有人着迷的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它的未来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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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站，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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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我们还好奇，20年前的今天你身在何处，香港回归的那一刻你在做什么？
香港还是那个香港，你还是那个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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