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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工具性地看待理性。
理性不能告诉我们到哪里去，最多只能告诉我们如何去。它就像职业杀手，不管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也不论其好坏，都可以雇它来达到目标。
究竟把我们面临的难题归咎于罪恶还是无知和非理性——是目标的卑劣，还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实现它，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人类生存状况有很大的不同。
对于理性之作用的有限性，一种略离谱但比较有用的思维训练方式，是尝试阅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也比较容易惹来争议。这种思维训练可能令人不爽，但却能够揭示出我们在思考人类生活时，客观事实、价值观念和个人情感如何发生相互作用。我之所以拿它做例子，是因为即便同意该书中的某些观点，并不会削弱读者朋友们的批判能力。
我们大多数人不会同意希特勒所谓的“事实”，特别是他对欧洲经济困境的分析，如他所宣称的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他还误认为二者没有什么区别）是经济困境的根源等。不过，倘若我们暂不考虑我们的置疑，而假定希特勒所说的“事实”是真的，那么就可以看到大部分纳粹计划，都是同德国的国家安全目标甚至德国人民的福祉高度一致的。到这一点为止，我们不能接受这些纳粹计划，并不是因为其目标的罪恶性（没有人认为关心德国人民的福祉是不对的），也不是因为根据目标进行的推理是错误的；我们只能从连接目标和计划之间的实际假设的不可接受性方面，来寻找不能接受纳粹计划的原因。由此观之，我们要想批驳纳粹主义，就必须通过基于更真实的前提的理性推断，来反击纳粹计划。
不过，这种平静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足以匹配《我的奋斗》带给我们的愤怒，必定还存在其它可以批驳有关论点的东西。说得委婉一点，纳粹主义的目标是不完备的。人们在阐述人类目标时，通常把人类分为“我们”和“他们”，其中，“我们”指的是目标对象，而“他们”的福祉则并不是“我们”的主要关注对象。希特勒的“我们”指的是德国人民，而“我们”的定义则基于以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的基因差异为基础的、不靠谱的“事实”。即便抛开关于纯正日耳曼人的这种幻觉，我们大多数人对“我们”的定义仍然不同于希特勒。我们的“我们”或许是美国人而非德国人，或者如果我们达到了21世纪的启蒙水平，我们的“我们”甚至会是全体人类。
不论在哪种情形下，我们与希特勒之间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价值观冲突，并且不论是改善“事实”还是改进“推理”，都不可能解决这一冲突。我们关于“我们”（我们关注他人时的边界）的假定，是我们分辨善恶的最基本假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