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送：
中国01
丨
中国02
丨
中国03
《我和我的祖国》本质上是让听众和观众有一种参与共和国宏大建设的与有荣焉感。
一个大事件要完成需要几种人群，领导者和参与者是必不可少的，但还有更庞大的人群，那叫做旁观者。
旁观者的情绪是最重要的，一个又一个旁观者的情绪加起来，这才会有大事件的聚沙成塔。
拿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来说，主角是那些明面上的角色，但其实仔细想想，你会发现这些小人物，离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其实也很遥远。如果要划分，那么故事其实是有几条分水岭的。
《前夜》是我最喜欢的故事。主角林治远是真实人物，是负责电动升旗的工程师，后来入了党，成为科研院院士。林治远离很多人的生活都很遥远，但他努力的事情是为了开国大典和开国大典上的二十万群众，更是为了共和国的第一面红旗，这种情绪不独来自林治远本身，而是来自这面红旗，来自二十八年革命和两千万牺牲，来自七十年征程和2019年的今天。
《相遇》这个故事做得不够细，但选得很巧。高远，是核物理专家，身份受到严格保密，建国初期能学核物理的知识分子，出身一般不会太差，比如邓稼先父亲邓以蛰就是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哲学系教授，基本上都是两弹一星的元勋功臣了。
故事从这里，开始了第一层分水岭，前两个故事里的主角，都属于建国前受到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当新中国成立时，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共和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为共和国前三十年打下了重要的工业基础。
这才使得工人阶级真正第一次成为国家主人，这才有了第三个故事。
很多人都喜欢《夺冠》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可挖掘的东西很多。
故事的主角冬冬，是静安区八十年代八级电工的儿子。八级电工这个称呼非常显眼，属于最高等级，而且冬冬家里还有全弄堂唯一一台那么大的电视机。不要忘记那年份工人阶级地位比今天高多了。
但三十年时间过去了，冬冬长大后成为乒乓球队教练，终于再一次见到当年的小美，今天的海归女博士，他们会发生什么呢？答案是什么都不会发生。
因为体制内工人阶级后来的出路有几条：一是仍旧留在体制内，乒乓球队教练还属于留在体制内，不是不做电工就叫改变社会身份了；二是下海经商，或者成功，或者失败。
那么从84年到16年，中美经历了什么呢？掰开手指算一算，至少跨过了三个重要年份，这三个重要年份正是国有资产与民营资本、中美关系的重大变化时期，这样的重大变化早已使得原先本质一样的那些人，在今天再看到共和国时，会有完全不同的视角。
《夺冠》没有给出结局，因为谁也不知道结局。
第二条分水岭就是从84年开始的，一直到08年。所以《回归》和《你好北京》也在第二阶段。
《回归》里的升旗手朱涛，也是真实人物，今天已经是空军中校了，是两次回归的升旗手。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共和国的意义，第一条分水岭的两个主角是登场就带着原始积累来的民国时期培养的知识分子，第二条分水岭的三个主角则属于在共和国的庇佑下长大并且参与进大历史的一代人。
当然这也包括了那个操着一口北京话的出租司机，地道的老北京人。这个角色是全片里离绝大多数观众最近的，虽然他保守估计在北京有套房，而且虽然离婚了，但儿子既然能成为奥运会志愿者，那想必也是北京户口、北京学校长大的学生。
分水岭为什么是08年呢？因为08年出现了金融危机，因为08年智能手机开始普及。
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经济增长缓慢，智能手机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体会到更强烈的、更宏观的、更难以体验到的情绪。
所以第三阶段是《白昼流星》和《护航》。
我是很喜欢陈凯歌导演的，但我相信陈凯歌导演一定不了解扶贫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他描写的对象某种意义上还是他当年下乡插队时的情况，这是拿着七十年代的羊皮来批一零年代的狼，答案是观众不满意，他也别扭。
理解不了扶贫的意义，那也理解不了航天的意义。上不能飞天，下不能摸地，为什么很多人觉得那是在写诗？因为他只能写诗，而且只能是那种乡野村夫的打油诗。
古代的大诗人都是有真实经历的，没有见过圣人的李白写不出那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气势，没有被秋雨压垮过的杜甫也感慨不出时局衰颓，而宋代的诗人自然是写不了边塞诗，因为他们去不了。——你所知道的绝大多数诗人，甚至说所有诗人，都有政治抱负。
说回《白昼流星》，扶贫对象是全片最底层，这个角色离很多观众也很远，所以问题就在于，如何把扶贫这件事拉上宏大叙事这辆车上，答案其实就是挖掘扶贫的意义。但偷懒的陈凯歌导演把目光放到了《悲惨世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