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3日深夜，国际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行动成员，向一艘停靠在高雄港的冷冻搬运渔船「隆运号」的船身，投射「渔业署：权宜籍船（台湾方便旗船用语）管理要透明」标语。隔天，抗议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将自己锁在「隆运号」的船锚上，企图阻止船只离开，拉开布条展示「The Last Tuna？」，要求台湾渔业署公开调查疑似违法的搬运船「隆运号」。
这是Greenpeace自正式在台北设立办公室以来，首次以如此激进的方式在台湾进行海上行动。过去Greenpeace在进行海洋渔业监视工作中发现，不少台湾船只参与了非法“洗鱼”活动，他们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就是想尽办法，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与台湾渔民、社会大众，还有官方组织直接对话。
由于台湾的渔业技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渔获规模过大，被认为是全球海洋渔业资源枯竭的主要凶手之一，国际社会不断要求台湾“限建”渔船。但台湾渔民为谋生计仍不断拓展渔业规模，并转而前往开放登记的『非国际渔业组织会员国』注册登记，以规避台湾法规约束；此即所谓的方便旗 (Flag of Convenience; FOC)。这样渔船与渔获量登记在他国名下，同时也可以跳脱渔获配额的限制，这也就是所谓的“洗渔”手法。台湾目前有 90% 的船舶为方便旗船，而其中超过 70% 的方便旗船属非法经营，在公海上常常从事非法捕捞活动。
台湾的远洋渔业在国际上一直摆脱不了负面形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台湾方便旗渔船数量世界第一。台湾的方便旗船数量过多，而且注册国可以说是五花八门，除了伯利兹、赤道几内亚等临海国家外，竟然连不临海的柬埔寨，台湾也有为数不少的方便旗船，这让台湾在港口国监管中纠纷不断，特别是在大西洋鲔类保育委员会 (ICCAT) 中，吃尽苦头，就连国际上最欢迎方便旗船注册的赤道几内亚，也反映台湾注册的方便旗太多，害他们被国际谴责。
1.早年台湾渔船禁航所有共产国家的港口，所以唯有方便旗可以补足实际需求，也因此台湾当局到近期才开始积极支持国际间对抗方便旗船的潮流。
2.台湾非国际海事组织(IMO)成员，台湾船舶检验机构（“中国验船中心”）出具的船检报告不受国际广泛认可。
3.通常台湾渔船的台籍船员数量较少，不能符合台湾本土登记标准。
4.在开放登记制度的地区登记，可以免缴大量税金；船舶融资成本更低。
台湾作为海岛，土地面积小，四面环海，因此99%的进出口货物靠海运来完成。在 2016 年，台湾船队规模是世界排行第 11 名，台湾船舶总运力也在全球排位名列前茅。在2017最新的海运货柜量评比统计中，世界前 30 大货柜船公司，台湾就占了四间，分别为长荣海运（第 6）、阳明海运（第 9）、万海航运（第 17）以及德翔海运（第 26）。
此外，台湾的远洋渔业规模不小，至今仍是全球渔业强权之一，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远洋渔业船队，渔船总量也称霸中西太平洋。根据「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2014 年的统计，在中西太平洋水域的鲣鱼、黄鳍鲔（黄鳍金枪鱼）、大目鲔（大目金枪鱼）渔获量，台湾以 27.3 万公吨排名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韩国。其中价值最高的大目鲔渔获量更高达 8,476 吨，位居世界第二，堪称太平洋鲔鱼的霸主。台湾籍或台湾人投资经营的大型围网船数量共72艘，吨位是中西太平洋区域之冠，延绳钓渔船数量1600艘亦居冠。尽管如此，相对应的规范与管制却赶不上这样的发展规模。
台湾人投资的方便旗船数量，根据台湾渔业署估算，共有108艘。澳大利亚政府、世界保育基金 (WWF) 及国际运输工人联盟 (ITF) 则调查认为多达147艘；Greenpeace更坚称这个数字达384艘！但无论是采用谁的估算，这个数量都是高居世界第一。原本的骄傲这下成了耻辱！
台湾当局时常被控诉罔顾资源枯竭警讯，持续容许建造围网船与延绳钓渔船；自2007至2012，兴建总吨数达38988吨，远高于第2名日本的5倍、第3名中国大陆的14倍、第4名韩国的38倍之多！台湾的渔业危机管理已进入完全失控的境地，这样纵容无止尽的捕捞已经耗尽太平洋鲔鱼群，也严重威胁永续渔业的发展，才受到了Greenpeace及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和抵制。中西太平洋作为全球 60% 以上鲔鱼来源的主要渔场，主要四种鲔鱼已有三种列于世界自然保育联盟 (IUCN) 濒危物种红皮书，面临绝种危机。
2005年，台湾大目鲔鱼的捕捞配额曾经遭到大西洋鲔类资源保育国际委员会 （ICCAT）减额，原因是发现有台湾渔船伪造捕捞资料。2015年，台湾又因为未妥善管理「非法、未报告、不受规范渔业(IUU)」的渔船，而遭到欧盟举黄牌；若进一步遭举红牌，即会遭到贸易制裁。台湾农委会除了制定『渔业三法』，也具体行动，实时监控，并重罚违规者。台湾下个月将派员到欧盟总部说明台湾作为，希望能在今年下半年解除危机。
方便旗船在航运市场中占尽优势的结果，就是招致许多传统海运国家之指责及关注。尤其数起重大海难事件所造成的生态灾难，深深唤起了国际社会对悬挂方便旗船舶的安全性问题的重视。同时最令人诟病的长期存在于方便旗船上恶劣的工作环境、不足的劳动 条件、待遇极差及训练不佳的船员等问题，亦更上一层，受到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UNCTAD) 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关注。
因为核发方便旗的国家通常没有意愿，也无力管理登记的所有渔船，所以现在主要还是靠业者自律及「有责任的相关国家」的有效管理。其实严格来说，方便旗船本身并不违反传统国际法，因为以往渔业资源并不被认为是可耗尽的。目前国际社会也无法直接强制一步到位地有效禁绝方便旗船措施。因此，更常见的不是『黑名单』，反而是鼓励性质的『白名单』，用利诱，变相使违规者拿不到好处，来尽量达成控制方便旗船的目标。
台湾渔民早年用外国方便旗船捕鱼，将渔获运搬至合法船上申报，近年合法船被限量管控，本身渔获就不够，变相将大西洋渔获，转运往印度洋、太平洋方式，在不同洋区间洗鱼。笔者曾耳闻，回避管理规范的方式很多，举个例子来说就比如 24 公尺长的大型渔船管理规定较严，业者就建造稍短的渔船，像 23.9 公尺船只在加勒比海极为普遍。管制效率的不彰，其实反映了形式民主跟法治的社会，无法治愈实质奴性跟人治成分的依赖；大家还是喜欢讲人情，也还是喜欢专漏洞。
2013年5月9日，台湾渔船“广大兴28号”遭菲律宾公务船只扫射导致一名台湾船员死亡的事件，令台湾渔民群情激愤。在两岸有关部门的的强势干预下，菲律宾不得不对台妥协，并于2013年8月底启动台菲渔业谈判，然而在9月3日，又有一艘台湾渔船遭遇菲律宾的扣留。由于台湾不能成为国际海事组织（IMO）缔约成员，从1990年至2012年间，单菲律宾一国就扣留了108艘台湾渔船，台湾海上维权劣势凸显。90年代中期以来，就常听闻有台湾渔民在远洋捕捞时悬挂五星红旗，台湾渔民们表示：“挂五星旗在海上作业比挂青天白日旗更有保障”。虽然台湾渔业相关主管部门不止一次表示将加强护渔行动，并禁止渔民携带五星红旗出海，但并无多大成效，渔船悬挂五星红旗的情况依然常见。既然有悬挂五星红旗的需求，两岸何不共同探讨使其合法化？
讽刺地，台湾貌似是因为在捕鱼这件事情上面是个大坏蛋，才不仅是被接受，还被敦促要赶快加入很多国际渔业组织，从没听说过什么障碍，足见国际社会的伪善。这让笔者联想到的是，叛乱团体 (Belligerent) 早先不被认为是国际法主体，所以国际法上一个权利都没有，常常因此被国家肆无忌惮地打压。
在被逼得狗急跳墙，向外求助无果后，Belligerent常常就只能以毒攻毒，做一些不见容于世的行为来与国家抗衡。然后一定要到事发太寻常又太严重了之后，国际社会的大家才会为了使他同受国际法义务的拘束，承认他是国际法主体，给他国际法上的权利；十足吃硬不吃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意味。
那如果这些Belligerent 自古以来都温良恭俭让地乖乖守法，默不吭声呢？他们还会有任何权利可以主张吗？是否群体的实际存在本身反而会被恶意掩盖或忽略？又或者恣意残暴地被消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