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新疆之前，作者一家和亲戚一起在棉花林前的合影。
1954年，根据国家需要，新疆成立建设兵团，迎来大批入疆人员。他们在此生根，为下一代建立了子弟学校。作者的父亲因受聘于兵团子弟学校，所以举家北迁，迎来了这场不可复制的出行。他们从湖南老家出发，花了七天七夜到达新疆。一路上，作者一家坐了拖拉机和卡车，也坐了火车硬座和卧铺。她和弟弟们吃了人生中第一口香蕉，也有了属于姐弟间的小秘密。
去新疆
撰文/原心
1983年农历八月十六，小村还弥漫在中秋节的气氛里没有出来，我家早已打点好行装，启程，去新疆。
因父亲受聘于新疆建设兵团某农场子弟学校，所以举家北迁。那时，我10岁半，大弟不到9岁，小弟5岁半，父母都是三十五六岁的光景。小村在湖北东部的梁子湖畔，农场在北疆的天山脚下，茫茫山川远阻，迢迢万里之遥。父母为了向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说清楚这之间到底有多远，打了个比方：“火车要跑七天七夜，汽车的话，那要跑一两个月呢。”父母还说，“以后可以写信，信也是一个多月才能到达，如果情况紧急，可以发电报”。老人们听了，心生悲伤。但年幼的我们，实在对这些没有任何概念，更不知道新疆在哪里，只听说要坐火车出远门，都开心得不得了，甚至我还向两个弟弟卖弄刚学会的课文：“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水果……”
1983年农历八月十六，薄雾中秋，一场不可复制的出行，从清晨拉开序幕。
告别梁子湖畔
六十口是一个大村庄，到达县城的公路穿村而过，因此要到县城去，就要到六十口的路边，等待进城的客车。
这天，同村的亲戚执意要开拖拉机送我们。他说，“新疆那么远，下次见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你们走，我是一定要送的。”此前，也就是几天前，中秋节临近的日子，远远近近的亲戚们都聚拢来，在我家村东头的棉花林外，用一台当时还算时髦的黑白胶卷相机，照了很多合影。于是，全村人都知道我家要去新疆了，然后，西家请完东家请，我们几乎吃遍了全村的每户人家。亲情、乡情，浓得用梁子湖的水也化不开。
我们上了拖拉机。拖拉机上除了我们一家五口，还有一定要多送我们一程的亲戚和乡亲。拖拉机开起，全村人都来送行。他们跟随着，说着一些道别的话，还有人在抹眼泪。渐渐地，拖拉机“突突”的声音越来越响，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直至消失。
快到六十口的时候，迎面飘来一道绿色的风景。不用说，那是邮递员徐叔叔骑着一辆邮政绿的自行车来了。我们这方圆几十里的大小村庄，都由他送信送报，村里的老老少少都认识他。
平时，村里少有外人来，徐叔叔是唯一十天半月就会来一次的“外人”。只要他来了，整个村庄像过节一样热闹。谁家要是来信了，全村人一起跟着高兴。因为很多人不识字，徐叔叔还常常扮演“朗读者”的身份，他一边读，还一边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读的听者频频颔首，有时还会哭。
说起来也是有趣，我读一年级的时候，他到我们小学，问大家要不要订报纸。当时年幼，加之小村封闭，懵懂的我竟不知报纸为何物，于是问：“报纸是什么啊？”徐叔叔笑着从邮政包里拿出一张印满文字和漂亮图案的大纸，递给我，说：“这就是报纸，这叫《中国少年报》，送给你吧。”我欣喜之至，拿着报纸回家看遍了每一个字、每一个符号、每一个花花绿绿的角落，直至翻破了也舍不得丢。
此次搬家，一两个月一封信肯定是少不了的，到时把信送到亲人手里的，或者帮亲人发信的，都肯定是徐叔叔。拖拉机停下来，邮政绿的自行车也停下来，徐叔叔早知道我家要去新疆的事了，他说：“今天就走了啊？”父母答：“是的，以后要多麻烦你帮我家老人读信了。”徐叔叔展开他那一向亲切随和的笑容：“不麻烦，小事情。你们一家在外多多保重，早日回来探亲啊。”父亲和他重重地握了一下手。
拖拉机穿田过地，停在六十口的大路边自发形成的一个车站前。
客车来了，我有些畏惧。父亲牵着我的手，一下子把我拉上了车。然后，只听“哐” 地一声，车门关了，送行的拖拉机、亲戚和乡亲都被关在了车门外。
不止一家五口的远行
火车站在县城西郊，那是进城的客车不会到达的。因为姑父是一名货车司机，我们可以直接坐货车到火车站。
在工作之外，姑父提前安排好了一切。他按照我们到达的时间，到预定的地点，直接送我们到火车站。货车很大，路也不平，我们坐在敞开的车厢里，颠簸得厉害。但此时，在小屁孩的我们看来，这汽车比拖拉机高级多了，而且出行的喜悦胜过万丈红尘。
我知道在此之前，姑父和他的同事还开货车到六十里外的小村，把我家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家具，以及两麻袋大米、几床新弹的棉絮都拉上了车，送到火车站，再将这些物件委托货运，发往新疆了。它们已经踏上北去西行的列车，此时不知道在哪个地方飞奔或是停留。
见多识广的姑父说，货运要慢一些，大约一个月以后才能到达乌鲁木齐。
也就是说，此次远行，不仅仅是我们一家五口，还有我家那些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家具和两麻袋大米，以及新弹的几床棉絮。听说新疆人主要吃面食，大米不多，家里老人怕我们到那里吃不惯，就把新鲜的大米用麻袋装起来。村里的乡亲们听说了，也把他们新收的好米送来，你家几斤，他家几斤，没几天就凑了一大麻袋。当时，乡村虽然不富裕，但人与人之间的这份纯情，自然生动，朴实无华。
还有棉絮，是用新棉花弹的，弹得很厚，厚得足以让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凭着他们的生活经验判断，一定能够抵挡得住新疆的严寒。但是，新疆零下四十度低温的冰天雪地，是生活在江南的老人无法想象的。新疆盛产的棉花，因日照时间久，绒长、质优更保暖。可是天气再冷，棉花再暖，在我们的心里，还是来自家乡的棉絮最厚实、最温暖。因为，那里面有来自故乡的阳光的味道，有来自老人的慈爱和关怀。
我时常想，我家这些与我们以后的生活依然息息相关的物件，跨越长江、黄河，跨越重重关山和茫茫戈壁，在路上，是在哪个地方与我们擦肩相遇，然后又分离的呢？当我们乘坐的绿皮火车与装载着它们的深灰色货车交错而过的时候，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是在深睡，还是正在谈笑？当我们终于相向而对时，无言的它们是不是正在无声地望着我们？如果它们有生命，如果它们能开口讲话，它们，会向我讲述这一个多月来，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武昌火车站的遭遇
小县城的铁路是东西向，要北上，需到省城武汉转车。所以，我们的第一站，是当时湖北最大的火车站——武昌火车站。
武昌火车站门前熙熙攘攘，人声嘈杂。随我们一起来武昌的还有叔叔和舅舅。叔叔看到前面有个地方卖水果，就叫我们等一等，他去买点东西。我们在一处相对宽敞的墙边站定，清理着手上不多的行李，等着叔叔来。
不一会儿，叔叔提着一大串黄灿灿的香蕉来了，那香蕉仿佛在望着我们笑呢，比香蕉的笑容更灿烂的是我们姐弟三人的脸。我们从小生长在湖畔的小乡村，吃香蕉的记忆几乎没有，这些金黄的玩意儿，我们只是在书本上看过无数次。小弟弟当时还没有读书，他没有课本，我就翻开我的书，翻到那一页说：“来，姐姐教你认识水果，看，这一串串黄色的像月亮弯弯一样的东西，叫香蕉。”
叔叔把香蕉掰开，一人一个，两个弟弟迫不及待地连忙剥开皮，一大口咬下去，却是包得满嘴都是，舌头都没法伸展了。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我们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香蕉，突然一个炸雷一样的声音从天而降：“乱丢香蕉皮，罚款五块！”
我们惊得抬起了头，顺着“雷声”的方向望去。对面有两个戴着红袖章的中年妇女正气势汹汹地朝这边走来，风风火火。她们一边朝这边走，一边嘴里动个不停，像是骂人，又像是吵架。
“这里不能乱丢垃圾，不晓得吗？”她们人未到，又一声炸雷一样的声音扔过来，地上甚至被“炸”起了一层灰。
“对不起，他们第一次来，不知道这些规矩，我们这就捡起来。”叔叔和父亲忙笑着跟她们赔不是，并很快低头弯腰捡起了被我们在欢乐和嬉笑中随手扔弃的香蕉皮。
“那边有垃圾桶。”一个炸雷说。
“捡起来了也要罚款。五块！”另一个炸雷响起。
五块钱，在那个普遍月工资水平只有几十元的年代里，是个不小的数目。舅舅把香蕉皮拿去扔到了垃圾桶，叔叔给了五块钱，两幅狰狞的面孔扬长而去。父亲趁机教育我们要养成不能随便乱扔垃圾的好习惯，该收收野性了。
与家人最后的分别
舅舅坚持要送我们到郑州。他说，“最远也只能送到这里了”。其实，现在想起来，当年的舅舅，也才19岁，但在当年真的就是大人了。
我们乘坐的绿皮火车，从黄鹤楼脚下旖旎而过，在武汉长江大桥底下穿行的时候速度也不快，后来，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像是飞起来了。飞驰起来就“哐啷哐啷”作响，那声音在山林、平地和河流之上穿行，实在是好听极了。
火车“哐啷”作响，父亲兴致盎然地讲解一路上的地理知识，我们渐渐地睡意朦胧。就在快要睡着的时候，火车突然停了，父亲告诉我们：到郑州了。
出郑州火车站，母亲守着我们姐弟仨和不多的行李，父亲和舅舅一起去售票处买火车票。很快，他们回来了。“没有直达乌鲁木齐的火车票了，只有先到西安，再转。”到西安的火车是第二天的，所以现在要找个小旅馆安顿和休息。
住小旅馆，连续地吃小餐馆，这在我们以前的生活里从来没有的，特别新鲜、有味。
在我们去西安之前，要先送舅舅回武昌。郑州火车站对面有座十几层的高楼叫做中原大厦。那天，我们一家送舅舅到火车站。在路边，有人迎面走来，向父亲问路，父亲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不是这儿的人。”这是我和弟弟们第一次听父亲说普通话，我们感觉很好玩，相视而笑，之后，印象深刻。抬头看看对面的高楼，舅舅拿出他的黑白胶卷相机，说：“就在这里吧，我们照一张合影留念。”父亲点点头。他们找到一位热心人，于是，我们一家五口和舅舅一起，背对着高大的中原大厦，“咔擦”一声，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定格。
傍晚，舅舅进站去了，母亲的眼睛哭红了。
◇ 在郑州火车站前背靠中原大厦，作者一家五口和舅舅的合影。
到西安途中的秘密
去西安的火车是卧铺，是我们第一次乘卧铺车厢。事实上，这次出门，两个弟弟是第一次坐火车，我也仅是第二次。
大弟弟身手敏捷，几下子就爬到了上铺，然后四仰八叉，舒舒服服地躺下来，很享受的样子。小弟弟爬到中铺感觉到车子有些摇晃，他扶着旁边的栏杆，问：“真的不会掉下去吗？”母亲笑着说：“不会的，拦着你呢。”小弟弟也躺下来。紧接着他翻起身，对下铺的我说：“姐姐，我们这不是坐火车，是睡火车呢。”
不知在哪个站，上来一位穿着绿色军装的解放军，坐在我们铺位的对面。
因为车窗是敞开的，绿皮火车每到一个站，立刻有摊贩举着油淋淋的烧鸡或者鸡腿堆上来，还有桔子苹果香蕉，瓜子花生饼干之类。花花绿绿，吵吵嚷嚷。父母囊中羞涩，懂事的我们自然只是看着眼馋一下，并不会要求父母来买。
◇ 站台上正在做生意的小贩。图片与文中人物无关。
但是，对面的解放军就不一样了。他先是买了盐水花生坐在那里吃，一颗一颗的剥开，嘎巴地嚼得响，那咸香的味道和有节奏顺序的声音交杂，馋得弟弟们口水直流。可是，他们得忍着。
后来，车停一站，他又买了鸡腿，买了卤蛋。他当着几个孩子的面，那样旁若无人地啃着油腻腻、黄澄澄的鸡腿。终于，他好像注意到有小眼睛投射到身上的强光，顺着光看过来，正碰见我的大弟弟那圆溜溜的黑眼珠。大弟弟猛然一醒，他慌忙低下头，心惊肉跳，满脸通红。解放军很友好，他笑眯眯地撕下一片鸡腿肉，递给大弟弟。大弟弟吓得直往后躲，他是断然不敢要的。父母看到了，微笑着婉言谢绝了解放军的好意。
天黑了。火车还在不紧不慢地往前跑。父母睡了，弟弟们睡了，我躺在卧铺上，也正准备入睡。突然，我感觉到有人在拉我的被子。我抬起头，是大弟弟。
“怎么了？快睡吧。”我真是有些困了。
“姐姐，你看。”大弟弟拿一个东西放到我面前，我定睛一看，是一枚卤鸡蛋。
“天哪，你怎么能？”我吃惊了。“不是偷的，是解放军掉在地上的，他一直没捡起来，他刚刚下车了。”大弟弟猜到了我的意思，他马上辩解。
“哦，那没关系，我们可以吃。”我释然了。“可是，我们怎么吃呢？”弟弟朝旁边的铺位努努嘴，他不知道父母睡着了没有，也不知道父母会不会批评他。
“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我从铺位上翻下来，穿好鞋，带着弟弟，也带着那枚饱含弟弟体温的卤鸡蛋，走进了两节车厢连接端的厕所。
夜黑风高，我们姐弟俩把厕所门关上，敲开卤鸡蛋，剥壳，把蛋壳扔到摇摇晃晃、一刻也没有停留的漆黑的车窗外面。从中一撇，我把鸡蛋分成两半，一人一半，一人两口，一下子就把鸡蛋吃完了。
我答应弟弟，这是我俩的秘密，这个秘密，永远不告诉父母。
哪里的月亮圆？
西安没有当天去往乌鲁木齐的火车，我们在西安停留一天一夜后，终于登上了去乌鲁木齐的火车。
火车驶出一个叫宝鸡的车站时，我记得铁路外面有一堆高山一样的黄沙。我想，我一定要努力记住这堆黄沙，可是这堆黄沙是否会记得我呢？黄沙，它们将会去到哪里，是做房子，还是修路？而将去新疆的我，会在新疆呆多久呢？谁也不知道答案。总之，因了这堆黄沙，我永远地记住了“宝鸡”这个地名。
过天水，过兰州，过嘉峪关，火车在甘肃境内跑了很久。一路上，似乎绿色越来越少，黄色越来越多，苍茫的感觉越来越明显。
◇ 火车行驶在甘肃境内。图片与文中人物无关。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火车进入新疆境内。由于空气干燥，年幼的小弟弟出鼻血了。
“前方到站，哈密站。”火车的广播在报站。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哈密瓜。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火车在哈密站停了半小时以上，有很多人下车到站台上去买瓜，站台上满是卖瓜的人。他们身着鲜艳的衣服，全身透着热情好客的劲儿。
天渐黑。车窗外的山脉、黄土、戈壁，渐渐地模糊。远处，一轮明月慢慢升起，越来越高，越来越亮，照得山脉、黄土和戈壁笼罩上一层银灰色的光，梦幻一般。
小弟弟躺在母亲的怀里，他望着车窗外的月，问：“妈妈，是新疆的月亮圆，还是北湾的月亮圆？”
北湾是梁子湖畔我们那个小村的名字。人还没到新疆，难道小弟弟就开始想念家乡了吗？
我和大弟弟都笑了，笑他真幼稚，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呢。
但父亲和母亲都没有笑，我们也连忙收住了笑容。
抵达目的地
火车到达乌鲁木齐火车站时是深夜，虽然才农历八月，但这里早已进入冬季，脸上和双手生冷，身上好像没穿衣服一样，空透了。我们下了火车，首先的感觉是，自己的双脚不听使唤了，竟然迈不开步子，它们还停留在“哐啷哐啷”的节奏里，半天都出不来。
出火车站，周遭一片漆黑。
农场学校派来的卡车在站外等着我们。很快，我们找到了车。卡车有两排座，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仨挤坐在后排，父亲和司机，以及前来接我们的高个子主任坐在前排。父亲和他们寒暄着，说的是普通话。我们默不作声。
我也不知道乌鲁木齐火车站跟农场学校有多远的距离，总之，我们都被裹得紧紧的，外面很冷，也很黑，我们慢慢都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车停了，我们被叫醒，就听那位主任说：“到了。”我们下车来，天还没有亮。
我们被安排在农场招待所里住下来。这一住，就是一年半。直到后来学校做了新的土坯房，我们才有了落户新疆以来真正的家。
九千里路，在今天乘飞机只要四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的行程，当年，我的父母拖儿带女，花了七天七夜的时间。从出门时一拖拉机的人，到最后只剩下我们一家五口，当然还有后来到达的家具、大米和棉絮。
在遥远的新疆，我们一家人举目无亲，但入地随俗，很快就适应了那里的气候、那里的生活习惯，很快就融入其中，也成了一户大年三十晚上在门口挂起红灯笼的新疆人家。这次不可复制的出行，改变了我家的生活轨迹，成为我们终生无法忘怀的生命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