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翁佳妍
来源丨《品读》2018年第4期
从2003年凤凰卫视的《冷暖人生》到2017年在互联网平台上腾讯推出的《和陌生人说话》，过去15年，陈晓楠一直在做一件事——和各种各样的普通人聊天，而这些“人”也让她变成了今天的自己。
那么，让我们听听陈晓楠这个普通人讲自己的故事——
发现
我刚去凤凰卫视时，想做一档谈话节目。后来跟随凤凰卫视做了一系列纪录片，我去了很多普通人去不了的地方，见到了许多令我印象深刻的“人”。
在切尔诺贝利小城，一个人都没有，时间就跟定格在那儿一样。当年核电站爆炸36小时后，居民被要求2小时内撤走，没想到再也没回来。
靠近辐射中心方圆30公里的隔离区被圈起来了，门口有个很大的检测器，工作人员拿个黑色的大刷子在我们身上来回刷，挺吓人的。
我们很紧张，拍了两三个小时，抓起机器赶紧就想跑。
我随口问了一句：“这儿还有没有居民啊？”
向导说里面住着唯一的居民，一个80岁的老太太。我当时就想：我得去找她，我抑制不住想和她聊聊的冲动。
老太太一个人住在辐射区，两个儿子和丈夫都因为辐射得了癌症，死了。她自己一个人回来了，在后院开了一块地，种萝卜白菜。
我问她：“你为什么不走啊？”
她指着周围：“我在这儿出生的。我从哪儿来，就从哪儿走。你看这里多美啊。”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是很美，风和日丽，看不到辐射。她请我们喝了白兰地、吃了巧克力，她说，生命交给老天，不去想这个。
当这些新闻大事件中活生生的人站到你面前，就不只是一个标签，于是我想去找超越阶层、地域后，存在于人类的共通的东西。
失败
就是跟这些普通人聊天，让我知道要干什么了。2003年，我做了节目《冷暖人生》。
刚开始，我想既然是普通人访谈，故事就得炸裂，同时还想这访谈必须比别人的更深刻，心态像跟谁在掰腕子。
我们搞了一个华丽的摄影棚，我带着两个专家，想要开辟“中国首例三对一采访”，嘉宾席坐着一位拾荒的老人。
老人当时80多岁，在广州美院捡垃圾。他是个退伍的老兵，在家乡河南有一堆孩子。他觉得自己不能拖累孩子，得出来赚钱。于是，他从河南一路捡垃圾捡到广州，最后到了美院。
他有一张刀刻一样的脸，学生请他去做人体模特。我见到他时，他甚至已经会给学生指出画的问题了。
我问他：“你什么时候回去？”
他说：“我不回去，在这儿能吃上肉就是幸福。”
我把他请到了演播室，灯光一打，四五台摄像机对着他，我和两个专家围着他坐。我抛出了以前采访财富巨子那种问题，特华丽、带前缀、一下转几个弯：
“您经历了这个，后来经历了那个，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
老头蒙了，两分钟没说出话来。问什么都答：“啊，对啊，是这样。”
我急得不行，脑子里一把剪刀已经开始剪辑了，这句话能用，那一堆话没用。
后来又跟一个流浪歌手聊人生，他说着呢，我脑子里却在想，下个问题我该问什么啊？问不出来，我突然说：“停！我要上厕所。”当时我也是个有经验的主播啊！完全回到幼儿班状态。
开始的半年，我一直找不到和陌生人聊天的感觉，节目越做越差。凤凰卫视对我很宽容，看着我失败，但没人说什么。我快抑郁了，羡慕大街上任何一个人，因为他们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改变
特别做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只能扛着摄像机走出演播室，去生活里找人。第一期走出演播室的节目叫《花祭》，上世纪90年代深圳玩具厂发生大火，许多女工被烧死烧伤，10年后，我去她们的家乡重庆寻找她们。
女工们都来自重庆山沟里的一个小县城，要走3天3夜，才能到深圳。我们就沿着这条回乡路来到小县城。
迎面跑过来一个干瘦小老头，是在火灾中丧生的女孩小芳的父亲，怕我们不认识路，来接我们。
走着走着，他突然一指，路边是他的地，里面有女儿小芳的坟。我说在这儿坐一会儿吧。我们就在田埂上坐下了，很自然地聊起来。
10年前，小芳要结婚，不想去打工。可是弟弟结婚的钱还没有，父亲就劝她再打一年工，她很听话，去了，再也没回来。
我就这么听着，不忍心打断。他告诉我拿了3万抚恤金，揣身上，左一半右一半，“像揣着女儿的命”。他把小芳葬在自己家地里，干活能一直看着她。最后他叹息说：
“弟弟结婚是姐姐拿命换来的啊。”
聊着聊着，天就黑了。我好像跟他一起经历了一次丧女之痛。
那一刻，我突然就开窍了，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一下子找到了自己和《冷暖人生》的魂——跟他们聊天，我就把笔递到他手里，让他自己描画：那一天那一刻发生了什么。
三四个小时后，他进入回忆，往事会像拧水龙头一样，哗一下，就下来了。而我做的，就是坐在旁边听，陪他再走一遍，同时在心里惊叹命运的吊诡。
有时候采访完一个人，我一两天都生活在他的情境里。
很难说一次具体的聊天给了我什么改变，但不知不觉，我对周围人带上了最真诚的好奇：我和湘菜馆的大姐聊天，知道她有个留守在家的孩子;当快递小哥送来东西时，我就想，他跟妈妈打电话是什么样的。
看多了别人生命里的风浪，我对生活也有一种看开了的感觉：
“这就是生活，生活即苦，生活即乐。”
活着还是要任性一点。所以，2017年，我离开凤凰卫视的舒适区，去完全不熟悉的互联网领域。
共鸣
以前我老觉得关注互联网的只是一小撮年轻人，先不用理他们，他们还小。现在他们是“主流人群”，我需要了解他们在关心什么。
这代人还需要《冷暖人生》吗？这是我刚到腾讯时，心里最大的疑问。公司的年轻人说现在不流行30分钟的《冷暖人生》了。
碎片化时代，人们都在上下班地铁上看个几分钟，得短，得抓人注意力。
《和陌生人说话》每期15分钟，正谈在兴头上，就要朝陌生人甩出问卷：
“你最恐惧的是什么？”
“你在北京哭过吗？”
我感觉自己多年的采访经验又需要重建。
最近我和选秀节目《明日之子》的选手毛不易聊。一开始我也怯场，和20岁的小孩怎么聊啊？有代沟，又是聊唱歌这些我不懂的事。
我挺忐忑，于是一见面我就说开了：“我是个老阿姨，你千万不要让这次采访成为我事业的滑铁卢啊。”
毛不易乐了：“不会不会。”
我发现他不是不善言谈，是没有主动倾诉内心的欲望，但他是非常真实的人。
他告诉我自己写了《203》那首歌。他那时候正在医院实习，当男护士。
“小时候觉得自己是个不同的孩子，长大后觉得其实也没什么不同，那种泯然众人的感觉，有点不甘心。”
我发现这代年轻人，“有趣”“不一样”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虽然看上去很懒很丧，但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不同的，在用自己的方式小小地抗争平庸的生活。聊完我挺高兴的，觉得自己跟年轻人的代沟其实没那么大，能产生共鸣。
我一直在好奇，这么多年过去了，人的内心是否随着时代发生变化？有次马东说：
“技术变化特别快，但人的生理结构可能是永恒的。”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就算是互联网时代，穿过猎奇外象，人其实没有什么本质变化。微信发出去没人回的寂寞和收不到信的寂寞是一样的。
所以，我撕标签的愿望越来越强，我想寻找一个人在被贴上各种标签以外，能让多数人产生共鸣的地方。
那些陌生人故事中的复杂，那种五味杂陈的滋味，那种说不清对错的滋味，我想，大概就是人生。
作者：翁佳妍，来源丨《品读》2018年第4期 | 摘自《东西南北》2017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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