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有可能你没有司马迁去过的多。公元前126年，也就是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的司马迁开始了一场壮游。在《太史公自序》里，他写道：“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这是一场跨越大江南北的旅行，所花费的时间，研究他的学者认为至少要一年，长的话可能数年。历史作家刘勃告诉本刊，如果按照司马迁在自序里说的线路，他是先去江浙，再到湖南，接着又去了山东，好像路线规划并不是很合理。因此有的学者推测整理出更为“顺路”的走法。比如张大可在《司马迁评传》里这样写：“司马迁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这次壮游的动机是什么？东汉卫宏所著的《汉旧仪》里提道：“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刘勃说，这里面的年龄错误暂且不论，如果采信这条材料，那就是说司马迁得到了特许，可以乘坐官方提供的“传车”，目的是去搜集古代诸侯留下的历史记载。“从秦到汉，都有着对户口控制和限制迁移的法律，外出的人必须携带官府特许的文件。既然司马迁肩负有使命，自然能够在行动上获得便利。”刘勃说，“所以有可能《太史公自序》中交代的就是真实的线路，因为寻访‘诸侯之史记’的过程难免有折返，有岔路，甚至走了冤枉路。司马迁没有事先规划好行程，而是不断在探寻中发现新问题。”即使出行动机不那么明确，司马迁也是受到一种史官职业的召唤。秦汉史学者王子今告诉本刊，汉武帝时期，选官制度从世袭传承的“世官制”逐渐转变为推荐人才的“察举制”，但此时“世官制”仍然是主流，因此司马迁很早就意识到自己一定会接替父亲司马谈，成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里讲了公元前110年，汉武帝首次封禅泰山，父亲司马谈却滞留在洛阳不能跟随前往，他万分遗憾以至于生命垂危。这时司马迁刚好出使西南归来，司马谈临终前把继续做太史令的重任托付给了司马迁。“司马谈临终时的地点既不是在家乡，也不是在长安，作为太史令，他必然跟随汉武帝参与了绝大多数的活动。他不是一位只在书斋里写作的史官，这一点肯定会对司马迁有着影响。”王子今说。司马迁是一位孔子的敬仰者。他在《孔子世家》最后的“太史公曰”中写：“《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无论是在《孔子世家》还是另一篇《仲尼弟子列传》里，司马迁对孔子周游列国的行迹都做了具体的记述，他本人也会对此深有感触。”王子今说。20岁的壮游，司马迁遍走了名山大川，既追寻了舜、禹、孔子这些圣王和先贤的遗迹，又到访了楚汉之争这样历史大事件的发生地点，这都为之后的《史记》撰写奠定了基础，还带来了独有的风格与历史观。
司马迁祠墓（黄宇 摄）在司马迁之前，历史著作的典范作品要属孔子所修订的《春秋》。《春秋》是部编年体史书。身为鲁国的史官，孔子按照年、季、月、日的顺序，把各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做了记录。“《春秋》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它用非常扼要的文字来记载事件的结果，没有过程和细节的介绍。同时在不改变记述真实性的基础上，通过遣词用字来蕴含褒贬。比如臣下杀害君王，不用‘杀’，而用‘弑’，暗含了对这种破坏秩序和伦理行为的谴责。”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从封建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一书的作者韩昇这样告诉本刊，“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就是过于简略，基本就是重要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串联起来的政治史。”《史记》则完全开创了一种中国历史全新的编撰体例。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人物第一次成为历史书写的专题单元。《史记》总共有130卷，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相比主要记录帝王言行政绩的《本纪》，以及王侯贵族事迹的《世家》，《列传》所涉及的人物很多没有贵族的血统，也没有显赫的出身，然而《列传》却占据了《史记》中最大的篇幅。为何司马迁认为这些普通人也是值得写下传记的主角英雄？这和司马迁的历史观有关，而这种历史观正是他在广阔社会的游历过程中形成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
司马迁对于屈原这个人物的深入发掘，便很能体现他选择人物的标准。屈原其人其事，不见于先秦任何古书。入汉以来，第一个提到屈原的人是贾谊。贾谊遭汉文帝贬黜去做长沙王太傅。他在当地第一次听说了屈原的故事，渡过湘水时作《吊屈原赋》，那时屈原之名才为中原所知。“以汉朝这个中原王朝来看，楚地完全是地处农业文明边缘的蛮荒之地，但司马迁丝毫不带首都人傲慢褊狭的眼光，认识到了屈原和楚风文学的可贵。”韩昇说。根据司马迁壮游时的线路，他也许未必是专门为了追寻屈原的足迹而去的湘水一带，他很可能是到九嶷山寻找舜的埋葬地时，意外发现了屈原这个人物。在《史记》诞生前，屈原的名声虽然有所传播，但他更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忠君爱国的传说。司马迁却用文字为屈原勾勒出了复杂立体的形象，使这位楚国的诗人走出了神话的迷雾，成为一个触手可及的历史人物。这为后世对屈原的理解奠定了基础。这篇《屈原贾生列传》更因为司马迁大篇幅的悲愤抒情，而被看作是一篇屈原、贾谊和司马迁三人的合传。“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中国正从活泼开放慢慢走向帝制的等级森严，以至于以后正史的书写越来越固化无趣，除了帝王将相就无其他。可以说司马迁对任何人物都怀着一种平等尊重的心态。他展现的是一幅社会各色人等的全景图，而之所以司马迁能把他们全部网罗进来，又刻画得如此鲜活，大概离不开行走游历时与他们的接触，还有对各地民风的深刻体会。”韩昇说。汨罗江畔的屈子祠，是全国唯一现存的古代纪念屈原的建筑（张雷 摄）于是《列传》中有了几篇“集传”，是从不见于以往史书记载的人物群像，像《游侠列传》写了平民当中为救善良于水火、不顾法律约束的仁义之士，《刺客列传》写了五位肯“为知己者死”的侠义之人，《龟策列传》写的是向神灵来问吉凶的卜筮者，《扁鹊仓公列传》写了战国和汉代时治病救人的名医，《货殖列传》记述了从春秋到汉代善于做生意的商人。“司马迁看不上那种为官阶层对平民的嘲弄，他就讲述了贾谊嘲笑卜筮者卑贱，反而被对方讥笑做官需要卑躬屈膝、谄媚逢迎的故事。”韩昇说，“同时司马迁又对普通民众有着十分清醒的认知。他在《孟尝君列传》中写齐国的孟尝君喜好宾客，乐于养士，门下有食客三千，可是一旦孟尝君被齐王罢免，那些门客便纷纷离他而去。后来司马迁壮游时经过孟尝君所受封的薛地，看到当地民风恶劣，‘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便和本地人询问。人们的答复是：‘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因此司马迁意识到民众都是受到眼前利益来驱使的，那么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应该‘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也就是说首先应该因势利导，最后再教化规范。”《列传》之外，司马迁对于列入《本纪》和《世家》的人物也有新的评价原则。“《本纪》里面项羽是个例外，他不算帝王，最后惨败于刘邦，并没有真正建立朝代。但能够推翻秦朝，司马迁眼里功绩最大的就是项羽。于是司马迁将他写得轰轰烈烈，大概在古代英雄当中，没有比项羽更加伟岸且激动人心的篇章；《世家》当中，陈涉也是个例外。他出身低微，而且为人并不算高尚，起义后不久就被杀了。不过司马迁断然把他列入《世家》，道理就在他敢于用微弱之躯挑战秦朝的强权，吹响全社会共同推翻秦朝的号角。”韩昇说，《史记》中不乏“失败者”，司马迁并不以成败论英雄，他对人物的评价和安排完全是基于他们对历史的贡献。
司马迁像（视觉中国 供图）“一直到汉武帝时期，那些历史上耳熟能详的人物形象大概率都是由《史记》所塑造的。”韩昇说。对人物生动的塑造也得益于司马迁在游历当中对资料的采集，这在很多篇章中的“太史公曰”部分有着明确的表达：《樊郦滕灌列传》中说“吾适丰沛，问其遗老”，《淮阴侯列传》中说“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这都是司马迁和本地人，包括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后人询问信息的记述；《孔子世家》里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说明司马迁还进行了实物方面的考察，“车服礼器”属于“文物与图像”一类的史料；《魏公子列传》中说“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春申君列传》中说“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又是对历史空间和场景的踏访。“即使有时候司马迁没有在‘太史公曰’里交代，文字里营造的那种临场感也会让你觉得司马迁一定是去过那里，就像司马迁呈现楚汉战争中韩信的背水一战。司马迁壮游时是沿着黄淮向东走，回来时应该要通过井陉关进入关中，那正是这场战役的发生之地。”韩昇告诉本刊。《史记》是一部52.65万字的鸿篇巨制，大大超过《春秋》1.8万字的文字容量。“编年体单一的时间轴线变成了时间加空间两条轴线，片面的政治叙事变成了立体的综合性记录，以专题展开，人物和事件都被放置于不同的视角进行观察，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面来做描绘。”韩昇说，“《史记》完全突破了政治史的框架，是一部详实的社会史，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历史的百科全书，极大拓展了历史记载的范围。”除了20岁那次的壮游，司马迁人生中还有两类性质不同的出行。一次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根据张大可在《司马迁评传》中所写，此行是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春正月到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二、三月一共15个月的时间。减去路途中六个月，在西南夷的时间约有八九个月。他是以监军身份，帮助汉武帝在西南地区设郡安置吏，足迹涉及今天的云南、贵州和四川。还有一类出行是扈从汉武帝。张大可考证，从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司马迁为郎中起到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最后一次封禅泰山为止，司马迁共从巡26次。只有出使西南夷和之后遭受宫刑这两段时间，司马迁扈从汉武帝是缺席的。为何汉武帝如此热爱“出差”？王子今告诉本刊，汉武帝的出行主要以封禅和寻仙为主，目的是宣扬大汉威德。“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既然控制的是天下，就要走到天下最边界的地方，证明这块地方是自己的。秦始皇如此，汉武帝更是如此，而且他比秦始皇走得还要宽广，多次到达东边的大海，以及东北方向的长城防线。而这样的出行的确能形成一种政治威势，《高祖本纪》中写刘邦观看秦始皇的出行，就感叹：‘大丈夫当如此也！’”学者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总体评价了司马迁的出行，“是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王子今解释说，“初郡”是《史记》中曾使用的词汇，用作新占领区的行政地理符号，“也就是说，汉朝的所有疆土，司马迁大致都已经踏行，还没有来得及考察的，只是汉武帝新扩张版图上刚开始经营的地方”。这样当时的人难以企及的广阔的出行还为司马迁带来了哪些收获？司马迁将他对地理的认识也写进了《史记》当中。“等到东汉时期的《汉书·地理志》出现时，中国才有了第一部以‘地理’单独作为书名的文献。司马迁写作历史时，是把大量对地理的观察融会在叙述当中的。学界也会拿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来和司马迁作比拟，他的名作叫《历史》，但其实包含了从地中海到高加索山一带的地理知识，他本人也做过广泛的旅行。”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唐晓峰这样对本刊说。在历史地理学者看来，《史记》当中地理信息最为密集的名篇当属《货殖列传》。“在这篇为工商业者所立的类传里，司马迁提出了独特的‘四大经济区’的概念，分为以崤山为界的山西、山东，长江以南的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其他三个区都是依照山川河流的自然界线，最后一个则是人文地理的分区，大致标明了农耕和畜牧的分界。”唐晓峰说。最后一个区域的识别需要特别的眼光。为何司马迁能够做出这样判断呢？唐晓峰认为，这一方面和他的亲自游走相关——龙门位于陕西韩城，是他小时候生长的地方，那里黄河穿过峡谷，两岸悬崖相对如门，一端峡谷中的黄河极为狭窄，通过“门”后又极为宽阔，给人以视觉反差；碣石则位于河北昌黎的海边，司马迁扈从汉武帝去到过，那里再往北就是东北苦寒之地，也是形成感觉差异的标志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司马迁可以对已掌握的资料进行很好的整理、归纳和提炼，让他的视野能够达到他所未能走到的地方。这两点相结合，就成就了司马迁在历史学家之外，也是地理学家的身份。”
黄河行至龙门处出晋陕大峡谷，河道由窄变宽（黄宇 摄）
在本期的封面故事中，我们派出了四路记者，重新走了一部分司马迁当年游历的路线：记者张星云去到了司马迁的老家韩城，并从那里出发，经过被很多学者认定是尧舜都城的陶寺遗址，一路追寻大禹治水的踪迹，最后到达了浙江会稽山的大禹陵。张星云来到韩城才发现，从小在黄河边长大的司马迁，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典故再熟悉不过。世事沧桑，人生跌宕，时间和人事都会随着黄河而变迁，盛衰荣辱皆非永恒，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马迁看世界的角度，也使他决定从《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开篇，构建一个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叙事。项羽是司马迁浓墨重彩所刻画的“失败的英雄”，司马迁在20岁壮游时也着重考察了楚汉相争时主要人物的家乡和那些古战场。记者艾江涛实地走访了鸿门宴遗址、秦咸阳宫遗址、广武山楚汉相争古战场、垓下与乌江遗址。司马迁如何通过实地采风和口述材料来写作项羽？艾江涛追述了历史尘烟中项羽的那些决定性时刻，描写人物背后古风犹存的“后战国时代”的精神。
荥阳广武山，楚河汉界古战场，从汉王城向北望就是东流而去的黄河，隔着广武涧东边就是霸王城。汉二年（前205年）到汉四年（前203年）十月，项羽和刘邦曾在此反复拉锯长达两年四个月（蔡小川 摄）记者陈璐则主要去到了湖北荆州，以及湖南的长沙和汨罗。荆州是楚国故都郢的所在地，司马迁在撰写《屈原贾生列传》时想必对楚国曾经的政治中心要有一番深入的了解。长沙是楚国的重镇，屈原流放途中正是经过这里湘江、洞庭一带。汨罗江被认为是屈原沉江自尽的地方，司马迁在传记最后的“太史公曰”中说：“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在走访的过程中，陈璐试图透过司马迁的视角，去理解屈原的生平，看他如何通过司马迁的书写，从一位边地诗人转化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象征。汨罗江是屈原投江自尽之地，这里映照着屈原的理想与悲情，引得后世许多文人来此悼念（张雷 摄）
司马迁扈从汉武帝出行时，肯定并不能像他自己20岁壮游那样，去接触丰富多彩的社会。但这也提供给他近距离观察汉武帝的机会，从他的言行去体会他治国理政的政策。《史记》当中的“书”是专门叙述礼乐、音律、天文历法、河渠水利、社会经济制度等方面沿革和变迁的篇章。司马迁写《河渠书》的动机，就直接来源于随汉武帝封堵黄河瓠子决口的经历。记者刘畅踏访了司马迁亲身堵决口的故地，以及他在书中提及的，至今尚存的郑国渠、龙首渠遗迹。刘畅看到了司马迁对于汉武帝水利工程的种种反思——虽然一个水利工程能令盐碱地变成千里沃野，但也意味着巨大人力、财力的消耗。郑国渠上游山中流下的泉水，现在是当地的水源地（蔡小川 摄）最后，我们还专访了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韩茂莉，请她为我们解读隐藏在《货殖列传》背后的丰富的地理密码。
作为史学经典，《史记》当然常读常新，每一次翻看都会有不同的收获。也许你从小到大对《史记》当中那些脍炙人口的人物故事都不陌生，而这期“司马迁地理”，将提供一个从地理游历来了解司马迁历史写作和历史观的全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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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地理（丘濂）
壮游与书写：从地理角度，重新认识《史记》（丘濂）
韩城 ：壮游的起点 （张星云）
探寻汨罗江 ：为屈原写下的悲歌（陈璐）
项羽地理 ：失败的英雄何以动人？（艾江涛）
《货殖列传》中的历史地理密码（丘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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