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南方周末》看到了一则报道《刺死辱母者》，气到发抖。
和朋友讨论时，她说：既然法院判了，就应该遵守，不然法律的尊严如何体现？
我问：如果你被11个人控制住，有人脱掉裤子用极端手段侮辱你，你老公情急之下捅了人被判无期，你能接受吗？
朋友呆住，然后很认真地说：不能接受。
把母亲换成自己，把儿子换成老公，角色换了，逻辑没变，态度就完全反转。
这就是法律和伦理的冲突。
今天一早，《人民日报》发文称：“法律不仅关乎规则，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关乎回应人心所向、塑造伦理人情。”
这个案子我非常非常在意，但没有第一时间写，是因为我在等，直到我查到了“刺死辱母案”的一审判决书。
仔仔细细读了好几遍，我才发现，这个案子远不止法律和伦理的冲突这么简单。
女企业家苏银霞因资金周转困难，向高利贷借款100万（最初的报道是135万，判决书中显示为100万），口头约定月息10%，远超法律规定的36%年利息上限。
苏银霞支付了本息184万元和一套价值70万元的房产，合计254万，却仍然无法还清高利贷。
案发前一天，涉黑老板吴学占“让手下拉屎，并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还钱。”
第二天，侮辱和虐待升级。
涉黑团伙先是对苏银霞和她的儿子于欢进行了监视，母子走哪儿，催债者跟哪儿。
紧接着，是辱骂和非法拘禁。
杜志浩（死者）到来后，他们将这对母子强行带到了接待室，11名催债人围着这对母子，“什么话难听他骂什么，没有钱你去卖，一次一百，我给你八十。”
然后，是殴打和侮辱。
他们将烟灰弹在母亲苏银霞的胸部，还脱下儿子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嘴上，儿子不忍母亲受辱，试图反抗，却被一群人按在沙发上，还被杜志浩掌掴。
再然后，“杜志浩脱下裤子，一只脚踩在沙发上，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
究竟是什么样的“极端手段”？
新闻中并没有报道，有“知情人士”称，杜志浩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掏出下体往他的母亲脸上蹭、往嘴里塞。
“知情人士”的爆料尚未得到证实，但根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
在20多分钟的时间里，苏银霞母子遭受着下体侮辱、打耳光、言语辱骂。“后期他们相互推搡起来。”如此场面令一同被困的公司员工马金栋感到事情不妙。她跑出办公室，让同事赶紧报警，“他们开始侮辱霞了。”
然后警察到了。
监控显示，晚上10点13分，一辆警车到达，民警下车后进入了办公楼。
监控显示，晚上10点17分，部分人员送民警出了办公楼。
从进办公楼到出办公楼，仅仅4分钟。
根据一审判决书，多名催债者证言显示，民警当时表示：要账可以，但是不能打人，然后就出去了。
这里有了案子的第一个关键点：民警是准备回去了还是出去调查情况了？
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
看到三名民警要走，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于秀荣回忆说。
而警方的说法是，他们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
根据一审判决书，“部分人员（工厂员工）送民警出来办公楼，有人回去。”
也就是说，当时的情况是：工厂员工还在办公楼内，如果民警真的是要了情情况，不应该是询问办公楼里的员工（目击证人）吗？毕竟，苏银霞母子还被11人非法拘禁在接待室，民警为什么要去院子了解情况？
这是一个疑点。
更耐人寻味的是，就在案发前一天，苏银霞曾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民警过来了解完情况，准备离开时，苏银霞试图跟着警察一起离开，被吴学占拦住。”然后就有了被按在马桶里的那一幕。
由此可见，警察形式化的到场再离场，早有先例。
案子的第二个关键点：于欢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捅人的？
我们可以在一审判决书的证词中找到答案。
根据催债人李忠、么传行等人以及苏银霞、于欢母子的证词，捅人的全过程如下：
民警离开屋子的时候，母子二人想要跟着警察出去，催债团伙拦住了他们，不让他们走。
于欢挣扎时，催债人扣住了他的脖子，还对他进行了殴打。
情急之下，于欢拿起了桌子上的水果刀，并对着这伙人大喊：别过来，都别过来，过来就捅死你们。
杜志浩（脱裤侮辱苏银霞的那个人）作死冲了过去，然后就被捅了，同时被捅的还有其他3人。
警察回到现场，民警向于欢要刀子，于欢说：“他们都出去了，我就把刀子给你。”等对方的人出去后，于欢就把刀子交给了警察。
被刺后的杜志浩没有拨打120，而是自行驾车就医，途中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怎样摧毁一个人的精神？
给他希望，再让他绝望。
一个22岁的青年，他的母亲被11个人侮辱，而他被人按住不得动弹时，他愤怒，他恐惧，他咬牙切齿，但他还不至于绝望，因为还有警察。
警察会维护公平正义。
可当警察来了之后，却把他们母子丢给了暴徒，而欺凌和侮辱还在继续。
换做是你，难道不会绝望吗？
混乱中，你摸到了一把刀子，这成了你保护自己唯一的方式，你大喊别过，别过来，可暴徒还是朝你冲了过来？
你会怎么办？
马雅可夫斯基曾说：
当社会把你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不要忘了，在你身后还有一条路，那就是犯罪，记住，这并不可耻。
绝望的于欢选择了反抗，造成一死三伤。
于欢的辩护律师认为，于欢“有正当防卫情节、系防卫过当”，法院没有采纳。
法院认为，于欢当时人身自由权利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辱骂和侮辱，但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出警的情况下，于欢与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害的现实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的不法侵害前提。
对此，北京刑辩律师王甫认为：“派出所处警”与“非法侵害继续”并不冲突，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处警是否让于欢认为他已经安全。
显然没有。
催债人对于欢母子的侵害是一种持续性的，不断升级的侵害。从最初的监视，到非法控制，辱骂，殴打，再到露出下体用极端的方式侮辱，直到警察的到来。
可是，警察并没有阻止冲突，也没有把于欢母子带到安全的地方，反而把他们留给了那群暴徒。
当法院判定“于欢与母亲的生命健康权利被侵害的现实危险性较小”时，难道是相信放高利贷的人会懂法守法？
至于所谓的“对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我就想问一问：
强奸也不需要工具，是不是不带工具就不算强奸了？
徒手杀人也不需要工具，是不是就不算杀人了？
即便如此，判决书的23页赫然写着：
法院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伤多人……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
有人说，罪刑法定，这是任何现代法治社会的共识，不然的话，法律的尊严又如何体现。
但这个前提是，法院的判决必须是公正的。
在“刺死辱母案”中，一审法院的判决公正吗？
作为非法律界人士，我本不该非议法院的判决，但反复读了一审判决书，我觉得一审判决就是在侮辱人民的智商！
法院不怪涉黑团伙制造冲突，不怪警察处置不当，却要责怪于欢“不能正确处理冲突”，那么：
请问一审法院，这种局面究竟是谁造成的？
请问一审法院，怎样才算正确处理冲突？
是不是要这对母子躺下然后对着暴徒说：来吧，尽情地侮辱我，蹂躏我吧。
涉黑团伙非法侵入，非法拘禁，猥亵妇女（至少是猥亵），高利贷非法所得，法院惩戒他们了吗？
没有，至少在事件闹大前没有。
反而要受辱者赔偿暴徒。
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这个案子的影响非常深远。
如果一个地方的司法系统不能主持公平正义，就会有武松斗杀西门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如果一个地方的司法系统坏人可以肆无忌惮，好人要么任人宰割，要么被逼上梁山。
如果一个地方的司法系统不能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时，法治外的丛林规则就会盛行。
任何一个靠丛林法则生存的时代都不是好时代，任何执法不当与裁判不公都是对法律精神的背叛与戕害。
我觉得很伤感，但更重要的是给这个案子一个公正的审判。
舆论不应干预司法，但舆论有权利监督司法。
最后，辱母不护，国家何御。
P.s
这篇文章已经结尾了，但其实我并没有说完，因为我想说的很可能导致这篇文章被和谐。这个事件的本质，是黑道白道勾结后，基层治理灰色化的结果：地方乡绅的崛起和地方官僚勾结在一起。所以，一审法院不是傻子，它是在各方势力中搞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