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争论“曹德旺跑了没”，你知道福耀今年赚了多少亿吗？

来源：时代周报

记者：吴绵强，王心昊对此文亦有贡献

世界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在短篇代表作《别忘了擦火柴》中，发人深省地指出，在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生事物背后，人类往往会忘记“擦火柴”这种看似“低水准”、却仍能解决许多问题的传统技能。

如今，这成为一则对中国实体制造业的暗喻， 而“玻璃大王”曹德旺就是一位始终执迷于擦火柴的人。

曹德旺并非孤军奋战。卖水的宗庆后、造纸的张茵、织布的张士平、炼钢的沈文荣……在经济“脱实向虚”的大环境中，仍有这样一批坚守制造业的企业家，自成一套独特的生存法则。

“今年的福耀集团大概赚了40亿元税后净利润，需要承担美国的开支，去了1亿美元，税后利润30几亿元，比去年翻了百分之二十几。”越洋电话中，身处德国的曹德旺跟时代周报记者算了一笔账。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则将曹德旺“跑了”的议论放在了一个更加宏观的大背景下：从200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投资（ODI）增长速度非常快，年平均增速超过了30%。而2016年ODI的增速超过40%，且全面超过了外商投资（FDI），这也是2016年中国经济的一大亮点。

在刘元春看来，ODI规模这么大，增速这么快，有多重原因，其中，“趋势性的原因是，中国正在从商品输出时代过渡到资本输出时代。”刘元春称，“从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当商品输出达到峰值的时候，必须要用资本输出来替代商品输出，这里涉及盈利模式的转换，我们需要把时间拉得更长一些来看资本输出问题。”

2016年12月23日，有关“曹德旺跑了”的新闻已经发酵了数天。这一天，在商务部的例行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对相关问题回应称，对曹德旺先生的评论不予置评。在谈及中国企业的投资环境时，沈丹阳则表示，中国确实有一部分制造业企业面临成本上升、面临困境的问题，但正在不断地改善。

时间倒流至12月中下旬，地点转换至德国。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乘坐私人飞机降落此地后，随即展开了多轮谈判，这是他在2017年的工作重心：在德国新建一座玻璃制造工厂，以满足宝马、路虎等欧洲汽车巨头客户的需求。“地已经买了，现在还在跟别人谈判。主要是俄罗斯工厂做完以后，拿到德国来装辅件、包边，就做这些东西。”曹德旺对时代周报记者介绍。

忙于布局全球的曹德旺没有想到，他的一则视频谈话会引爆国内舆论。视频中，他比较了一番中、美制造业的成本，“除了人力之外，中国其他什么都比美国贵”。—刹那间，玻璃大王成了“网红”，引爆了“曹德旺跑了”的话题，引发了有关中国制造业营商环境的讨论。

北京时间12月20日晚，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这位70岁的实干家表现得像个小孩一样无可奈何：“跑哪里去啊！他（们）胡说八道，我没有错，也不想去惹他们，他（们）高兴怎么说就让他说去吧。”“你说我跑干吗？”曹德旺停了停，继续反问时代周报记者，“我想赚钱还需要跑到美国去？”

“他们可能觉得你在美国投资十亿的资金……”时代周报记者话还没说完，就被曹德旺接过话头反问，“为什么美国通用、德国企业就能在中国投呢？为什么我（们）中国企业就不能到他们国家去投呢？难道中国的企业都要活在窝里头，做那么小小的企业？福耀是全球汽车玻璃行业最大的工业企业，最大的企业就必须承担最大的责任，在各国都要建有工厂才可以”。

曹德旺不是“跑了”，而是国内国外满世界地跑。

早在2011年，福耀玻璃就在俄罗斯设立工厂，投资了2亿美元。此外，福耀玻璃在欧洲、韩国也设有工厂或销售公司。

“准确来讲，一开始决定去外面建厂是我们答应人家的，不答应生意就没法做。”曹德旺说， “2009年，德国大众要求我们作为供应商，2012年前必须在俄罗斯有工厂，那我们2012年就在俄罗斯建成一个厂。”曹德旺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

2011年6月，福耀在俄罗斯卡卢加州的有限公司注册成立；2013年9月，该公司的100万套汽车安全玻璃项目投产，主要生产汽车玻璃产品，产品面向俄罗斯市场。“俄罗斯跟欧洲人不和，那么现在在我的撮合下，欧洲还接受我从俄罗斯调一部分产品来，宝马、路虎、沃尔沃、大众和奥迪，这些全部是我的客户啊。”曹德旺说道。

曹德旺种花，墙外墙内一样香。

就在上个月，曹德旺前往辽宁，签约了一个规划年产值12亿元的项目。据《辽宁日报》报道，11月24日，辽宁省省长陈求发在本溪市会见了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一行。陈求发希望福耀不断加大投资力度，推动辽宁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加快发展。

2015年4月，计划投资10亿元、占地面积约27万平方米的福耀汽车玻璃生产基地项目落户天津，此外，福耀还在苏州工业园区刚拿到了一块地。

“福耀在天津的项目投产很顺利，”曹德旺对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天津项目与福耀的美国项目同时开通，“美国的还没有天津的进展顺利”。

曹德旺说的美国项目，就是这次被传为“曹德旺跑了”的美国俄亥俄州项目。

2016年10月7日，由福耀投资的全球最大汽车玻璃单体工厂正式在俄亥俄州竣工投产。该项目投资6亿美元，是该州历史上最大的一笔中国投资。加上2014年美国密歇根州投资的4亿美元，福耀在美投资已达10亿美元。

福耀的到来，为美国的蓝领阶层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美国人因此将福耀工厂所在的路段改名为“福耀大道”。

曹德旺对美国的布局由来已久。

根据福耀玻璃集团的公告显示，早在2012年时，通用汽车就要求，2016年12月前，福耀玻璃必须在美国建立一个工厂，2017年1月起必须在美国供货。此后，福耀集团开始了对美国设厂的程序和考察。福耀集团2013-2015年三年的年报也显示，福耀计划将全球化作为增强客户黏性与下单信心的利器，并计划利用其部分材料及天然气、电价的优势作为规避波动风险的战略方向。

曹德旺是个商人，清楚中国乃至世界的玻璃生意该如何做。

事实上，福耀玻璃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办厂，是中国制造“走出去”的一个典型案例。美国是全世界主要的汽车生产和消费国之一，为了贴近市场，靠前服务厂商和消费者，福耀顺势进入美国市场再正常不过，否则很难保证自己的市场地位。

“美国的生产基地，请的是美国人。我们拿了他们太多订单了，如果单单在中国做了再卖给他们，没有钱赚啊。现在我们跑到其他国家，让当地人做完卖掉，赚的钱都归到中国来。”曹德旺如此对时代周报记者驳斥那些说他“跑了”的人，“他们都是胡说八道，根本不懂得做生意怎么做”。

2016年三季度福耀披露的财报显示，福耀已经把美国和境外投资放到了最主要的战略位置上。2016年的前九个月中，福耀的固定资产增加了1，059，804，291元人民币，增长率为13.8%；在建工程增加了725，885，607元人民币，增长率为25.5%—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在美国俄亥俄州这笔价值6亿美元的投资。

谈及中国制造企业到美国及海外建厂投资，长期关注中国企业发展的《胡润百富》董事长胡润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应从不同层面看待，中国制造企业在海外有很多客户，理应通过海外建厂去满足客人，“美国本来就是汽车大国，这方面我觉得比较正常”。

不过，即使是在满足客户需求的情况下，以“曹德旺们”为首的中国制造出走海外，背后难免有许多“成本账”的考虑。

视频中，曹德旺对中美制造业的成本比较非常具体，不仅涉及税收和劳动力成本，还涉及土地成本、能源成本等。按照曹德旺的说法，目前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仍比中国高，蓝领（工资成本）是中国的8倍，白领是中国的两倍多，但美国的优势也非常明显，比如“土地基本不要钱”，“电价是中国的一半”，“天然气只有中国的1/5”，税收方面，曹德旺说“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这样算下来，在美国设厂比在中国还能“多赚百分之十几”。

中国制造业成本优势正在丧失。波士顿咨询公司2013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当时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全球出口量排名前25位的经济体，以美国为基准（100），中国的制造成本指数是96。也就是说，同样一件产品，在美国制造成本是1美元，在中国则需要0.96美元。

曹德旺所谈中美制造成本问题，还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是导致企业向外迁移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 他谈到，国内目前人工成本比四年前一下子涨了3倍，尽管这样，人工成本相较美国仍有一定优势，特别是蓝领工人，中国比美国便宜8倍。

曹德旺说的都是大实话。根据福耀玻璃美国工厂投产后发布的2016年三季度财报可以看到，在2016年前九个月中，福耀母公司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大涨38.93%，增加584，690，024元至2，086，554，640元人民币，占总成本的23.15%。福耀对此的解释是，由于美国工厂进入投产阶段，所以导致薪酬支出大幅度增加。

而浙江省原省长、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祖善在《中国人大》杂志（2016年第15期）发表了一篇《降成本：不要老盯着工人工资》的文章，来谈中国企业面临的成本过高问题。“有一段时间，媒体把企业的成本增加归结于工人工资增长过快，这种说法是不完整的。……企业成本大幅度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我国的广义税收仍然过高，综合税收的负担率网上披露是37%。

不光是税，再加上费，这样的综合税负是很高的，此外还有能源的成本。综合成本过高，绝大部分是政府行为造成的。所以，把这些成本降下来，必须依靠政府的行为。”

在曹德旺进军俄罗斯市场的2011年，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中国政府希望加快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减轻企业赋税。

“营改增”后，增值税成为对企业征收的主要税种，但很多企业都表示税负痛感明显。12月14-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指出，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

曹德旺出生于1946年，汽车“配件大王”鲁冠球、“卖水”首富宗庆后则出生于1945年。这批中国制造业商人登上历史舞台，从改革开放后开始，他们致力于解决中国物质匮乏的问题，踏出了中国实业制造的初级阶段。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有“Made In China”字样的商品大量出口海外，成就了中国制造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

然而，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中国制造业进入高成本时代之后，大多无法收取品牌和技术溢价，企业利润越来越薄。

经过多轮经济浪潮的洗涤沉淀，很多制造界大佬纷纷转型房地产以及金融等行业，认为“低级产业”已经过时，理应被“高级产业”所替代，并片面地将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理解为“低级产业”。

“辛辛苦苦一辈子，不如在资本市场讲个小故事。”有人如此概括。

但曹德旺选择坚守实业，他甚至并不愿意别人称呼他为老板。“现在还怎么称得上老板啦！我以前拉过板车，当过炊事员，生存不定。”曹德旺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忆年轻时走过的艰辛道路，这位闽商身上，有这一商帮独有的敢冒风险、顺势而为的特质。

曹德旺自幼家贫，1976年开始在福清市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当采购员，1983年承包了这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并将目标瞄准中国规模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将主业转向在汽车企业中受人欢迎的玻璃窗和挡风玻璃。

曹德旺没上过几年学，经商的门道和现代企业管理都是在摸爬滚打中学来的，他觉得这一行业的生产成本可以一降再降。于是，福耀不断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汽车玻璃的成本从不足200元降到50元，零售价也一降再降。

很快，国内大批企业蜂拥而至，市场进入恶性竞争阶段。1993年，福耀开始痛苦转型，主攻配套市场，成为一汽捷达、二汽雪铁龙、北京切诺基等84家汽车制造厂的汽车玻璃配套商，拥有国内4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

曹德旺及其团队是从底层经营一步步做起来的，如何跳出乡镇企业的思维局限，建立起一套现代化企业管理流程和先进体制，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也是在1993年，福耀在上交所IPO上市，引入了独立董事制度，“我请人来监督我，作为福耀玻璃的大股东，我的这一做法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早期可谓开了先河”。

“他们讲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不影响整个战略发展的安排，你要采访，可以跑到福耀，我们正在做国家‘工业4.0’，开展一年多了。”采访最后，曹德旺向时代周报记者袒露了自己对福耀的未来规划。

福耀目前拥有遍布全球的工厂和生产基地，“成本可以直降下来，当年就可以体现出效益，降百分之七八下来，它可以降低库存，还可以纠正中间的废品，查出原因。”这是曹德旺想要达到的效果。“降本增效”“提质增效”也是中国制造企业追求的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