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的法国，戴罪之人可以通过陈情求赦而脱罪免死，赦罪书制度留下了厚厚的历史档案，记载了一段段血腥的回忆和求生本能推动下的生动叙事。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围绕16世纪法国赦罪书制度完成《档案的虚构》一书，挖掘深藏在档案中的复杂人性、文学叙事和历史信息。本期整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程美宝2015年6月19日在“档案、故事、历史——新文化史三人谈”中的发言，从叙述史的回归和档案研究的现状出发，揭示档案研究中故事虚构的文学手段和包括社会制度、风俗人情在内的时代真实。
“如果大家看过这本书的话，你会发现好像一天到晚都是杀人、都是血腥的、男男女女之间的事件。作者似乎不想让我们只是把注意力放在内容上，还想让我们明白这样的文本、文体的结构是如何来的，人们是基于怎样的考虑这样说话、这样记录，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当然其中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得到赦免，因为大部分案件都牵涉到杀人，你不想在杀人以后被处死，所以你需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才可以打动法官或者国王，得到赦免。”
——北大博雅讲坛2015年第三期
历史与写作：叙述史的回归与革新
我这个学期开了一门叫“海外中国研究”的课，最后两周读的是沈艾娣的《梦醒子》。一般读到这本书时我同时会让学生读Lawrence Stone在1979年的一篇文章《叙述的复兴》（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档案中的虚构》这本书也是题献给Lawrence Stone，所以我们不妨从Lawrence Stone谈起。
LawrenceStone是英国一个做家庭史的大家。在1979年写这篇《叙事史的复兴》的时候，开宗明义就讲，他只是想讲近年来他能够看得出来的在历史学家当中兴起的一个现象或者一种潮流——我们要记住那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他也说明，讨论“叙事史的复兴”，并不等于说历史的写作只有一种方法，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种方法，也不等于说新的就必然完全取代旧的，它的兴起不等于它就取代了以前很多种东西。往往一个新的东西的出现是对过去某些情况的反弹，或者某些情况走到极端的时候，就有人会去思考和反思，希望走出另一些路子来。
LawrenceStone那篇文章说，“叙事史的复兴”的背景是史学界对当时三种主要的历史写作潮流有所不满：一是（某种）马克思主义的模型——所谓的马克思史学有很多种他所指的是基于企图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达致通盘理解的宏大的分析框架；第二是年鉴学派——我们今天还是奉其为一个重要的潮流，不觉得它应该过气或者已经过气，但在70年代末这个学派已经受到很多历史学家的抨击；第三是美国的计量历史学，我们知道计量历史学也不只是美国的，但他特别指出是美国的计量历史学。这些简单来讲，都是带有追求庞大的结构性分析的色彩，或者很容易推向某种功能论的分析，进而衍生出来的历史学的各种潮流。这也是更早的历史学非常希望跟社会学“结婚”或者合流这一趋势的结果。所以Stone注意到，似乎是针对这三大股潮流，而出现人们试图“回归”或者“复兴”叙事史的一种趋势。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回归，这当然与历史学继续和其他学科结盟或者合作有很大关系，在这些学科当中他特别点出人类学——有趣的是，人类学本质上也是追求结构和倾向于功能论的解释的，而当时的历史学恰恰是反对或者针对刚才所说的那三种过于追求结构性分析或者功能主义解释的史学趋势，而跟人类学结合，并且是希望产生出一个既不完全是结构性的、又针对功能论的解释的一种研究方法。这个本身是相当有意思的。
现在所谓叙事史的复兴，或者旧的历史写作的新情况是什么样？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有些是梁启超在《新史学》就已经提出的，现在的叙事史再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或者名士的历史，而是普通人的历史。有些当然是梁启超一百多年前不会提到的，例如Stone就说到新的叙事史不再仅仅是说个人的故事，而是从个人的故事看出怎样的社会。第三，这些个人的故事都是要脉络化的。他的这篇文章很长，发表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杂志上，相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联系LawrenceStone这篇文字和戴维斯的这本《档案中的虚构》，我自己的感受是，叙事史有很多种，包括戴维斯自己之前写的《马丁•盖尔归来》。
档案研究：“进村就找庙”的困境
这本书的主题是“档案中的虚构”。档案是很重要的前提。什么是档案？我们研究生常说我今天去了哪个档案馆，拍了很多东西回来。实际上，他们大多数看档案的时候往往不知道为什么看，他只是认为自己“掌握”某一类档案，便感到很满足。但是如何去读这个档案，如何在那么多档案中进入某个档案，其实是相当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