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双林 | 欧事研究会成员对一战的观察、分析与预测

李剑农曾说：“溯自辛亥以还，五稔之间，政凡数变。然政力构成之原素，未尝丝毫有所变易。剖而析之，其流品约有四种：一为世人所侧目之顽旧，一为顽旧所指摘之暴民，一为近于顽旧之稳健者，一为近于暴民之稳健者……准以欧西政群通用之名称，如左党、右党、中部左党、中部右党等，适相类似。”在这里，“近于顽旧之稳健者”应指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成员，后来演变为研究系；“近于暴民之稳健者”早期应指以黄兴为代表的欧事研究会成员，后来这些人大多加入政学会。

“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海外和流散各地的这些“近于暴民之稳健者”，继承了同盟会时期的传统，做了大量文字宣传和人才培养工作。这些工作主要包括：

第一，积极创办报刊，以宣传其政治主张。1913年4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被迫停止活动。1914年1月15日，原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会员谷钟秀到上海创办《正谊》杂志，张东荪、杨永泰、陈沂、丁世峄、沈钧儒等担任撰稿人。1914年5月10日，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甲寅》杂志。欧事研究会成立后，谷钟秀、章士钊、杨永泰、沈钧儒等人先后加入了该团体，这两份杂志也成为欧事研究会宣传其政治主张的舆论阵地。1915年10月1日，欧事研究会成员又在上海创办《新中华》杂志，推张东荪为主编。后以“杂志之效力缓”，遂于同年10月10日在上海创办《中华新报》（日报），参与此事的有徐傅霖、谷钟秀、李述膺、杨永泰、吕复、张炽章等人。毋庸讳言，欧事研究会成员创办这些报刊的主要目的是反袁，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也刊登了大量相关介绍、研究的文字。

第二，创办编译出版机构，翻译出版各种书籍。1914年2月，流亡日本的黄兴和彭允彝等在东京创办明明编译社。从其出版广告可知，该社拟出版的著作有莫永贞译的英国法学家戴雪（Albert Venn Dicey）的《英国宪法论》，宋任、殷汝耕译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斐礼博维（Eugen von Philippovich）的《经济学原论》，殷汝骊译的英国经济学家巴斯台布尔（Charles Francis Bastable）的《公共财政学》，彭允彝重译的法国史学家赛纽伯（Charles Seignobs）的《欧洲现代政治史》，周子贤译的日本堀江归一的《关税问题》，徐傅霖译的日本牧野义智的《中国近世外交史》，赵正平译的《英法德美教育年鉴》等。

同一年，谷钟秀、欧阳振声等人在上海创办泰东图书局，由欧阳振声任总经理，谷钟秀任总编辑，出版各种书籍，同时作为革命党人的秘密通信机关。该图书局先后出版了李述膺翻译的日本立作太郎的《中立法规》，李述膺和杨铭源、宋元恺合译的德国巴伦哈德将军的《德意志主战论》，瞿湘蘅翻译的德国陆军大将格鲁塞威止（今译克劳塞维茨）的《大战学理》（今译《战争论》），杨铭源翻译的《世界大战论》，杨永泰翻译的日本稻田周之助的《外交政策》；殷汝骊编纂的《亡国鉴》，陈荣广和王几道编纂的《外交新纪元》；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雷殷的《世界战祸由来》，周因时的《战学入门》，黄攻素的《外交危言》等著作。其中大多数著译者都是欧事研究会会员，个别人虽非该会会员，但其译著分明得到了欧事研究会成员的认可。如刘彦虽不曾加入欧事研究会，但其所著《中国近时外交史》修订版得到了欧事研究会的高度评价，认为该书“诚吾国外交界唯一之专门书”，“凡欲研究前清外交之所以失败，与民国国际上之地位者，万不可不一阅也”。黄攻素亦非欧事研究会成员，但其所著《外交危言》不仅由泰东图书局出版，而且由章士钊题签，李述膺作序。

第三，创办浩然庐和政法专修学校，资送青年革命党人出国留学。1914年2月，流亡日本的黄兴先在东京郊外大森创办浩然庐，由殷汝骊主持，负责培养军事人才。同时在日本东京创办政法学校，招收留日学生学习。“迨护国军起，其军官由此出者，多有声誉。而法政学校学生，其归国成功名者，亦七十余人。”成绩相当可观。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黄兴等人还做了一件对欧事研究会意义深远的事情，即资送李剑农、杨端六、周鲠生、皮宗石等人赴英国留学。李剑农等人均为湖南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返国，在汉口共同创办《民国日报》。因宣传反袁，被法巡捕房逮捕，报馆亦被查封。经人营救出狱后，李剑农等人在黄兴的支持和协助下，获得湖南省政府官费名额，于1913年初赴英国留学，先后在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学习。一战爆发后，李剑农、杨端六、周鲠生、皮宗石等人在《甲寅》《新中华》《太平洋》等杂志和《中华新报》上发表了大量讨论一战的文章。

以黄兴为代表的这批“近于暴民之稳健者”，虽然在创办报刊和出版机构、培养青年才俊方面做了许多奠基性工作，但他们对一战的爆发并无思想准备。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塞尔维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刺身亡，7月10日出版的《甲寅》杂志第1卷第3期仅由陆鸿逵（渐生）撰写一则时评，对此事做了简要介绍。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正式宣战。之后，德、俄、法、英、意、日等国相继卷入，一战全面爆发。直到8月13日，李根源、林虎、殷汝骊、彭允彝、程潜、冷遹6人才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欧事研究会。之后，文群、杨永泰、李烈钧、吴敬恒、张继、谷钟秀、赵正平、欧阳振声、黄兴、章士钊、蔡元培、李述膺、陈独秀、张炽章、沈钧儒、周子贤、赵世钰、殷汝耕、章勤士、吕复等人相继加入，欧事研究会的规模迅速扩大，最多时达一百数十人。9月15日出版的《正谊》杂志第5号对一战做出全面反应。卷首刊登了以“世界空前大战之开始”为名的4幅照片：《法军之出发》《俄军之炮队》《奥军之出发》《德军之出发》。“论说”栏目刊出了杨永泰撰写的《世界空前大战之观察》《空前大战吾人所受之教训》，“外国大事记”栏目刊登了杨永泰撰写的《威尔逊国际道义主义之一斑》《德英法比联军西欧之战况》《俄奥两军东欧之战况》等文章。11月1日，李述膺在进步党创办的《中华杂志》第1卷第11号上发表《欧战平议》一文。11月10日，《甲寅》杂志第4号除刊登章勤士（运甓）的《欧洲战争与中国财政》、易坤（白沙）的《铁血之文明》等长文外，还刊登了陆鸿逵撰写的“时评”《纪欧洲战事》。至此，欧事研究会对一战的研究全面展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称谓各不相同，有人称之为“奥塞战争”，有人称之为“欧洲战争”（简称“欧战”）。杨永泰对此持不同看法，说：“夫奥塞不过战争之导火线，不旋踵而德、俄、英、法、比、日均次地卷入旋（漩）涡。仅举奥塞安足以概其全？”所以不能叫奥塞战争。同样，“夫战争主动，虽在欧洲，而日本藉口英日之同盟，甘心德人租借地之青岛，以飞跃于东亚。各交战国之非洲殖民地，互相攘夺，而英领濠（澳）洲，又进攻太平洋德国属土之萨摩岛。是战区所及，已蔓延欧、亚、非、澳，仅举欧洲，又安足以概其全？”所以也不能叫欧洲战争。在他看来，“今方发轫，将来是否推广及于全世界，尚在不可知之数，故从空间以定今回战役之名，未见其可也。更从时间观察之，夫世界史上有名之战争亦夥矣。百年以前不必论，最近有巴尔干联军与土耳其之战，有意土之战，推而远之，有俄土之战，有普法之战，有普奥之战，更远则有拿破仑一世之大战。然其关系多在直接交战之一二国，或欧洲之数国而已，未有欧洲以外亦卷入战潮者，实生民以来所未有者也。”所以这场战争的名称应该叫“世界空前之大战争”。《正谊》杂志第1卷第5号内凡关于这场战争的内容，都被称之为“世界空前之大战争”，这应该是出自杨永泰的建议。

既然是一场“世界空前之大战争”，那么这场战争爆发的起因是什么，这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杨永泰将战争爆发的原因分为“远因”和“近因”两种。在讨论“远因”时，他主要从欧洲地理和历史上来考虑。在他看来，欧洲地图酷似一西洋妇人。此妇人身中，以颈胸部之法国，左右手之英国、意大利，背腹胸部之德国、奥地利，以及长裙之俄国合称欧洲六强，其中又以俄、德、英为最，法、奥、意次之。俄国踞欧亚两洲之脊，庞然为世界一大国，但其地荒寒苦瘠，北海及波罗的海皆无良港。自彼得大帝以来，雄心勃勃，先欲伸一足于黑海以出巴尔干半岛，继则经营西伯利亚铁路以窥远东。德国则自威廉第一以来，合日耳曼诸小国为一大联邦，一跃而跻于世界强国之列。其陆军冠绝一时，近年又竭力扩张海军，欲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英国本土只有英伦三岛，而知名殖民地则遍及五洲，故海军力量强大，堪称海上霸王。法国与英国一衣带水，遥遥对峙，自古为欧洲文化中心，地扼欧西险要，足以制限德国北海舰队南下。意大利半岛深入地中海，与巴尔干半岛遥遥相望，环抱亚德里亚海与奥地利隔岸成犄角之势。上述六强以后逐渐演变成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两大集团。这两大集团不可能直接发生战争，但万一某小国不能维持现状，打破欧洲均势，两大集团就可能卷入漩涡。

杨永泰指出，从历史上看，欧洲数十年来的外交局面始于1878年的柏林会议。柏林会议前，俄、普、奥结为神圣同盟，共同镇压各君主国的革命运动，宰割波兰。俾斯麦执掌普鲁士政权后，联络俄国，才得以一战而屈奥地利，再战而蹶法国。英、法两国则敌视俄国，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曾帮助土耳其大败俄军。所以当时的形势堪称德法相仇和英俄争雄时代。柏林会议后，欧洲逐渐形成合纵连横的新格局。在此，杨永泰详细考察了当时欧洲六强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三国同盟、三国协约两大集团的形成过程，然后指出：“自合纵连横之新局面既成，于是欧洲外交，遂成一种连锁之关系。苟有一国发难，则全洲列强，必悉数卷入旋（漩）涡，此为十年以来稍知世界大势者所同惧。树植之声援愈大，爆弹之炸发愈惨。列强亦深知其然也，日惴惴焉求消弭之策。三十年来，其唯一手段除国际调停外，纯恃军备之增加，号为武装和平，使各有所惮而莫敢发，敷衍至今。”但最终还是未能维持这种“武装和平”局面。

对此次“世界空前大战之导火线”，即萨拉热窝事件，杨永泰也作了详细考察。

杨永泰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就对一战的起因做出如此深入细致的分析，固然有个人的思考，但很明显吸收过当时国际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如日本中央大学讲师稻田周之助所著的《外交政策》一书，就曾专节讨论过“俄土战争及柏林条约”“三国同盟及二国同盟”等问题。此书由杨永泰于1914年11月译毕，次年1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稍后，李述膺也曾就此问题作过探讨。他认为，此次战争肇端虽繁，根本原因则有三：第一，日耳曼民族与斯拉夫民族之争。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多年。近来由于俄国势力崛起，东欧大多斯拉夫民族也逐渐觉醒。他们以俄国为后援，试图脱离土耳其的羁绊，激烈的大斯拉夫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另一方面受俄国势力的刺激，各日耳曼民族也标榜大日耳曼民族主义，与斯拉夫民族相颉颃，使德国、奥地利与俄国、塞尔维亚产生纠葛。第二，德法关系。自普法战争后，德、法两国因为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归属问题反目成仇。法、俄既然是同盟，假如俄国挺身而起，法国必然追随其后。这就是俄、德、奥、塞开战之后，无端而又发生德、法之战的原因。第三，英德关系。自英布战争以来，英德关系越来越紧张，主要是因为德国的世界主义与英国的和平主义势不两立。如果英国不能压服德国，德国就将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所以英国对德国的崛起最为担心。英国当时为世界霸主，影响遍及全球，所以战争爆发后迅速演变为世界大战。“如上所述，今回战争之原因中，有基于数世纪间之民族竞争者，有基于四十五年以来之国际的怨恨者，亦有基于最近十四五年来之主义的冲突者，虽各为问题，不相联属，而国际关系上，互相结合，遂生今日之大战乱焉。简言之，此次大乱，列强之均衡主义，与德国霸制主义之冲突也。”以上论述，最后一句说到问题的实质，即德国挑战既存的世界秩序。

陆鸿逵的看法很明显不同于李述膺，而与杨永泰相近，不过他对两大交战集团中的主导力量要认识得更清楚，把握得更到位。他认为：“今战局弥漫全球，其主要之原因，决非仅仅人种之关系，乃欧洲霸权之谁属也；亦非鳃鳃复仇之僻见，乃世界主义之相逼以逞也。故质而言之，交战国以十余数，而英、德以挟持世界之力，互决雄雌，有此大波澜也。”他考察了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两大集团形成的过程，然后指出：“奥、塞、俄、德既起争端，法又挺身以加入，英不于此时与德一决雌雄，坐待其毛羽丰满，尚有成败之可言耶？故今番全欧鱼烂，在稍研究欧洲最近十三四年间之外交者，殆皆知此战争之不克免，而无庸惊为新奇可骇之举也。”后来陆鸿逵再次指出，此次世界大战虽然“交战国以十余数，其挟持世界之力以决雌雄者，惟英与德，余子纷纷，固附庸也”。何以言之？“英执欧洲霸权，行已一世纪。德自胜法后，毛羽亦日见丰满，久思翻此现状，起而代之。其蓄意已四十余年，平时樽俎相折冲，亦恒具双方不相下之势。故欧洲国际，一有难棼，非先得英、德之默许，即无法排解。往者巴尔干战争，识时者即群忧英德之溃裂，勃发于一朝。天下纷纷，惟以英与德故尔，事不两稔，终见于一九一四年之八月。”

或许是谁也没有想到一战能够持续4年时间，战争爆发不久，人们就开始预测其最终结局。

对于一战如何结束，杨永泰将其分解为两个问题：第一，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集团，将在未决出胜负时议和呢，还是必须决出胜负后才议和？第二，如果是必须决出胜负后再议和，是同盟国获胜，还是协约国获胜？对第一个问题，杨永泰认为历史上虽然不乏其例，但交战双方不决出胜负而能够言和的原因不外三种：（一）交战双方都后悔发动战争；（二）第三方出面制止；（三）发生共同利害问题，迫使双方重归于好。三种原因中，只要出现一种，就有可能使交战双方言和。具体到此次世界大战，则任何一种原因都不可能出现，所以必须分出胜负才有议和的可能。

对第二个问题，杨永泰认为，从参战双方看，同盟国中以德国为主，奥地利、土耳其为辅。德国政治组织完美，国民品性能力纯良发达。其科学之进步，制作之改良，超群绝伦。军械造成精良迅速，铁钢原料异常丰富，迥非协约国诸国所能企及。其军队之整齐忠勇擅有特长，负责调遣的交通机关异常完备敏捷。而奥、土与德国，虽说三国并列，实际上其行动完全受德国指挥，因此可以收指臂相使之效，而无内部扞格之虞。这是同盟国的优长。协约国以英、俄、法为主，比、塞、葡等国为辅，而英国尤为主中之主。诸国人口统计，陆军兵力，海军吨位，均多于同盟国数倍。而财力雄厚，粮食丰富，地势优越，海外交通便利，尤驾同盟国而上之。只要假以时日，持之以恒，德军西击则俄军袭其后，回师东指则英法乘其虚，深藏以骄之，亟肄以疲之，将使德国疲于奔命，这是协约国的优长。

德国和奥地利地处欧洲大陆中央，开战以来即为协约国所包围，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几乎完全断绝。德国所产的粮食平时已不足自给，需要从外国进口。现在壮丁尽数从军，健壮妇女也加入卫生队，无论如何补救、维持，其粮食产量必然要少于平时。虽然瑞典、挪威、丹麦诸国可以从海道暗中补给，但转运艰难，危险百出，很难满足其需求。德国军队虽然精良，但兵员总数远不及协约各国，战局愈久，死伤愈多，补无可补，其战斗力必将日益被削弱。这是同盟国的短处。从协约国看，多国联军不利于作战，指挥既不统一，意见动生龃龉，功则争居，过则相诿，这些均为战争史上的常见现象。况且英、俄两国的政策从来就根本不相容。英国十年前之防俄，无异于今日之防德。由于德国锋芒太露，才不得不与俄国联手，一致行动。战败德国后，英国的主要敌人还是俄国。而俄国之所以全力帮助英、法两国，目的是想从巴尔干南下，恢复其第一暖海政策。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在打败德国后再打败英国，否则不可能成功。对此英、俄两国都很明白。如果战局持久，事势变迁，恐怕在英、俄之间会产生破绽。不仅如此，战局越持久，英、法等国的殖民地离心力将会越大，印度、南非、安南等地均有可能发生叛乱，而俄国虚无党比德国社会党更仇视政府，难免不会乘机暴动。这些因素是协约国的短处。因此，“同盟利速决，协商利持久。若一年以内奋全力拼死命突飞猛进，则同盟系胜；过此以往，战局延及二年或二年以上，则同盟系微有不败者，此则吾人所敢预断者也”。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杨永泰的预测是准确的。

李述膺也曾就当时战局的发展及战争的最终结果做出过预测：“两方果谁胜耶？此战局果何时终耶？此固视其两方之国力奚若，国富奚若，民气奚若，平时之预备奚若，战时种种之机会奚若，固难独下断语。然以吾个人之窥测，则德纵或东挫于露（俄国——笔者注），而对于西方联合军，恐将转败为胜也。”何以言之？他认为同盟国的不利之处有二：同盟破裂和比利时的持久抵抗。一战爆发后，作为同盟国之一的意大利选择了中立，不仅使同盟国失去100多万兵力，并且使法国可将防御意大利的兵力用来防御德国的进攻。而德军侵入比利时后，意外遭到比军的顽强抵抗，时间长达半个月之久，使德军未能在俄军集中和英军登陆之前打垮法军，然后转而东向。俄军则乘德军东线空虚，攻入东普鲁士，迫使德军后撤，并调整作战计划。李述膺认为，英国陆军战斗力不强，比利时军队已经耗尽了力量，西线德军虽说是与英、法、比联军作战，实际上主要对手是法军。以德敌法，法军未必能胜。东线的俄国为世界第一陆军强国，战时兵力多达550余万，勇悍强鸷，不亚于德军。加之奥军新败，俄军可以全力对付德军。所以说德军有可能在东线被俄军挫败，但在西线面对英法联军，德军将转败为胜。

对此次战争的最终结果，李述膺认为，同盟国方面，意大利既然已经宣布中立，奥地利军队又一蹶不振，所以德国的命运，不在天险，不赖地利，不借人援，全在德军自己。如果德军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打败协约国，重新挽回德国即将瓦解的世界政策，将成为历史一大奇观。换句话说，李述膺对德国取得最终胜利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对战局的长短，李述膺认为，即使德国在西线对法国取得决定性胜利，也决不可能使英、俄两国订立城下之盟。为什么呢？如果英国危急，美国断不会袖手旁观，必然让大西洋舰队前来增援；深入俄国腹地，德军恐怕会重蹈拿破仑的覆辙。所以为德国计，假如能够给俄军和法军主力以相当打击，就应该利用时机，通过美国的斡旋，迅速与协约国媾和，此乃上策。假如协约国占优势，德国将有亡国的危险，因此必然会竭死力奋斗，那样战争将会持续很久。

如果战局延长，对各殖民地和列强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李述膺认为，各参战国的属国、保护国及殖民地因为远离本土，仅靠驻屯军来威慑，会存在很大危险。“胜负未决时，或不至于轻举妄动；若一旦睹其被惩，确已不支，则必挺然而起，脱其籓篱。故此次战争，若两方俱伤，余将睹其有独立国纷纷涌出也。”李述膺还认为，此次大战后，世界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如果协约国获胜，德国将退出强国之列，俄国则会称霸欧洲大陆，英国仍将长期称霸海上。如果同盟国胜，俄国和法国都将退出强国之列，德国将称霸欧洲大陆，而英国则仍会保持原来的海上霸权地位，另外一强则是没有加入战争但时刻雄视欧洲的美国。也就是说，世界列强将由六国变为三国。应该说，李述膺的预测大部分也是比较准确的。

与杨永泰的客观分析不同，在李述膺分析的背后，始终有一种对德国难以割舍的情感。他认为，“世人往往关于此次战争，批难德之态度。然余立于局外，以公平之见地观察之，则此次战源，其在德与否，姑置不论。而此次德之态度，则毫无可议，宁不得不归罪于露焉。”为什么说德国在当时的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要俄国负责呢？李述膺认为，塞尔维亚与俄国虽然同为斯拉夫民族，但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两国之间如果没有同盟条约，那么在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发生冲突后，俄国没有置喙的余地。但俄国为了捍卫其大斯拉夫主义，帮助塞尔维亚对抗奥地利，做得不对。德国最初是主张奥、塞两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的，后来之所以加入战争，是基于同盟义务。如果说李述膺在这里还说得比较含蓄的话，那么他在为《德意志主战论》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得更直白：“此次欧战中，其最雄长者，惟德意志。仆比倒法，冲英破俄，大刀阔斧，东驰西骋，岂真如德意志人所谓征服世界之天使降临耶！何兴之暴耶也！”他们之所以要翻译此书，就是因为“开战以来，余等敬服德意志国民之伟大，久欲择一佳著，有能洞穿德意志之真相，而关于此次战争，供吾人以完全的根本知识者”。这可能和清末以来国人对德国的铁血主义钟情有关。

当时正在欧洲游历的欧事研究会成员张继（原名溥）则不同，他经常给《甲寅》杂志社写信，报告欧洲各交战国的情况，预测战争结束的时间。1914年12月12日，他在写给《甲寅》杂志社的一封信中说：“欧洲战局，据今日情形观之，非有第三国出助联军，德军非一年之后，不能折服也。”为了解南欧的情况，他专门到意大利跑了一趟。1915年4月22日，他在从瑞士写给《甲寅》杂志社的信中说：“弟由意大利返法，过瑞士，暂作勾留，以察勘情形……弟之个人观察，今年之内，恐尚不能停战。”不过，对谁将赢得这场战争，张继只做判断，不做分析：“举目旷观，为人道之大敌者，德意志耳。德意志之皇帝、学者、人民，皆以强权为圭臬，目无公法、人权、共和诸名，世界之恶潮流，皆德人造之……战局了结之后，德人之学理，由根本上颠覆，而日本随之，则中国之擅权谋者，亦无从猖狂矣。”后来他一再表达这一想法，甚至断言，如果德国获胜，“全世界至少有若干年之黑暗反动时代”。张继不仅把中国与这场战争联系起来，而且把德国的战败当成解决中国问题的捷径。这未免太不切合实际。不过，张继在这里触及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中国在近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道路选择问题。

或许是因为在以往的反清武装斗争中饱受财政拮据之苦，欧事研究会成员在研究一战时对各交战国的财政经济状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1915年2月初，英、法、俄三国为了加强财政经济上的联合，在巴黎召开三国财长会议，经过多次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三国政府对现已与三国共同战争或主张相同拟加入战争诸国，已借之款或将借之款，一律平均分担；（二）此等借款总额，自三国所有之财源支出，或以三国名义，于适当时发行公债充之；（三）嗣后三国对于中立诸国，如有购买物品等事，须共同协议行之。此外，会议还就三国纸币的发行、俄国物产的输出、如何保持俄国与其他协约国之间相互借贷的均衡办法、俄国银行对法国银行业者付款的担保等具体问题达成协议。对此次会议，尘公写成《三国协商财政上之联合》一文，及时予以报道，并特别指出：“此次大战，其将来之胜负，虽视武力如何而决，然目下双方之武力，既相匹敌，则终局之胜利，亦唯有让诸经济上能力之较强者而已……德国经济界之实情，一时无从得适当之材料，不能下以正确之判断，然就世间一般之推测言之，则德国政府之财政，虽尚健全，而经济界之情形，则颇不佳。两相比较，终以三国协商之方面为优也。”也就是说，协约国最终将取得胜利。

同年3月，英国统计学家克拉芒德在伦敦统计协会发表演讲，就各交战国一年的军费开支做出预测。克氏指出：此次战争如果延长到1915年7月30日，一年间各国战争经费支出，直接间接，总计约91479亿元，这不包括日本、塞尔维亚、土耳其和各中立国的损失。协约国方面支出487079亿元，同盟国方面支出4277亿元。克拉芒德还就此次世界大战涉及的人口、贸易额、轮船吨位在全世界总人口、总贸易额、总吨位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德国的财政经济做了测算。根据这些数据，尘公写成《大战一年间战费之概算》一文，认为克拉芒德所言，虽然多少有点偏袒协约国，“然颇足供吾人之参考”。表面看交战双方的损失不相上下，“实则联合军诸国之财力，遥驾德、奥二国之上。其战后之恢复力，亦远胜德奥二国也。”也就是说，德、奥两国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

同时，欧事研究会成员还尽可能组织翻译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如《正谊》杂志就先后刊登了殷汝骊（字铸夫）翻译的《各国最近十五年之财政》、姚成瀚翻译的《战时财政上之公债观》，《甲寅》杂志连载了杨端六翻译的《战时财政论》，《新中华》刊载了皮宗石（笔名石公）翻译的《法国战时经济财政》，《中华新报》也曾刊载多篇相关文章。

当时在欧洲各地考察的张继，也曾对交战各国的财政经济状况给予特别注意。1914年12月12日，他在从巴黎写给《甲寅》杂志社的信中说：“据日内瓦新闻云：德国无论南部北部，经济民心之状态，与战前几于无异。物价不贵，存粮颇多，工厂十之八九皆出烟。人心一致，战在必胜。弟揣此言，不中不远，以日内瓦新闻虽居中立国之地位，确为左袒法国者，决不为德人高其信用。” 1915年4月22日，他在从瑞士写给《甲寅》杂志社的信中又说：“在此颇可得德国消息。据云：‘德人目下粮食虽觉缺乏，然可支至秋收’。‘德人虽不能得大胜利，然亦不致一败涂地。’”

当然，最值得关注的还是杨端六、章勤士（运甓）和皮宗石对战时财政及其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围绕一战期间各交战国的财政状况和一战对中国财政经济的影响两方面展开。

1914年7月23日，奥匈帝国就皇储夫妇被刺一事向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引起欧洲经济的恐慌。25日，伦敦金融、股票两市场告急。英伦银行于30日将利率从原来的3厘涨至4厘。31日再涨至8厘，并关闭股票市场。8月1日更涨至1分，达到近50年来从未有的高位，仍然无法抑制风潮。从8月3日到9月3日，英国政府先后4次出面救市，才基本稳定了市场。此次金融风潮给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货币银行学的杨端六以深刻印象，他当时就根据此次风潮，并结合伦敦经济市场情况写成《英国战时财政经济概观》一文，寄给《甲寅》杂志刊发。次年2月初，英、法、俄三国为加强财政联合在巴黎举行会议后，英国财政部长雷德佐治于2月15日在议会发表演说，介绍此次会议的情况及结果。杨端六以此为契机，写成《战争与财力》一文，交《甲寅》杂志发表。1915年11月，杨端六还曾写成《二年来欧洲之经济战》一文，交《中华新报》连载（11月4日至23日）。欧事研究会停止活动后，杨端六和皮宗石在《中华新报》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战时财政的文章。因超出本文研究范围，不再展开讨论。综观杨端六在上述文章中讨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充分肯定国家财政在对外战争中的地位。在《英国战时财政经济概观》一文中杨端六写道：自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后，欧洲列强相继卷入战争漩涡。“吾人际此风云变幻之会，旁观以冷眼，获益良多。而其尤大彰明较著尽人可睹者，则为经济现象。盖今世所谓文明国之战斗，非仅兵强将勇器精粮足所能制胜。将欲攘外，必先安内。则维持社会之安宁，与人民之幸福，尚已。且自大地交通渐盛，国际关系之错综，尤非昔日可比。譬如机械，轮齿相依，平时运行无碍。一旦局部破裂，全机遂为停滞。今列国间之经济关系，亦犹是也。不独是也。古昔战斗，白刃相接，拳足相加，其废财也鲜。今则巨炮坚艟，发一弹丸，以千金计。古昔战斗，营连数十里，带甲数十万。今则战线延长动辄数百里，参加兵弁，几及千万人，军用之浩繁，可以想见。是故国际承平，折冲樽俎，外交官吏负其全责。至国交绝断以后，外事付之海陆统帅，内事当付之财政人员。”也就是说，他把战时国内财政管理人员的作用提高到了与战场上海陆军统帅同等重要的位置。后来在《战争与财力》一文中他再次写道：“参与欧战者九国（日本以实无关除外），实则战争之中心不外五国，即英、法、俄对德、奥是也。五月以来，海陆两面，均无大胜负。”既然双方陆海军在战场上打成平手，难决胜负，那就要看双方谁能坚持下去了。换句话说，财政问题将成为未来决定胜负的一大关键因素，所以杨端六写道：“今世之战，非仅武力，财力之巩固与否，亦为判决胜负一大关键。”

（二）分析各交战国的财政状况。杨端六指出，各国财政在战时所产生的效果，主要视其平日所储蓄的财富及对财富的灵活运用而定。所谓各国财富，主要包括土地、人民、资本等。根据德国财政部部长赫夫利希1914年12月的统计，德国的财富为124亿至156亿，法国114亿，英国113亿至127亿，美国245亿，也就是说，美国最富，德国次之，英、法又次之。在此，赫氏没有把俄国统计在内。杨端六认为，如果根据土地和人口推算，俄国的财富不亚于美国。另据1912年发表的英国国势调查会报告，1907年英国的财富为1908亿至2158亿。据此杨端六指出，经过六年的发展，英国现时与德国相较，其每年剩余的财富不在德国之下。法国国势虽然不如英国和德国，但法国人勤俭且喜欢储蓄，加之法国人口增加较慢，人均储蓄的财富不会少。对财富的运用则包括金融、运输、交通、产业组合等。杨端六分别考察了英、德、法、俄等国的财政状况，并对交战各国的金货吸收与信用制度、财力均衡与食物问题作了探讨。1915年2月初在巴黎召开的英、法、俄三国财长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俄国解决财政困难，所以杨端六特别对俄国的对外贸易作了考察。

（三）根据各交战国的财政情况对战争的最终结局做出预测。研究各交战国的财政情况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对战争的未来发展态势和最终结局做出预测。杨端六这样做了，而且做得非常漂亮。雷德佐治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时曾经提到，在财政方面，当时德国已经出其全力，而英、法、俄三国仅用其1/3。对此，杨端六认为：“雷氏数字上之计算，果切合实情与否，吾人不得知，亦无从证其真伪。今假定其说为实，而两方武力得保其均势永如今日，其他列强如意大利、巴尔干诸国严守中立永如今日，则最后胜利必归于三同盟国（指协约国——笔者注），毫无疑义。”在《战争与财力》一文结尾，他再次指出：“就武力言之，德之陆军似强于俄、法，然合德、奥、土耳其之兵数，不敌英、法、俄之多。海军之技能，英、德约足相抗，而英之质量多于德。自财力言之，俄虽不及德、奥，而英、法则过之。即以中央银行贮金论之，德、奥不过一亿余万镑，三同盟国则逾四亿万镑。更自食物言之，则德之此后供给，颇费研究，三国之需求，似易满足。准情论事，三同盟国其将赢得最后之胜利乎？虽然，事变之来，决无常轨，今后之事，拭目俟之可也。”尽管他在此把话说得非常谨慎，留有余地，但后来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杨端六的预测完全正确。

早在一战爆发之前，章勤士就反对举借外债。一战爆发后，他又撰写了《欧洲战争与中国财政》一文，继续反对举借外债。他认为：“此次战争，实为世界空前之大举。惟其战争之大，故影响及于世界亦大。其波及吾国者，一言尽之，有恶而无善，将来更不可知。目前之可举者，约有数端：领地之蹂躏，外债之绝望，贸易之减退，金融之打击是也。”这里的“外债之绝望”，是指无外债可借。在他看来，欧洲各国战时有军事公债，战后有财政整理国债，皆须国内募集。欧洲人自顾不暇，更无法帮助别人。不仅欧洲无债可借，美国也一样。现在除非中国政府以最大利权为诱饵，行极端卖国之举，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今后数年间绝对借不到外债。既然如此，怎么解决财政困难呢？他主张实行减政。所谓减政，就是将“政府用度之奢，不急之债，与夫侦探、贿赂等不正之消融”去其大半，其他如公费节约，官俸减半，亦不失为手段之一，不过最有效的办法是裁减军队。对于能否通过加税来解决财政困难，他认为应该由人民来决定。最后，章勤士指出：“吾国已有两次革命，或为种族，或为政治，而皆非为财政。财政革命之价值，吾国人尚不解之，或亦不免于一次经验乎？”他认为这还不算意外之险，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财政问题，将面临外人监督财政和军队哗变两大危险。监督财政则不啻亡国，军队哗变将兵匪遍地。

皮宗石的看法与章勤士略有不同。他认为，欧洲大战爆发后，各交战国的财政经济受到重大损失。靠近欧洲的各中立国为了加强国防，也先后进行了军事动员，导致军费上涨。但美国却凭借其雄厚的国力，尽其所能，来满足各交战国的需要，将各种军需物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美国由欧洲的债务国转瞬间变成了欧洲的债权国。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值此空前大战发生，同为局外中立之国，应该乘机发展工商业，内以驱逐深入腹地之外货，外以接济各国之需要。即使不能随诸大国之后取代他人固有之商场，也应当借机挽回已失之权利。“乃事实所陈，实得其反，是何以故？”英国经济学家季芬（Robert Giffen）曾提出产业幼稚国的三个弱点，即“常乏资本，平时端赖外资之输入。故一遇财界非常之变，则资源立涸，而恐慌随之”；“多产原料品，故每于金融市面滞塞时，不能立时消长其产额，以神〔伸〕供求相剂之用，而生产过剩之害，恒所难免”；“常昧财政经济学理，平时则浪费虚掷，漫不加察，益以外界银根逼迫，影响所至，倍极危险”。皮宗石认为，季芬的这一理论，于理论实际，两极精透，对中国财政经济现象尤得互相发明之助。统观全文，他就是运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不能利用一战之机乘势而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