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兰台
福泽谕吉主张“脱亚入欧”，似乎是一个历史常识。
但这个常识的史实基础，其实并不那么牢固。
“脱亚入欧”这个主张，确曾出现在福泽谕吉主办的《时事新报》上。1885年3月16日《时事新报》刊登了一篇名叫《脱亚论》的社论文章，里面有“脱亚入欧”主张。但社论并没有署名（该报社论由福泽与几个记者交替执笔，署名并无特定规则）。
1933年，《时事新报》编辑石河干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脱亚论》收录进了《续福泽全集》当中。这是“福泽谕吉主张‘脱亚入欧’”的说法第一次正式出现。
图：当年发表的《脱亚论》
尽管《脱亚论》在1933年被收录进了《续福泽全集》当中，但截止1945年日本战败，无论是《脱亚论》还是“脱亚入欧”，在日本政界、学界以及日本社会，几乎没有影响。除少数购买了《续福泽全集》的福泽谕吉死忠粉外，日本社会鲜少有人了解《脱亚论》及其内容。
1951年，日本左翼学者远山茂树在其著作《日清战争与福泽谕吉》里，提出“福泽谕吉撰写的《脱亚论》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对亚洲进行侵略的指导性理论”，才让“脱亚入欧”这四个字，第一次出现在日本的公众视野之中。
此后，日本学界和知识界开始频繁使用“脱亚入欧”的概念和“福泽谕吉主张‘脱亚入欧’”的论断——不管是左翼批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还是右翼赞扬二战后日本经济上搭上了美国顺风车。在出现77年后，“脱亚入欧”终于成为一个日本家喻户晓的名词，且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还漂洋过海传入了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历史常识”。
事实上，日本史学界对于《脱亚论》究竟是否福泽谕吉所写，一直是存在争议的。有学者认为，《脱亚论》里的用词、用典习惯与福泽谕吉以往的作品差别很大，《脱亚论》里不少词汇，也从未在福泽谕吉其他作品里出现过；福泽谕吉的其他作品里，也没有出现过“脱亚论”、“脱亚入欧”字样。当然，也有学者坚持认为《脱亚论》确是福泽谕吉作品，且解释称，这是福泽的“朝鲜改造论”因中国的干预（袁世凯平定甲申政变）失败后，在一种“恐中”的挫折情绪中所写。
图：福泽谕吉
也许会有意见认为，福泽谕吉是不是《脱亚论》的作者，并不妨碍“脱亚入欧”这一理念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朝野上下的共识。
这种看法也与史实存在偏差。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直到二战爆发，这段时间里，无论内政外交，“脱亚入欧”都不是主流，甚至也说不上是支流。明治维新后的内政指导思想，与其说是武士道精神，不如说是“三纲五常”；而在外交形象的塑造上，日本一直把自己包装成亚洲的领导者和解放者，包装成有色人种“救星”。
先来看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内政。
确实，明治维新后日本引进了大量西方先进技术和生活方式。比如，明治天皇带头吃西餐，穿西式礼服；外务卿井上馨找英国设计师花了相当于今天40亿日元的巨额资金，建立了西式奢华会所鹿鸣馆，引导上层精英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政治上参照普鲁士，建立了欧式政治体制；技术上对西方先进机器设备的引进，自然就更多了。
但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已经“脱亚”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毕竟，同时期中国的洋务运动，也在大量引进西方机器设备，也派遣了幼童留美，也在北京建立了同文馆，但若就此说清廷“脱亚入欧”了，无疑是个笑话。
George Orwell在小说《Animal Farm》里提到，要给人灌输一种思想，就必须从幼年时期开始做长期灌输，人长大后，才会天然认同它、亲近它，根本不会觉得这种思想观念有什么不对。换言之，
讨论日本明治维新后是否真的“脱亚入欧”，就内政角度而言，要看日本政府究竟给自己国民，灌输了怎样的思想观念。
众所周知，日本维新派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推翻德川幕府的；考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败，决不能忽略“尊王”主义的作用。
对明治维新来说，“尊王”绝非一句空话。相反，为了证明推翻德川幕府、实行维新变法的正确，以伊藤博文为首的维新派，从一开始就把“尊王”放在了非常高的位置。可以说，如果没有“尊王”，明治维新也就无从谈起。
而且，明治维新运动，说到底是日本作为一个东亚国家，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所作出的一种应激反应。维新各方，无论是伊藤博文为首的维新派，还是“帝师”元田永孚为首的“国粹派”，心态上都难免对西方存有“对抗”。
维新打开国门后，启蒙主义进入，部分民众觉醒，民间出现了自由民权运动。知识界开始根据西方思想，来批判日本的传统思维、传统风俗和落后文化，主张民众争取自身权利，甚至还出现了否定天皇的言论。这种趋势，不但让国粹派（文化保守主义者）和维新派元老忧心忡忡，许多原本支持维新的学者，也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忧虑。比如，号称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的德富苏峰认为：
“崇拜外国物质文明之类，我是非常讨厌的。”“我不认为外交的关键在于要穿外国人的衣服，吃外国人的饭，跳外国人的舞，想外国人之所想，身体、灵魂都外国化……”
当时著名的政治评论家陆羯南，也有类似的主张：
“我等主张在引进西洋事物时，不能仅仅因为其是西洋事物就加以采用，而应该看其是否有利于日本的利益与幸福。即使在西洋是美好的事物，如果搬移到日本后不适合，也应将其舍弃。”
这种“西化焦虑”，直接催生了明治维新后日本思想领域的传统主义和国家主义运动。亦即：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物质上模仿和学习西方，但在思想领域，却开始鼓吹三纲五常。
1890年，日本政府颁布了由“帝师”元田永孚起草的《教育敕语》，“忠君爱国”被日本官方确认为教育的灵魂，“和魂洋才”成为教育的纲领。《敕语》中强调：
“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
这其实是把重点置于“孝悌忠信”，以爱天皇、做天皇的“忠良臣民”为爱国的真谛。
图：1942年印制的《教育敕语》
此外，天皇制国家，也被尊奉为日本不可改变的政治模式，且将之吹捧为“较万国卓越”、且“万古不易”、为日本所独有、独享的“国体”。
在忠君爱国问题上，作为“开明派”的福泽谕吉，其实走得比身为国粹派的元田永孚还要远。元田永孚从三纲五常中寻求思想养分，福泽谕吉则嫌三纲五常太过温和。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像日本一样维新成功，是因为中国士大夫深受儒家思想“毒害”，君主下命令后，中国士大夫还要想一下，君王的命令是不是符合儒家理论，如果不符合，这些士大夫还要和君主辩论；这样大大的不妥。日本武士头脑简单，不爱读书，不懂学问，只知道尊奉武士道效忠天皇，只要是天皇的命令，他们都会无条件遵守，这是他们优于中国士大夫的地方。
1901年，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受陆军教育总监部的委托，就武士道发表演讲，可以视为日本明治维新期间，思想领域全面“复古”的标志。
井上哲次郎的这场演讲，相当于日本官方在思想领域的一次表态。他在演讲中提到：
“日本的道德，随着明治维新而发生了很大变化。儒教陈腐了，佛教不行了，武士道也没有人提了。西洋的道德虽然进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大家都很困惑。……
今后为了确定日本的道德，必须使构成了日本从来的道德思想的根底的东西（武士道），永远发展下去……不能与日本武士道精神调和的（西洋）道德主义，在日本绝不能繁荣。
”
显而易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思想上并无“脱亚入欧”之意，其“复古”倾向如此明显，反倒与张之洞所推崇的“儒学为体，西学为用”颇为相近，而且，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部分维新思想家，甚至摒弃了儒家，有朝着法家秦制而行的倾向。
说完内政，再来看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对外政策。
谈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做一下强调：（1）日本确实和西方列强一样，侵略了包括中国在内广大亚洲国家；（2）日本在与西方列强交往的过程中，常有一种被歧视的感觉，这种感觉反过来强化了日本作为有色人种自觉，使得日本在外交上打出了“兴亚”的旗号，以亚洲的领导者、解放者自居。
1883年，伊藤博文曾如此描述日本被西方世界歧视的感觉：
“每逢东西两洋交涉，欧土各国则连横合作，欺凌孤立之我。其心术毕竟无他，唯在人种与宗教之异同。……彼等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之类与山中野猿无异，……盖敬爱彼之不开化如山中野蛮者，却不认可我东洋之进步，是与彼等无同宗兄弟之谊也。”
后来曾担任日本首相的平沼骐一郎，也曾无奈感叹：
“白色民族绝不会容纳有色人种为其伙伴。”
日俄战争时期，在西方的不少亚洲人，都觉得那是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种族之战”。比如，正在欧洲的孙中山听闻东乡平八郎打败俄国海军时，其所见是：
“欧洲全部人民为之悲忧，如丧考妣”。“英国虽然是和日本同盟，而英国人一听到了这个消息，大多数也都是摇首皱眉，以为日本得了这个大胜利，终非白人之福。”
这种“所见”，无疑是孙中山内心世界的一种现实折射。
日俄战争结束后，双方在美国谈判，美国方面给予了俄国代表相当的同情和礼遇，俄国人被这种“种族亲情”感动得潸然泪下。英国虽是日本盟国，但英国驻印度总督却在担心印度学生因为日本战胜俄国而去日本留学，进而受日本人的影响仇视白人统治。如此种种，都有意无意地证实了“日本被西方世界歧视”这一认知，进而强化了日本人的“黄种人自觉”。
图：日俄战争后，两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
比如，寺尾亨认为：
“欧人并未视我如同等，欧美人对同种表示同情，有危难时相救之情，而对异人种却无丝毫同等之感，也难生同情。”
德富苏峰也说：
“欧美中真心爱我日本者，几乎未有一人。我等与其在人种、宗教、风俗、习惯上之纽带皆无。日本乃广阔世界之一异客、一孤鸟。”
日俄战争的胜利，没有能够为日本带来与西方列强同等的国际政治地位，也使日本政学各界产生了强烈的被西方世界歧视的感觉。
比如，1906年10月1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明文规定日裔儿童不得与白人在同一学校就读。1913年，加州通过《外国人土地法》，限制日本移民在美国合法拥有和租赁土地。1919年，巴黎和会否决了日本代表团提出的人种平等法案。1924年，美国通过主要针对日本人的排日移民法案，全面禁止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亚洲人移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秘鲁等国也先后爆发反日言论与排日运动。
这些法案，不但使得保守派在日本占据了上风，也使得许多原本对西方抱有好感的日本学者转为敌视西方。比如，当时著名的亲美学者新渡户稻造，曾愤然表示：
“我心被深深刺痛，感受到无比屈辱，仿佛我民族从受尊敬之地位突然被推入世界贱民行列一般。……将来此情感隔阂不消，我绝不踏入美国半步。”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日本在外交上想要“脱亚”，事实上也做不到。日俄战争后，“兴亚”、“亚细亚主义”，才是日本官方和民间外交的主要方向。
比如，樽井藤吉在《大东合邦论》中写道：
“彼白人欲殄灭我黄人之迹，有历历可证者，我黄人不胜，则为白人之饵食矣。而胜之之道，在养同种人一致团结之势力耳。”
德富苏峰也对“拯救黄种人”充满了使命感：
“吾相信，打破白阀，兴起黄种，救治东西方人种的民族的不平等，恢复其均衡，实乃吾日本帝国之使命，大和民族之天职。”
近卫笃磨则认为：
“东洋之前途，终不免为人种竞争之舞台。纵令施一时之外交政略，而生出如何之态度，亦一时之变态耳。最后之命运，存乎黄白两人种之竞争。此竞争之下，支那人、日本人皆已为白种人置于仇敌之地位矣。”
客观而言，“兴亚”论以及之后在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为了侵略亚洲而蒙上的一层道义面纱。正如民国初期的中国知识界所观察到的那样：
“表面上只是同文同种的亲切语，实际上却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在亚细亚的民族，都听日本人指挥，亚细亚的问题，都由日本人解决，日本人作亚细亚的盟主，亚细亚是日本人的舞台。到那时亚细亚不是欧、美人的亚细亚，也不是亚细亚人的亚细亚，简直就是日本人的亚细亚。”
但若仅就“脱亚”与否而论，自明治维新直到二战结束，在这接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日本确实从未在政策上表示过“脱亚”意图，反而处处以“亚洲盟主”自居，直至二战期间还秉持着臭名卓著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从这个角度而言，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并不存在所谓的“脱亚入欧”。
简言之：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虽然在物质层面引入了西方技术，
但在思想领域，却选择了从三纲五常中吸取养分，用“忠君爱国”的“武士道精神”来对抗西方思想的“入侵”；在外交领域，也始终以亚洲解放者、有色人种救星自居，颇有一种“时刻准备与白人决战”的心态。
图：福泽谕吉故居
参考资料
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邓凤瑶：《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评析》、韦英思：《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李大钊的“新亚细亚主义”之比较》、狭间直树：《关于初期亚细亚主义的历史考察》、何春兰：《冈仓天心“兴亚论”探析》、喻中：《论东亚新法家》、唐利国：《论井上哲次郎武士道论的成立》、许赛锋：《“黄祸论”与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外交——以人种意识为视点》、远山茂树：《福泽谕吉》、堀幸雄：《战前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小川原正道：《福泽谕吉与日本政府》、佐藤贡悦、王根生：《重评福泽谕吉的儒学观与“脱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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