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成为了当年的世界标志性事件。2016年,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全球成年人体重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的肥胖人口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首位。这是中国近年继年碳排总量后第二个超过美国的数据。中国国家卫计委发布的2015年《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也认为,中国居民超重肥胖问题凸显。不论成人还是青少年,中国的超重肥胖增长幅度都高于发达国家。在2005年和2011年之间,体重超重人数增加了4倍。超重肥胖是引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许多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柳叶刀》调查报告作者、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教授马吉德·伊扎蒂指出,肥胖问题“将给健康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王京钟表示“中国迅速的城市化正在给肥胖提供最有支撑力的生活方式:城市的生活久坐时间长、更多依赖汽车交通,也能更方便地接触到更多的美食。”
回顾历史,正是人的健康问题改变着城市。在工业革命起始地英国,工业的聚集吸引着人向城市聚集,但早期的城镇设施缺乏,于是卫生条件恶化。而由于贸易带来的巨大流动,意味着流行病比以往更快地在各地流传。这使得公共卫生在19世纪初成为了英国城市的严重问题。1854年伦敦医生JohnSnow的霍乱病例分布分析图让人们认识到了疾病与空间的关系。于是英国展开公共卫生改革,授权给地方政府,让他们制定并执行地方建设法规来控制街道的宽度和建筑物的高度,从此公众的阳光权得以进入到城市。
城市是人工作和生活的场所,人们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都对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工业化初期,人们健康的最大威胁来自因环境恶化带来的传染病,为了应对日趋严峻的公共健康问题,人们引入了现代城市规划对城市建设进行管理。随着工业化推进,工业产生的污染影响出现,人们开始通过城市的功能分区来解决污染问题,于是出现了现代功能主义思潮和实践。
城市化让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但城市却往往不是健康的居住地。现代功能主义的功能分区规划有助于解决污染物对人的健康威胁,但人对机动交通的过度依赖却又衍生出现代社会的肥胖等亚健康问题。面对21世纪城市化给人类健康带来的挑战,世界卫生组织(WHO)20世纪80年代提出基于“人人享有健康”的“新公共卫生运动”、倡导和发起“健康城市”运动。欧洲成立了30个国家健康城市网络,涵盖了1400多个城市。
在世卫组织看来,城市应该是由健康的人群、健康的环境和健康的社会有机结合发展的一个整体,应该能改善其环境,扩大其资源,使城市居民能互相支持,以发挥最大潜能。1996年世卫组织进一步提出的健康城市十项标准,其中第六项是城市要提供各种娱乐和休闲活动场所。
WHO欧洲区的健康城市项目从1988年开始,已经历了六个阶段,其中09-13年的第五阶段包括了三方面的核心主题:支持性环境、健康生活方式和健康城市设计。WHO欧洲区的官方网站显示,健康城市设计是指:将健康因素纳入城市规划设计的过程,包括方案和项目建设中,建立社会支持性环境,提高公众对休闲和运动空间的可达性,并鼓励步行和骑自行车的环境。
2013年,我有幸参加了国际区域与城市规划师学会(ISOCARP)组织的汕头东海岸新城国际竞赛的评审团。来自美国的NBBJ设计公司在方案中侧重地谈到了其在住区中设立的独立体育运动环道。来自比利时和美国的评委向我介绍了世卫组织推荐的“健康影响评估(HIA)”,原来,世卫组织认为传统的项目环境影响评估(EIA)已不能适应市民对项目建设对健康影响的关注,因此建议项目环评中加入“健康影响评估(HIA)”。欧洲和美国许多城市已经开展这类实践,因为他们发现当前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高端人群(特别是科技人士)普遍热衷于户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