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1986—1998年，我在编辑工作之余，逐渐从研究河北历史人物，转为研究河北古国——中山国(春秋时期建立，战国时期成为“七雄”之外第八雄)、赵国的历史与文化
，相继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河北学刊》《史学月刊》《晋阳学刊》《中国史研究》《历
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98年秋，由于担任《河北学刊》杂志社社长，后来又兼任总编辑，任务重、压力大，忙得昏天黑地，无暇再继续研究了，使得这一课题中辍至今。
近日，在整理所藏的书报刊时，找出了这些旧作，重新录入文字，拟在微信公众号陆续推出，供
微友们哂正。
今天，推出第十篇：《中山武公新论》，发表于《历史研究》
1992年
第2期第125—129页。
中山武公继立的明确记载
，
文献中仅见于《史记
·赵世家》
：
“(
献
侯
)十年
，
中山武公初立。
”遗憾的是
，
中山武公究竟是何人所立
？
他与春秋时的中山有何内在联系
？
为什么将其附列于《赵世家》中
？
通览全书
，司马迁
未予明说
，
而后世学者在理解上各取所需
，
故歧异甚大。
一
东汉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列中山武公于“中中”栏内，自注“周桓公子”，首次提出，中山武公为周桓公所立。
其后，刘宋时的徐广、裴骃均持相同看法，认为中山武公为“周定王之孙，西周桓公之子”。
唐人司马贞则提出异议，以
为：“中山，古鲜虞国，姬姓也。《系本》云：‘中山武公居顾，桓公徙灵寿，为赵武灵王所灭。’不言谁之子孙。徐广云‘西周桓公之子’，亦无所据，盖未能得其实耳”。
司马贞的见解得到了宋人苏辙、吕祖谦等人的赞同：“是时周衰已甚，亦安能使其子弟据中山乎？……或者，徐广徒闻中山姬姓，遂傅会其世系哉。”
清人梁玉绳对班、徐之论做了全面清理，指出：“中山即鲜虞，其种白狄，《续郡国志》谓子姓国。《左传》定四、哀三已有‘中山’之名。《世本》云：‘武公居顾，桓公徒灵寿，后为赵武灵王所灭。’而其先曾见灭于魏，至是复强，建号称公，故《史》书日‘初立’，其后且僭王也。若西周之武公当赧王时，不应与其曾祖桓公、祖威公并列考王之世。况赧王时，表原列西周武公，何忽有此注？武公乃惠公子、桓公曾孙，不得言桓公子。倘以中山、西周并为一案，则是时中山方大，赵尚无如之何，周奚能取之？周衰已甚，救亡不暇，又安得使子弟据中山乎？其误无疑。”
稍后的程恩
泽在《国策地名考》中仍坚持认为：“中山，乃周之支庶，并非白狄别种，且其封在战国之世，与春秋鲜虞无涉。特鲜虞亦号中山，而武公所封适居其地，故仍以中山为号耳。高诱谓：‘中山，一名鲜虞。’似混，其谓中山即鲜虞者尤非。”
1978年，中山国墓葬遗物在河北省平山县出土后，其中的中山王
方壶铭有“惟皇祖文、武、桓祖、成考”一句
，使这一聚讼千年的疑难始见明朗，持中山武公非西周桓公之子论者占了上风。
但是，由于同时出土的中山侯钺上又有铭云：“天子建邦，中山侯惟作兹军
(斧)，
以敬(警)厥众。”从而使得一些学者仍不愿轻易否定班、徐之论
，指出：
“‘天子建邦’云云，只能属武公初立，武公为周王室子孙，故其建国与周天子有关，
此钺为徐广说提供地下物证。”
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虽然各自都有文献或文物作依据，但对二者的结论。
笔者实不敢苟同。
持中山武公为西周桓公子论者，否定战国中山与春秋鲜虞有着承续关系，这无疑是对的，但为了说明战国中山与春秋中山无涉，将《左传》中有关春秋中山的记载，即鲁定公四年(前506)“水潦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及鲁哀公三年(前492)“齐、卫围戚，(戚)求援于中山”解释为“鲜虞亦号中山，而武公所封适居其地，故仍以中山为号耳”，就显得十分牵强了。
因为，武公所居，乃为春秋鲜虞之地。据《列子·说符》言：“赵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胜之，取左人、中人。”晋张湛注：“翟，鲜虞也。”说明进入战国，鲜虞仍未灭亡
。那么，是谁帮助周桓公灭了鲜成而立的中山武公呢？另外，中山侯钺有“天子建邦”之铭，也不能据此肯定“此钺为徐广之
说提供地下物证”。根据刘节、徐中舒先生的研究，周人本身就源出于白狄，与中山本是同族同姓，它们之间的差异不过是进入中原时间的先后不同罢了，史称战国中山为白狄所建并不为错。
持中山武公非西周桓公子论者，以战国之时“周衰已甚，救亡不暇，又安得使子弟据中山乎”来设问，确乎有一定道理。但在指出中山为古鲜虞国的同时，却又解释不清《左传》中为何将鲜虞、中山两国并列的事实。如果中山为春秋鲜虞的继续，也与铭文中的“天子建邦”说相抵触。
尤其是，梁玉绳在驳斥班、徐之论的同时，自己又提出了一个错误命题，即将中山武公“初立”的时间后移，放在了魏伐中山之后，以为战国中山为“魏之始封”。这不仅与中山三器铭文所见的中山王世系不合，也与《史记·乐毅传》中“乐羊为魏文侯将，伐取中山。魏文侯封乐羊以灵寿……中山复国，至赵武灵王时，复灭中山”的记载相矛盾。
弄清中山武公身世的关键，首先应当确定中山武公的来历。只有了解了中山文公与中山武公之间的承续关系，才会发现，“惟皇祖文、武”与“天子建邦”并不矛盾。从文献看，中山文公的出现，不仅仅是春秋中山的延续，也是晋国魏、赵两家为争夺势力范围相互妥协的产物。
二
晋哀公四年(前453)，赵襄子“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与戎界边”，韩也占有了宅阳、成皋一带。三家瓜分智氏领地的确立，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基础，而赵氏在占有代、句注之北的同时，又凭借自己的实力，乘机扩大势力范围，“南并知氏，强于韩、魏”。
所谓“南并知氏”，是相对于“北有代”而言的。它不仅指与晋阳毗邻的智邑涂水(今山西榆次西南)一带，也是指晋出公十七、十八两年被智氏占据的仇由(今山西盂县)、中山(今河北涞源)两地。《列子·黄帝》中谈到“赵襄子率徒十万狩于中山”，即是明证。因此，春秋末年的中山国，在经过楚亡、晋智氏的攻伐之后，又落入晋国赵氏手中。
赵氏在瓜分智氏领地时所表现出的贪婪，以及中山之地本身所具有的战略地位，
引起了韩、魏两家甚至包括齐、燕诸国的不满和觊觎。晋哀公六年(前451)
，韩、魏联合齐、燕以谋赵，“赵襄子往见张孟谈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赵氏分则多十城，复来，而今诸侯孰谋我，为之奈何？’……张孟谈乃行其妻之楚，长子之韩，次子之魏，
少子之齐。四国疑而谋败”。
“四国谋赵”的破产，并未使魏氏占有中山的企图中辍，随着魏文侯执政后魏国实力的增强，吞
并中山的欲望亦与日俱增。《战国策·中山策》云
：“魏文侯欲残中山，常庄谈谓赵襄子曰：‘魏并中山，
必无赵矣!公何不请公子倾以为正妻
，因封之中山，
是中山复立也。”高诱注
：“公子倾，魏君之女，封之中山以为邑，
是则中山不残也。故云‘中山复立’
，犹存也。”鲍彪注：“魏君女，魏不残
其女之封。”根据平山出土的中山
王
警
方壶铭中“文、武、桓、成”的世系看
，
常庄谈(《太平寰宇记》作张孟谈)建议赵襄子“是中山复立”的这个中山君
，就是中山文公。
中山文公作为
被赵氏推出的掌权者，既非赵氏的贵族，又非公子倾本人，而是原中山君的后裔。因为，这样做，可以收到一举三得之功效：对魏氏来说，公子倾被封为正妻，飨中山之俸，魏文侯自然不会去夺骨肉之封，“残中山”念头势必打消；对中山来说，中山自亡于楚后，其后裔重新被赵氏推出继国，当然是感激不尽，克敬克从；对赵氏来说，立中山后裔，既可以掩人耳日，又可以获得中山国的支持而灭掉鲜虞，赵则依旧控制着中山。这正是常庄谈策略的高明之处。
由于文献中对中山文公一代没有记载，故后世史家多在中山武公身上做文章。赵襄子立文公一事得到确认，杂乱的历史疑难那就可以理出头绪。
中山文公立于何时？这个问题较为复杂，笔者曾在《论晋伐中山与文公复立》一文中初步判定，时间大
约在魏文侯十五年(前432)前后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
从公元前491年前后亡于楚
，
到公元前432年前后赵国扶植中山文公复立
，春秋中山与战国中山大约隔断了六十年。
正是这六十年的中断，才使得中山世系难以接续。故中山武公立国后，只追谥到文公。
所谓“文”
，
《周书·谥法》云
：“经天纬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这说明，由于文公时的慈惠爱民、愍民惠礼，战国中山国的基业才有了初步发展，武公时的中山国就是在文公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武公复国后，对文公做了追封。又由于，文公时的中山国只是赵氏的傀儡政权，司马迁在著《史记》时不立其名，后来中山武公立国，也只是附列于《赵世家》文中备览。
三
按照赵氏的意愿，中山文公的复立，不过是打着中山旗号的赵国傀儡而已，因此，赵氏对中山的控制，并不因文公的复出而削弱。直到公元前414年，中山经过长期准备之后，利用列国特别是相邻大国的力量在中山地区相对薄弱的有利条件，最终摆脱了赵国的控制，实现了重建独立政权的愿望。《史记·赵世家》将这一事件称之为“中山武公初立”。后世学者评述道：“中山武公初立，意者其势益强，遂建国备诸侯之制，与诸夏伉欤!”
童书业先生认为：“谥为‘桓’或‘武’者，多为武功昭著之君……卫武公‘佐周平戎甚有功’，曲沃武公并晋，秦武公屡伐戎狄，楚武王时楚始强称王。”又，《周书·谥法》云：“刚强直理曰武。”“威强敌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志多穷曰武。”据此可知，武公复国后，为继承文公未竟的事业，开疆拓土，建立了赫赫战功，为中山跻身于诸侯之列做出了贡献。
有关武公复国后的政权状况，因记载匮乏，详情不得而知，笔者只能从零星的记述中窥其大概。据《战国策·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章”云：
昔者
，
中山悉起而迎燕赵
，
南战于长子
，
败赵氏
；
北战于中山
，
克燕军
，
杀其将。夫中山
，
千乘之国也
，
而敌万乘之国二
，
再战比胜
，
此用兵之上节也
，
然而国遂亡
，
君臣于齐者
，
何也
？
不啬于战攻之患也。
以往学者在征引这条史料时，大都囿于赵武灵王时连年发动对中山的战争，中山奋起抗敌，而附之于此。笔者则认为，其实这正是中山武公复国后重建霸业的真实写照。
理由有二：
其一，
中山“南战于长子败赵氏”一事，未见他书著录。长子，原为晋地，春秋末属赵，《国语·晋语九》有：智伯攻赵氏，“襄子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可以证明。以后又归属韩，《史记·赵世家》：成侯五年(前370)，“攻郑败之，以与韩，韩与我长子”。而根据《战国策·东周策》“或为周最谓金投章”，周最对赵人金投所言：“公不如收(救)齐，因佐秦而伐韩、魏，上党、长子，赵之有矣。”则长子在周赧王二十九年(前286)时，似还在韩国手中。所以，中山与赵氏的长子之战，划定在中山武公时较为合理。
或以为，“长子”可能是“房子”之误，清人王先谦就此反驳道：“此事若在武灵(王)胡服前，则武灵必不舍新败之耻，而远征鄗事；若武灵二十一年后，中山疆土日蹙，更无远涉取胜之理。”
其
二
，
“国遂亡，
君臣于齐者”
，目前明确记载仅见诸一次，
即《史记·秦本纪》
：秦
昭襄王八年(前299)
，“赵破中山，其君亡，
竟死齐”。秦昭襄王八年
，亦即赵武灵王二十七年，据《赵世家》载，
此年“(武灵王)大朝于东宫传国
，
立王子何以为(惠文)王”
，
并未见有“破中山”之举。攻中山是在前一年
，灭中山是在惠文王三年。这里且不谈《史记》记载混乱，
但书“赵破中山”
，说明中山国并未灭亡，
否则就不会再有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年)“灭中山
，
迁其王于肤施”之举措了。参照魏灭中山后
，武公下落不明，
可知这里“君臣于齐者”实指中山武公而言。
中山武公的败赵克燕，使中山在战国初年即以勇猛善战而名震诸侯。然而，中山的迅速衰亡，也是由于武公的对外夸功耀武，“不啬于战攻之患”，对内逞欲无度、横征暴敛所致。《吕氏春秋·先识》云：
晋太史屠乘见晋之乱也
，
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
，
以其图法归周。周威王见而问焉
，
曰
：“
天下之国孰先亡
？”
对曰
：“
晋先亡。
”
……居三年
，
晋果亡。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
，
曰
：“
孰次之
？”
对曰
：“
中山次之。
”
或公问其故
，
对
曰
：“
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
，
人之义也
，
所异于禽兽麋鹿也
，
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
，
以昼为夜
，
以夜继日
，
男女切倚
，
固无休息。康乐
，
歌谣好悲
，
其主弗知恶
，
此亡国之风也
，
故
曰
中山次之。
”
居二年
，
中山果亡。
晋亡
，
非谓三家分晋时事
，
乃谓晋幽公之乱也
。
幽公遇乱而亡
，
魏文侯平晋乱
，
乃复立幽公子止
。
后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