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儿女”现象:当代青年的社会避险机制分析

社会学吧 · 公众号 · · 2024-03-04 18:26

正文

摘要:所谓“全职儿女”，是指与父母同住，通过承担家务劳动和提供精神慰藉换取父母经济支持的青年，形成“父母发薪、工作在家”的特殊代际实践。“全职儿女”现象与老龄化加剧、经济预期放缓、内卷泛化等现实问题相连，是部分青年面对升学就业压力策略性选择的社会避险机制。从个体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和社会风险三个视角逐层分析发现，该现象是青年更为复杂深刻的反向逆行选择，体现自我探索成本加剧与回应社会时间焦虑;是青年与所在家庭的现代性碰撞，丰富了代际实践的内容;是风险社会中青年发展困境、家庭韧性及后疫情时代“疤痕效应”的综合展现。为避免该现象持续发酵，需切实改善青年就业现状，并重视青年问题中家庭的力量。

关键词:“全职儿女”;青年;家庭韧性;代际实践;老龄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勉励广大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将青年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1]。“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然而随着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深化、全球环境急剧变化，当代青年也面临着种种发展压力。尤其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经济预期放缓、社会内卷泛化等现实背景下，青年就业及经济参与面临若干结构性困境，出现“佛系”“躺平”“摆烂”等提法和“全职儿女”等现象，引发社会关注。所谓“全职儿女”，是指居住在父母家中，通过承担家务劳动和提供精神慰藉以换取父母经济支持的青年。其主体以“95后”“00后”青年居多，他们大多处于求职或升学的准备时段。为了合理化“长期居家”的行为选择，这些青年对父母既交换以当下家务劳动付出，也承诺就业升学等未来预期，形成了特殊的“父母发薪、在家工作”的代际实践，经互联网传播发酵后概之为“全职儿女”。“全职儿女”现象的出现是诸多经济社会张力叠加后的现实投影，是家庭共同体代际实践韧性与脆弱性的双重体现，是部分青年在升学就业压力下的策略性选择，形成了一种无奈却又富有生活智慧的社会避险机制。本文将分别从个体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社会风险三个视角对“全职子女”现象逐层予以分析，探讨这一社会避险机制的建构演化，凝练其治理价值并给出对策建议。

一、个体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全职儿女”现象

“青年”是人生发展历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个体在该阶段逐步完成从依附到独立、从接受照顾到承担责任等蜕变。个体生命周期中的重大人生探索、生活选择和责任肩负几乎集中于该阶段，包括完成学业、进入职场、迈入婚姻、生养后代和赡养老人等。青年本应于此时投身广阔天地以完成更多人生任务，实现个人价值与创造社会价值，“全职儿女”们却选择在此时退回家庭甚至按下人生暂停键，本文首先由个体出发溯其微观根源。

1.更为复杂深刻的青年反向逆行选择

近年来，青年群体在众多领域内均出现并衍生出众多反向逆行行为。消费领域内的反向逆行现象最易被人观察，也最为人所熟知，即反消费主义大行其道。表现形式之一是消费习惯的改变，以消费填补生活的虚假泡沫开始被击破，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保持头脑清醒，不乱买不囤货成为青年消费的最新倾向。从近年来尤其是2023年“双十一”购物热的持续减退就可窥见一斑。表现形式之二，则体现为主动“消费降级”，寻求平替。青年主动降低花销的档次，更为注重性价比。老牌国货和国潮风异军突起，成为新的时尚潮流，众多购物平台货比三家，甚至在旅游消费中也以特种兵旅游代替过往的精致旅游，以最少的消费打卡最多的景点。以反消费主义为标志的反向逆行选择，是当代青年生活方式与现实碰撞之后自我调节选择理性的一种体现。

“全职儿女”现象的兴起则表现在与切身利益相关性最强的人生选择的过程中，青年更为复杂与深刻的反向逆行选择。当代青年更注重个人成长、情绪体验和社会局势，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社交质量尤为关注。在全球经济衰退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青年对未来的憧憬和规划进入了“有今无明”和“长期规划”的左右互搏。在收入预期下降、就业岗位减少、物价上涨的现实压力下，青年既需要为当下担忧也需要为未来盘算。青年以寻求更好的升学或就业机会为理由重返家庭，通过家务劳动和情绪价值的提供获得零用钱性质的收入，一方面迅速精简了当下的日常开销，另一方面将时间、精力和必要的金钱投入教育、培训、健康等更有意义的长远目标上去。即使社会对这个年龄段青年的要求是投入社会化大生产、进入婚姻家庭、养育子女，但现实状况迫使一部分青年选择了反向逆行回归原生家庭，在蛰伏中默默努力，等待升学和就业的新机会。“全职儿女”现象和一系列青年的反向逆行现象相似，以“积谷防饥”的形式应对社会发展进程与人生发展过程中必经的起伏与动荡。“全职儿女”现象不仅是青年生活方式与人生选择的暂时反向，也是在推动青年全方位素质升级，以当下的停歇交换未来奋进的一种生存策略和个体智慧。

2.青年自我探索的成本加剧

诸多个体发展理论均有将个体从纯粹的生理视角剥离而加入文化和社会视角的倾向。无论是“童年”的发明与发现，还是霍尔对“青春期”的阐释，抑或是埃里克森“自我同一性”阶段说，以及凯尼斯顿提出的“青年理论”，无不如是。这些理论的共同点在于将个体嵌入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环境之中，生动且深刻地展现出个体与环境的双向互动。伴随着宏观经济社会背景的变迁、青年价值观尤其是婚育观和家庭观的张力、青年受教育年限延长以及婚姻、就业推迟，促使“18到20多岁”日渐成为一个独立凸显的时期。自2000年阿内特发表《成人初显期—关于18至20多岁的一种新的发展理论》一文后，“成人初显期”作为一个全新理论领域进入研究者视野[2]。该理论认为，20多岁的青年已经走出青春期，但还没有完全进入独立承担责任与义务的成人世界，尚未完成入职、初婚、初育等象征迈入成人世界门槛的社会任务。青年的未来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尚在婚恋、职业、社会化等方面以不同方式探索各式各样的人生可能性。“初显期”一词正是对该时期青年的探索与不稳定、流动与过渡以及自我关注这三个特征的生动表述[3]。

“全职儿女”现象是对成人初显期理论在中国的本土化回应。青年时期比人生阶段中其他时期更具不确定性和主动探索的可能性，而我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青年较其他任何时代的青年面临更为复杂多元的成长环境，其人生选择的艰难性与波动性亦表现得尤为突出。与“全职儿女”现象伴生出现并引发更多关注的是我国青年失业率的不断攀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第一季度，16~24岁城镇青年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均值为18.3%，比上年四季度高1.1个百分点，1~4月的青年失业率逐步升高，其中4月达到20.4%，是有该统计数据以来首次突破20%。随着2023届应届毕业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工作，6月青年劳动力失业率升至21.3%[4]。2023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则高达1158万人，相比2022年和2021年分别增长7.62%和27.39%，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的待业青年规模持续增长，青年的就业情况更不容乐观。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自2000年我国正式步入老龄社会以来，我国老龄化程度在持续加深。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七普查资料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3.5%，2022年这一数字进一步增至14.9%，中国是全球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不论是家庭养老还是养老服务及照护行业对青年从业人员的需求将持续快速攀升。

阿内特认为，成人初显期是存在于特定条件下的青年时期。他所说的特定条件在成人初显期理论提出的21世纪初，更多地表现为工业化社会背景下受教育时间延长与结婚平均年龄推迟。但结合最近二十几年全球的发展与当下中国的特定国情，青年的自我探索变得更加具有多重性、多样性和艰难性。“全职儿女”现象的出现，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为“啃老”的变体，更有青年多元就业与深度老龄化两股力量共同纠扯以外更为复杂的社会多重问题的叠加，是青年自我探索艰难的具象化体现，同时还具有青年个体与其所在家庭自救、自保、自处的功能性意义。

3.青年对社会时间焦虑的回应

个体一生都在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的勾连中寻求自我定位。自然时间是自然人生命有机体从生到死的过程，而社会时间则是社会结构对个体尤其是青年在自然时间进程基础上作出的安排。社会时间制定了一系列标准，规定青年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比如入学、毕业、就业、结婚等人生大事，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规范以及习俗惯例等一系列或强硬或柔性的措施，保证青年不会偏离正常的社会时间结构。社会对青年角色有着符合社会规范的期待和评判标准。青年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可需建立在对社会时间坐标体系的遵守与依附之上。

进入互联网络时代后，技术的发展推动整个社会对速度与效率的热情崇拜，出现了所谓的“时间压缩”现象。时间不再如自然时间般潺潺流水顺其自然，也不仅是社会时间规范下的什么阶段做什么事情。网络媒介的进入，将时间转化为了青年成才成功甚至确定青年身份的标准，不但引发了对速度的追逐、对衰老的恐慌、对财富的崇拜和对知识的超速度渴求，也共同促成了包括青年在内的全社会的时间焦虑[5]。由时间加速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逼近，青年面对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包括生活节奏加剧、竞争压力陡增、试错成本变高等。社会时间压缩个体时间要求短时出成绩、短时出效率、短时出奇迹。时间加速日益转变为人生规范，不仅要求青年要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更需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完成学业、工作、结婚、生娃而且最好是两娃等重大生活任务，攀登人生巅峰争当“人生赢家”。时间压缩对年龄的压低和精力搜刮还体现在各个行业，如大厂中的“35岁现象”、高校中的“非升即走”、社会心态期盼“45岁退休”等。速度效率的叠加造成竞争压力急剧增大，同时也对青年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青年持久长效保持自我更新与精力旺盛。时间的淘汰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年龄的分段，“没有人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年轻”。青春的年龄不过短短几年，但衡量价值的外在指标始终顽固地指向时间与金钱的获得比，压力也急剧投射到35岁往下的这些年。以上种种导致青年的“含压量”极高，时间焦虑翻倍。青年的选择看似变多，但试错成本也在增加。“内卷”和“躺平”是不同青年在面对时间焦虑时采取的不同应对方式。

“全职儿女”现象也是青年对时间焦虑的反馈。一方面是时代节奏的加快，另一方面是求职就业求稳，造成青年的职业选择偏向从三十多年前的“下海”到如今的“上岸”。最近几年青年试图通过考公考编上岸求稳业已成为一种趋势。大部分“95后”“00后”的“全职儿女”以在家付出劳动换取家人给予报酬的方式，复习准备再战考公、考编、考研，是时间的“快”和生活的“稳”权衡后的折中。如果说欧美青年以旅游为间隔年(gap year)的首选，那我国的青年则在时间焦虑和现实生计中选择隔年再战为升学就业做准备。这其中既有对社会时间期待自觉或不自觉的认可，也有对时间焦虑的反抗与妥协。充当“全职儿女”的日子如同一个时间驿站，让尚在进行职业选择和人生探索的青年放缓脚步，能在“偷来的时间”中重整旗鼓抑或迎头赶上。

二、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全职儿女”现象

青年暂时回归家庭，会迅速改变家庭结构和代际实践的具体呈现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家庭生命周期的非线性演进，青年个体与其家庭的两种生命周期产生非典型性的互动和互构。因此，有必要以家庭及代际的视角予以系统审视。

1.青年与家庭生命周期的现代性碰撞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兴起于20世纪初英国学者朗特里对贫困的研究，随后索罗金等人第一次明确提出“家庭生命周期”概念，美国学者格里克1947年发表“The Family Cycle”一文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正式用于对家庭的研究[6]。该理论从一开始就尤为重视子女状况，并以家庭中子女所处年龄阶段作为划分家庭生命周期的标准，如学前子女家庭、小学子女家庭、中学子女家庭、成年子女家庭;无子女的夫妻家庭、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家庭、有成年子女的夫妻家庭、老年夫妻家庭等。随着对家庭生命周期研究的精细化，划分标准除了家庭子女状况外，还吸纳了结婚、离异、亲人死亡等重大家庭事件。虽然学者对家庭生命周期的划分标准、划分阶段、划分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但子女问题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中之重。研究者普遍认为，家庭生命周期并非线性发展，其流变方式从未停歇，并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但主流的家庭生命周期基本延续了以家庭形成(婚姻)、扩展(生育)、稳定(抚育未成年人)，收缩直至空巢(子女逐个离家)、解体(父母辈离世)的全过程。“全职儿女”现象暗藏个体生命周期与家庭生命周期碰撞后的裂变反应。一方面，青年儿女处于成人初显期，把传统社会规范中本该恋爱结婚工作的时间用于对自我探索和工作寻觅，青年完成规定社会任务的时间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延后。另一方面，成年子女回归原生家庭，使得本应进入收缩甚至空巢期的家庭生命周期放缓，家庭停留在“稳定期”的时间拉长。家庭有可能因为成年子女的回归而更具生命力与凝聚力。父母与子女分工与购买劳动的具象化，有可能使得家庭关系更为平等和尊重。同时，家庭照抚的不再是未成年子女，而是成年子女。新的矛盾冲突将以更为纷繁多样的形式涌现，有协商、有策略地处理这些新问题，也是家庭功能韧性的重要体现。如果处理不善，则可能引发新的家庭危机与个体危机，加速家庭与个体多重脆弱性的显露。总之，显性的“全职儿女”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个个现实的家庭，建构了一系列真实的代际实践，浓缩了错综复杂的时空关系。

2.子代人力资本积累与家庭养老功能并存

子女的生命时间和家庭要素发生且内嵌在家庭生命周期之中，是家庭生命周期得以形成发展的重要标识。传统模式中，家庭养老保障和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类似接力棒传递的方式，父母以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使得子女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以供未来提供更好的家庭养老保障。由此形成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子女实现人力资本转化-子女提供养老支持的良性反哺链条。这一接力传递具有时间上的历时性，即父母在对子女提供人力资本投资之后，通过子女就业才能获得子女的养老支持。“全职儿女”现象的出现，表明这部分成年子女并没有以社会规范就业的方式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传统家庭中的反哺链条出现了断裂。但微妙的是“全职儿女”现象使得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子女提供养老回报具有了共时性。子女在家备考和求职的同时，协助或者代替父母完成家务劳动、实现对父母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父母通过购买子女服务予以经济资助、提供一日三餐与生活学习环境，变相帮助子女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转化，在人力资本积累与家庭养老保障之间遵循着具有时空一致性的家庭内循环逻辑。

代际传递一直以来以单向度的方式进行，多为父母端向子女端倾斜，“全职儿女”现象打破了这一单通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代际传递的双通道并行模式。当然，这种双通道模式显然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化和暂时性，以父母拿出一部分用于个人生活和养老保障的金钱和子女切实完成家务劳动与情感慰藉为前提，也是以子女延缓就业时间与家庭放慢生命周期为代价而实现的。这只是家庭生命周期的临时阶段和非常态表现，最终仍需要子女走入社会化大生产，实现家庭人力资本投入与社会人力资本投入的转化，完成个体与家庭生命周期的顺畅循环。

3.家庭代际实践与养老功能的多线性互动

“全职儿女”现象是家庭代际实践综合平衡的产物，具有多功能的耦合性。“全职儿女”家庭中父母给子女发工资、提供一日三餐与住宿，子女分担或负责家务劳动的同时还要陪伴与倾听。有些“全职儿女”还和父母签订协议，包括“电话消息必回，24小时陪伴，笑脸相迎”等。从养老的角度，家庭养老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一般来说这三者都是由子女向父母倾斜。在“全职儿女”的家庭中，子女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实现了家庭养老与家庭代际功能的多线性路径和错位式匹配。长期以来，家庭养老中最经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子女的经济支持与精神慰藉不能并存。而世界卫生组织早已将社会支持网络列为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其中家人尤其是配偶和子女的支持最为关键[7]。从父母方来说，对精神慰藉的需求是等于甚至大于对经济支持的需求，但真实状况恰恰也是这方面的缺失与不足。

“全职儿女”家庭，父母购买子女提供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不能简单理解为“亲情的商品化”，而更是带有某种契约性质的承诺。在一般的家庭养老实践中，父母与成年子女存在不同程度权力或关系上的不对等。父母对子女在经济上尤其是感情上的倚重更为强烈，而子女由于个人发展、职业投入或是恋爱婚姻、子女养育等多方面原因，对父母的情感需求存在满足不及时、不到位的情况。而“全职子女”重要的责任和义务，就是满足父母的情感需求和陪伴需求，即使在表面上是以父母购买服务的形式进行，但这种购买服务与购买家政工服务也还是存在着很大差别。其核心就在于关系的亲疏远近，在绝大多数父母看来，血缘关系尤其是亲子关系的意义非比寻常，子女在身边本身就是对父母极大的精神慰藉。

“全职儿女”现象以儿女打头，实际上是家庭代际功能实践面对现实困境的一种变通手段。一方面，面对经济预期放缓、社会内卷加剧、青年失业率浮动几方面问题叠加的现实状况，青年选择回归原生家庭的方式带有自救与避险的意味。他们以戏谑或自嘲的方式谈论自己如何与父母相处，以换取父母的经济支持和现实庇护。真实状况可能跟他们的表述有所出入，但其回归原生家庭本身就已经在释放信号。在经济收紧和时间压缩的状况下，青年的反向逆行表明了自我探索过程的艰难与多样，其自身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与道德焦虑呈结构性增长态势。另一方面，家庭代际关系在此时发挥了它的托底功能。它以略带“功利性”的方式接纳了青年子女，并对他们提出现实要求与未来期许，从中也可以看到父辈在面对新问题时的新思路。他们从曾经被动的“啃老”窘境中走出来，将当下为儿女提供庇护和自身的养老现实相结合，要求子女肩负其对自身和父母的双重责任。甚至他们还采用了消费社会中最为熟悉的模式，即通过购买服务与签订相关契约的方式建构与子女的全新关系。血缘亲情的不可替代性与契约关系中的优势方，让父母在为子女托底的同时，子女要竭尽所能地满足父母的养老需求。青年子女的自我探索和父母甚至祖父母辈的养老现状，在服务提供与服务购买之间形成拉锯式的动态平衡，这恰恰反映出家庭代际功能的韧性与弹性。不管是长时且非线性的社会变迁，还是短时且激烈的现实动荡，家庭会自发地生成出各种变通手段来面对并适应这些外部问题。这也是家庭功能与家庭共同体存在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三、风险社会视角下的“全职儿女”现象

德国社会学家贝克通过对全球社会矛盾和生态危机的深入观察与深刻剖析，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8]。他认为，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全新的社会形式，即“社会风险不断累积、突发事件频发、公共安全危机的破坏性不断扩大”。“风险”是当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具有系统性、难以预见性和不可计算性，与现代文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中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发展格局转型期，受到不同程度现代风险和传统风险的影响，并随人口快速转变与社会经济加剧变迁而凸显，尤其是少子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等趋势的不断深化，更在无形中加剧了高速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张力。“全职儿女”现象便脱胎于这样的宏观背景之下。

1.当代社会风险与青年发展困境

所有困境都是时代的困境，所有困境也是个体的困境。从现实际遇来看，就业、房价、经济压力、健康问题等共同汇聚成当代青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首先，当代青年就业机会受限，竞争激烈。连续数年均面临着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就业市场供需失衡、摩擦性失业问题加剧等问题。其次，房价的居高不下、租房成本相对较高也是青年面临的发展困境之一。首付、还贷、长期租房等压力使得青年的可支配收入降低，引发消费能力下降。这进一步激化相关产业和服务行业的衰退，让青年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再次，生活成本上涨让青年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青年购买临期食品、涌入社区食堂、吃“白人饭”等与消费降级相关的新现象层出不穷。食品、医疗、交通、通信等基本费用的增加，使得青年不得不为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操心。最后，由于各种压力、困境与挑战的夹击，青年群体经受着越来越多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压力、疲劳和迷茫，进而引发失眠焦虑、抑郁、孤独甚至可能导致自杀等不可逆的后果。

除了这些现实困境以外，当代青年还面临着价值困惑。西方各类思潮泥沙俱下、个体发展的不确定性、不同阶层青年比较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对未来的信心被新冠疫情打断之后的重建等问题，导致青年价值选择焦虑越发严重。特别是与个人现实际遇累加，青年更容易产生挫败感和无助感。而高等教育的普及和网络的启蒙，让当代青年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增强，很容易转化为对结构性问题的批判式追问或自我保护性沉默。这些状况造成各种新旧价值观都有其存在的现实土壤，青年在价值选择上表现出暂时的困顿徘徊。

当代青年的现实困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地解决，因此寻求解决问题的抓手显得尤为重要。家庭作为重要的血脉传承与文化延续方式，是解决青年问题的思路之一。家庭是我国社会问题、青年问题得以统合的中介和桥梁，也是我国社会治理的独特优势与中国智慧。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由于全盘的个人主义早已陷入某种个体主义绝境，在应对风险社会时远不如我们拥有如此强大的血脉力量与文化力量的加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中国文化本源性特征在血缘亲情中的集中体现，在社会治理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我们必须要秉承的文化特色与制度特色。“全职儿女”现象的出现，真实地反映出家庭的代际韧性与家庭共同体在多方面多领域的深层联结，以及在应对社会风险与青年发展困局中的独特作用[9]。

2.风险社会下中国家庭的韧性与脆弱性

人类社会是充满复杂性、不确定性、脆弱性的风险社会。家庭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抱团取暖以应对现实中的种种风险因素。近几十年，随着全球化深入、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科技创新的推动，我国社会正发生着系统的结构转型，累积的各种社会风险也以不同方式频繁逼近我们的生活。

作为系统转型与快速发展的中国，经历了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时间最短、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现代化进程，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路程。青年一代则以生活方式的转变践行着这一过程。他们崇尚个体主义，脱离曾经的地缘、血缘、亲缘参与到城市化进程中，即使个体原子化是一种趋势，但面对风险社会和真实风险来袭，青年以各种方式寻求生活庇护、情感皈依与心灵疗愈，或“发疯”、或“上香”、或“彩票”、或“搭子”。但无论如何，家庭始终是青年异常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与情感依傍港湾。尤其是当青年处于求职与升学等人生转折阶段，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与生活寓所，家庭更是成为青年能依靠的唯一选择。家庭在以其韧性为青年兜底，扶持他们渡过一段暂时性的艰难岁月，积蓄力量为未来做准备。

传统家庭在迈入现代化的进程中，遭遇了种种内外部压力，家庭也正经历着变革与调整。家庭规模小型化与结构简化、家庭老龄化与居住模式变化、非传统类型的家庭数量增加等等，给当代家庭带来种种变化与挑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甚至激发了家庭的脆弱性[10]。但无论如何变化，大部分老人仍然与其子女同住(包括孙子女)，源自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仍是我国老年人保障和照料的主要来源。代际传承构成家庭生命周期的动态性，也为子女与父母共同提供了完成个体生命周期的某一特定环节上的支持。这些恰恰反映出家庭这个古老又现实的存在，在社会急速发展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今天仍然展现出强大的包容力与韧性: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成员拥有重要的物质与情感支持，汲取着自身所需要的养分并从中获取应对各方面压力的力量。

“全职儿女”现象:当代青年的社会避险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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