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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还是民心:历史上到底是谁杀了大明王朝?

读史  · 公众号  · 历史  · 2017-02-23 18:42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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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则传闻的泄露者陈济生自己说,他是当初客居国丈嘉定伯府时听太监从大内传来的消息。在《再生纪略》中讲述完崇祯死难之后,陈济生郑重其事地将这段颇具神秘色彩的轶闻补述其后,似乎暗示,早在明朝定鼎之初,其覆亡就早已是命中定数。


陈济生的神秘故事,不过是关于明朝灭亡的满坑满谷的神秘故事当中的一个,故事中提到的刘伯温本领不止于此,被后世奉为中华三大预言宝典之一的《烧饼歌》,就把作者安到了刘伯温的头上。


据说刘伯温在这本书中更是留下了大明王朝会传到至“万子万孙”,国祚方尽。这话唬得向他求问国运短长的明太祖朱元璋一阵欢喜,却不意刘伯温乃是话中有话,他的意思乃是“万历子孙”。这个故事在明代遗民计六奇的《明季北略》中,又被安到了张天师头上。



而陈济生《再生纪略》中讲述的那则故事,后来更是被敷衍成时事小说《定鼎奇闻》《铁冠图》的一段情节,进入民间的想象当中。此外,但凡翻开明代遗民关于崇祯一朝的稗史野乘,就会发现,里头充斥着大量亡国预兆,从钦天监奏报帝星下移,到大风摧折旗杆,再到神秘图谶,似乎无论是老天爷还是前朝某代能掐会算的方士天师,都突然一时冒出来,喋喋不休地提醒崇祯皇帝大明亡国在即。


尽管这些亡国征兆的记录者言之凿凿,但值得玩味的是,它们全都是在崇祯死难、社稷沦陷后一股脑冒出来的。它先前似乎就在那里,但是人们偏偏视而不见,直到事情发生,才让人恍然大悟——如此集体性的恍然大悟,实在令人心下倍感怀疑。


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讲,明朝灭亡,确实和天有关。现代学者的研究发现,明末恰好处于气候史上的一个小冰河期,这个新鲜的说法指出,这一时期反常的气候导致农作物大规模歉收,饥馑不断,饥民起来造反,撼动帝国根基,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了。


与此同时,瘟疫也来凑热闹。一位笔名花村看行侍者的人,在其笔记《花村谈往》中记载了当时北京流行的一种名为“疙瘩瘟”的瘟疫。根据花村的说法,这种瘟疫蔓延之广,发病之遽,死亡之速,令人胆战心寒,“呼病而亡,不留片刻”。两个人喝茶打恭的功夫,就会“不起而殒”,甚至前一个染病死亡,后一个去买棺材,竟死在棺材铺里。这件事正发生在眀亡的前一年。


到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前来攻打北京时,其实他所面对的,乃是一座早已被瘟神攻陷的残城。根据后人的推断,这种病很有可能就是通过跳蚤传播的肺鼠疫,所以,套用一个比较时髦的说法,可以说是跳蚤灭亡了大明帝国。



民心所向?


在1644年甲申之变中死里逃生的赵士锦,写过一本《甲申纪事》。依着他的说法,崇祯十七年闯军进北京时的情景,远没有后世想象的那么波澜壮阔。满城逃难的人群自不待言,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倒是很有些意思。逃难都是往外逃,但有两三百人却是从西边过来往城里跑,边跑边喊:“已进城了!”


没过一会儿,又跑过来二三百人,这些人喊的却真是一颗定心丸:“好了,好了!不杀人了!速粘‘顺民’二字于门首!”这话一出,大家赶紧手忙脚乱到处找黄纸、红纸,写上“顺民”贴在门上,过会儿又搬出香案,粘黄纸一条大书“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


等一切都做得差不多了,李自成也带着他的大顺军浩浩荡荡进城了,没有欢呼,没有喝彩,连馒头水米之类的孝敬都没有,反而是“寂然无声,惟闻甲马之声”——这真是太让后世习惯于“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叙事之人大感失望。翻翻古书,历朝历代的文人,特别青睐“民心所向”这四个字,孟子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既然民之重要若此,故“得民心者得天下”。


晚明时期爆出不少“乱民”暴动,看起来,民心从那时起似乎就不那么向着明朝。但其实未必若是。苏州民变是最典型的一次,制造出来一个周顺昌,至今还活跃在中学语文课本上。


看书的人全被其中英勇胆气所慑服,却没太注意其中的一段话,逮捕周顺昌时,本来没有掀起多大的纷争,除了跪了一地的号冤之民外,只有几个当地文士请求官长将民情上闻,总体上来说是一幅和平请愿的样子。结果偏偏一个旗尉多了句嘴,骂道:“东厂逮人,鼠辈敢尔!”


结果被广大群众抓住了话把:“始吾以为天子命,乃东厂耶!”然后民变才猝然暴起,换言之,若是当时那位旗尉说的是“天子逮人”的话,恐怕这场能进入课本的民变就闹不起来,最多就是朝中奸臣又屈死了一个好人的陈词滥调罢了。当然,在文章最后,周顺昌还是皇帝亲自下旨平反的,官方予以褒奖,忠贤祠的位子也是坐定了。



亲历开封守城的白愚在《汴围湿襟录》里记过一件轶事。开封围城时值冬日,守城的高巡抚便号召大家有衣捐衣,有被捐被。围城日久,物资紧缺,巡抚大人也有些不大好张口,就对民众讲:“官军需尔衣被,奈尔妻子冻馁何?”


民众的觉悟此时就显示出来了:“妻子在家可忍,官军霜立堪怜!”一时间官民纷纷倍受感动,把鼻涕眼泪都混在一起。但等到弹尽粮绝了,此种情谊便化作水火了。官兵说我们拼死为你们守城,要吃要喝自是应该,待闯贼攻进来,大家都得死,于是下乡搜掠米粮便不那么温良恭俭让起来。


民倒是一面担心着城外闯军攻进来,大家玉石俱焚;一面又觉得反正都是抢,也许倒不如让闯军进来抢更痛快一些。等到闯军真攻进来时,大家发现其实倒没这么糟糕,除了那些抵抗者千刀万剐,高门大户全都充了产以外,只消磕个头,当个顺民,日子照过,无甚两样。


但大问题就在于,民心究竟所向为何,最终还是史书定性。假使李自成不是在北京只待了42天,只坐了一天大顺皇帝,而是一世乃至万世不穷,那么开封民心的故事自然只有后半段的顺民书写,而前半段对抗闯军时的官民同心协力,自然就要大打折扣。


但史家的另外一个难题就是,毕竟投降不是一个好听的字眼,哪怕是附会以“早识天命”、“不忍阖城糜烂”之类的高尚字眼,也是难以完全美化的,而忠君保城的行为,即使是对王师所指阻遏甚剧,也是要大大表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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