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世界局势风云变幻，错综复杂。
西方发达经济体进入了发展困境，经济复苏脆弱，产业发展进入瓶颈，人口老龄化和民族问题不断恶化。
与之相反，中国逐渐展露引领全球经济的实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科学合理制定发展规划，在发展中解决遇到的发展问题，实现了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文 | 相均泳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经济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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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达经济体进入发展困境
尽管2008年似乎已离我们远去，但实际上金融危机余威犹存，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深受其影响，西方经济体进入了发展困境。
金融危机并未得到真正根本性解决。在金融危机过去十年来的时间，西方学术界一直试图以各种理论对其进行解释并总结经验教训，然而都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事实上，若从其产生的根源着手进行研究，就会发现这是一场无法避免的危机。资本主义经济为了追逐高利润在发展过程中已不可避免地脱离了实际的生产制造，而资本在金融市场上的空转逐渐形成了巨大的泡沫。在这其中，各式各样包装精美的金融衍生品和隐藏其下的不良贷款只不过是导火索。
不仅如此，在从泥潭爬起艰难复苏的过程中，这一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而美国国内形势虽然逐渐向好，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势的美元在竞相贬值的欧元和日元压力面前究竟能否持续也需打上大大的问号。总的来说，没有实体经济作为支撑的低增长、高债务、高失业依旧是全球难题。
西方的产业体系面临发展瓶颈。根据德勤《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的报告，中国的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指数已连续三次排名第一。其实西方也认识到了实体经济萎缩带来的严重后果，因此相继出台了诸如德国“工业4.0”、美国“重返制造业”和“美国优先”等战略。
但是，结果真的能如他们所愿，制造业能重新在西方崛起吗？
答案可能并不那么乐观，因为西方的产业体系已经面临发展瓶颈，无力支撑日益复杂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目前制造业正朝着分工细化、协作紧密的方向发展，而这要求零部件厂商有密切配合的上下游产业集群。但是，由于劳动力成本高，西方国家原来的产业链早已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我国出口产品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且出口结构的复杂性也与发达国家趋同。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制造业在成本上已经不具有优势，且没有配套的产业；而在技术方面，即使现阶段我国产品质量水平有待提高，但在“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的政策鼓励下，相信提高质量只是时间问题。
人口老龄化与民族宗教问题同样是制约西方。除了制造业疲软与复兴艰难，西方社会的另一些因素同样制约着社会发展。首当其冲的是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根据欧洲统计局的统计，如果不增加难民数量，到2050年德国人口将减少近1000万，平均年龄将接近50岁。然而严重老龄化的对面，却是高福利的社保体系。根据现有的人口结构，这种高福利对于本已负债累累的财政支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更重要的是，政客们为了迎合选民，明知政策的不可持续，也很难进行改革。例如，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医疗改革至今饱受争议，而特朗普政府则致力于废除奥巴马医改政策；希腊政府的延迟退休政策同样屡遭抗议。另外，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在西方社会也日益尖锐。巴黎恐怖袭击和布鲁塞尔爆炸案都是血淋林的例子，而难民营大大小小的骚乱以及各类抢劫、强奸案件也层出不叠。大量涌入的难民已经严重扰乱了欧洲社会秩序，并对正常的经济活动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同时，由于难民数量庞大，因此欧盟在应对债务危机的同时还需负担大量安置支出，实在是令各国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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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基本面长期向好
目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新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在持续增加，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但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有韧性、潜力和巨大的回旋空间，基本具备引领全球经济的实力。
中国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世界2.5%和发展中经济体4%的平均增长速度；城镇新增就业连续四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这些有温度的数据，背后反映了支撑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坚实基础。
首先，我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经济综合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其次，我国拥有庞大的工业化行为人口。现代工业的发展趋势是分工日趋复杂，基本配件越来越多，产业链越来越长，需要的工业人口也越来越多。中国如今正在创造工业化与十亿级人口结合的历史，目前我国城市常驻人口加上城乡间迁徙的工业化行为人口约为10.3亿，发达经济体34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约为9.3亿，这必将催生一批“超级产业”，为中国经济转型带来了世界级的潜力。
最后，我国拥有规模和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2万亿元，境外消费达2610亿美元，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形成了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中国发展政策科学合理。我国的发展政策具有很强的系统性，突出表现在严格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上，而我国的五年规划正是在深刻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基本走势,全面分析所处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基础上，对我国未来五年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力分布和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的系统性规划。
我国的发展政策具有很强的协同性，是以国家层面的总体规划为统领，部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地方规划、年度计划等为支撑的全国协同发展规划体系，确保总体规划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分解落实到各地区、各部门，并得到充分落实。我国的发展政策具有很强的先进性，源于世界最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发展实践，“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更是当代世界发展经济学的最佳实践，体现了我国发展政策的先进性。
中国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我国依然没有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生育率水平存在较大的回升空间和潜力。另外，我国目前的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6岁，总体上仍然中等偏年轻。环境问题也正在逐步得到控制，绿色发展已经成为我国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将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环节。“十三五”期间，我国将不断提升资源能源在经济系统的利用效率，不仅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回应人民群众对生活环境的关切，还能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把绿色产业培育发展成为新的支柱产业，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提质升级。
我国总体债务水平仍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我国政府债务率依然低于国际警戒线，并且有大量优质资产做支撑。同时，我国也在深化政府债务管理制度改革，推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防范企业债务风险，推动企业债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化解相应的债务风险，守住防止发生地区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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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一轮全球变革的重要力量
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发展理念，稳步有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推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引领全球经济进入发展新局面。
“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世界经济新发展。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指出，新一轮全球变革需要大量基础设施、交通物流和数字化网络建设，这个过程难以通过跨国公司的一己之力实现，国家力量正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新一轮全球变革的潮流，已经成为推进全球经济走向互联互通的国际倡议。2016年11月17日，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协商一致通过决议，欢迎共建“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截至2017年9月底，已有7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我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系列部门间合作协议覆盖“五通”各领域。自2013年以来，中国已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超过500亿美元，与20多个沿线国家建设了56个经贸合作区，为相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一带一路”倡议正成为推动新一轮全球发展的重要力量。
开放经济推动世界经济新发展。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坚持开放发展理念，不仅要引进全球资源到国内配置，还要积极走出去配置全球资源。十八大以来，我国跨国企业正不断在全球各地办厂开店、买矿置地、并购入股、设立境外分支机构和网点，提高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增强其资本和技术要素的全球配置能力，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努力打造遍布全球的跨国公司网络。
伴随着我国跨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和中国服务也开始“走出去”，为跨国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进而更好地带动中国资本、中国企业和中国装备走向世界。在中国跨国企业走向世界，引领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中国标准、中国规则乃至中国价值也将走向世界，形成全球对中国制造和中国“智”造的制度性依赖，推动全球经济新发展。
中国理念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大影响力逐步显现。与之相适应，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也理应获得相应的提高。一方面，积极参与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比如G20）“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运营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构建全球自贸区网络，探索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新贸易、投资和金融规则，建设中国自主的国际清算体系，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建立“共同制定的规则”，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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