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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带你读文献 | “我的独生女自杀身亡”,心理咨询师如何处理来访者极度的哀伤?

简单心理Uni  · 公众号  ·  · 2025-01-15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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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带你读文献

大家好,欢迎来到周三的「Uni带你读文献」栏目!我们将搜集心理行业大咖文献、经典个案及咨询技术相关的内容与你分享,带你深入了解心理咨询的工作思路及实操方法,以及最前沿的行业趋势,快来和Uni一起学习吧~

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Psychodynamic Practice》,作者为英国伦敦城市大学的 Julianna Challenor 。本文记载了 Julianna与一名中年丧女、悲痛欲绝以致出现躯体症状的来访者的工作。


我从等候室接到简时,看到了一位疲惫、身材瘦小的金发女性。

我的来访简(化名)被诊断为急性溃疡性结肠炎,药物治疗未见成效,而唯一剩下的选择是进行结肠切除手术。她被一家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转介至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初级护理心理咨询,因为她在决定是否接受手术方面遇到了困难。该精神科医生认为她不适合进行深入的心理咨询,因为她“专注于自己的身体疾病”,而更适合一种“支持性” 的工作。 转介中未提及她的丧子经历。

图/Pexels

这是简一年内的第三次转介, 我设想她可能感到愤怒、被拒绝以及困惑,因为她不得不再次从头开始与另一位咨询师合作。同时,我也感到一种自恋式的烦躁,似乎我所能提供的“支持性”咨询比精神科医生的治疗显得次要一些。 在第一次会面中,很明显她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无法考虑手术了。她希望谈论并理解的,是她对孩子死亡的无法接受以及对自身健康状况恶化的绝望。

“唯一的女儿自杀身亡后,我患上了结肠炎”


在第一次咨询时,简在咨询室坐下后告诉我,由于病情严重,她很难按时参加预约。她似乎很着急的想让我理解这一点。

她的疾病给她带来了剧烈的痛苦和折磨。她告诉我,她经常内出血,还容易感染、贫血和极度疲劳。她形容自己对这些症状感到羞愧,这让她觉得肮脏和抑郁。尽管手术可以有效治愈疾病,但她无法忍受切除结肠,因为她将不得不使用造口袋(储蓄人体排泄物的医疗容器)。

她告诉我,她的结肠炎是在近六年前突然开始的,恰巧是她唯一的孩子去世后约六年,她尝试去墓地看望她女儿的时候。 她说,当时她害怕自己会在墓地“失去控制”。当她描述这一点时,我感受到她对彻底崩溃的恐惧,以及她悲伤情绪的躯体表现。她强烈抗拒能够缓解身体痛苦的手术,因为手术后她将独自面对让她感到羞耻和痛苦的悲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一种方法,能够一起待在咨询室里,并思考如何面对她失去孩子和自己生活的悲痛。

她的女儿在13岁时自杀。 当时,她女儿与父亲住在一起,而简已经与这位丈夫离婚。她描述她的前夫是一个极度暴力和虐待成性的偏执者。简经常担心他会杀了自己。她无法原谅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因为他们不愿意帮助她把女儿从前夫那里带走。 她觉得如果女儿和她在一起,就不会选择自杀。 简说自己对童年的记忆很模糊,印象中父亲冷漠专制,母亲是个性格被动的人。她的记忆似乎在她年纪轻轻就结婚后才开始。

在第一次咨询中,她在讲述女儿的死亡细节时哭了,而我也情不自禁地流泪。 我感到恐慌,无法思考,担心她可能觉得我无法承受她的悲伤。我努力反思,我的泪水究竟是为了她还是为了我自己。在那一刻,女儿的尸体埋在地下的画面让我几乎无法承受,同时我被一个孩子因极度痛苦而选择结束生命的想法分散了注意力。

图/Unsplash

简在我们的咨询中带来了关于“丧失与结束”的议题——她唯一孩子生命的结束,她健康和未来希望的结束,她与之前咨询师关系的结束,以及由于这是在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下进行的时间有限的咨询,我们的关系不可避免地面临的结束。

在见过我的督导后,我们都觉得标准的六次咨询对于简的悲痛而言显得过于短暂。尽管十二次咨询很短,但我们希望能提供一个更有支持性的体验,同时帮助她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方式。

在第一次咨询中,我小心翼翼地问她,是否觉得她的疾病与悲痛之间可能存在联系,但她对此强烈反对, 愤怒地表示这要么像是在责备她的孩子,这对她来说是不可忍受的;要么像是在批评她自己,这稍微好一点,但仍难以接受。简拒绝将心理与身体联系起来的想法,其背后包含了这样的观念: 如果是她让自己生病的,那么她就应该能够让自己康复。

她将无法自我改变视为个人的失败,因此不得不否认悲痛与症状之间的任何关联。她的疾病继续与未处理的创伤记忆相关联,她提到自己仍然觉得自己是前夫的受害者。在第四次咨询中,她愤怒地对我说“我越来越糟”,并表示她因此而“恨”自己。

她不愿相信女儿有意结束自己的生命,并质疑,如果她真的想死,为什么还会在那天回家并做饭吃? 她将责任归咎于前夫,相信是他让她的女儿萌生了自杀的念头。


与处理哀伤的来访工作时,可以运用哪些心理学派理论?


咨询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简通常连续参加一两次咨询,然后缺席一两次。 她从未连续参加超过两次咨询,但每次都会打电话取消预约。我的感觉是,即使她无法面对咨询,她仍希望让我知道她需要我。 通常她给出的理由是身体状况太差,或者医疗预约时间冲突。我认为她需要我意识到她有多么严重的病情。接近咨询结束时,简告诉我,有时她无法来是因为她感到太过羞愧。

简愤怒地抱怨她的医疗待遇,描述了她需要等待太久,或是不得不履行多个预约。我感到她也对我感到愤怒,因为我未能帮助她。在第五次咨询中,她向我讲述了一件与医生的冲突事件,那位医生似乎拒绝为了治疗贫血而给她输液。我觉得自己仿佛是她攻击的目标。

图/Pexels

这时,温尼科特(Winnicott, 1971)的客体使用理论对我有所帮助。温尼科特提出,除了需要得到自己主体性的承认,个体还需要认识到他者的主体性,并理解客体作为一个“外在”的存在,独立于全能控制之外。 咨询师必须能够承受来访的破坏性攻击。只有当来访体验到咨询师作为一个“外在”的客体,经过破坏后仍然存在,且独立于投射之外时,改变才可能发生(Winnicott, 1971)。

起初,我需要通过督导来承载自己无助的感受。在前三到四次咨询中,面对简带来的巨大的悲痛洪流,我感到不知所措,甚至失去了作为咨询师的能力。我无法想象咨询如何能够帮助她,也无法信任咨询关系(Herman, 1992)。 渐渐的,我开始能够将简的悲伤主要看作是属于她自己的。通过独自处理这些感受并在督导中反思,后来的咨询中,当我的眼中再次充满泪水时,我不再害怕向简展示她对我的影响。

后来,这种无助的情绪被明确的移情愤怒所取代。通过督导的提醒,我能够观察到自己对简因病痛和绝望而产生的愤怒,并将这一点反映给她。

在第五次咨询中,简告诉我,尽管我“可能不相信”她,但她前一晚没有睡觉,尽管疲惫不堪,但她仍然来了。我感到她想让我知道她是多么渴望好起来,但同时,我注意到她认为我可能“不相信”她。简希望我不要像之前的咨询师那样,对她缺席进行过度解释。

在关于移情解释的讨论中,我的督导反映,我似乎觉得如果在移情中工作、进行联系,就会背叛简,而我的职责恰恰是要做她无法做到的事情,通过移情进行思考。 霍夫曼(Hoffman, 1983)指出,咨询师努力让来访知道,他们不会因为反移情感受而威胁到咨询,并能够提供与来访通常的“移情——反移情”互动不同的关系。

这似乎起到了作用,因为在下一次咨询中,我们第一次共同体验到简对女儿自杀所感受到的巨大内疚和悔恨。在此之前,她似乎一直在有意控制自己的悲伤,试探我能承受多少。她猛烈地抽泣,说过去六年里,她一直告诉自己女儿的死不是她的错,但她并不真正相信这点。她表示仍然觉得自己是前夫的受害者,并希望知道如何原谅自己。

我说:“看起来你似乎还没找到一种能够接受的方式去看待这件事。”

听到这话,她平静下来,陷入沉思,话语间的停顿也变得更长。

我告诉简,她似乎不仅责备自己让事情发生,还责备自己继续对此感到内疚。我希望这种表达能够为她提供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将她的悲伤和她的疾病联系起来,这在此前对我来说也很难做到。我进一步说,她为自己感到难过,但同时又因为自己的病痛而愤怒。 她回应说,她不想再成为受害者了,但却不知道如何摆脱自责、憎恨和遗憾的情绪,因为她的女儿已经不在了。

图/Unsplash


在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简悲伤地说,她觉得自己一生都在等待某种能够带来希望的东西,但每当她认真面对时,却发现根本没有希望。她提到了她那段充满虐待的婚姻。她沉默了几分钟,陷入了深思,而我为她这份失落的希望感到难过。片刻后,她抬头悲伤地笑了,说她当天下午在等候室时,看到我是她的第一个来访,感到很同情我。

我犹豫着如何回应,最终没有进行解释,而是简单地说: “看到你这么痛苦很困难,但我很高兴你能来。”

她说了一句“谢谢”,我感觉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发生了一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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