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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格·康纳:特朗普的确会作秀,但不作秀也很无聊

底线思维  · 公众号  · 政治  · 2017-01-24 10:53

正文

【除了世界名流云集的达沃斯年会,瑞士雪山深处不乏类似的精英会议,与会者在激烈的争辩中激荡创新,而民众甚至不关心轮到谁当联邦主席。这种气氛,恰好与被极化政治撕裂的美国社会形成鲜明对比。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在新著《美国的专主制:信息国家的崛起》中,以瑞士和新加坡为原型,提出一种无关民主、重视治理质量、由专家集体领导的治理范式——“专主制”。

经作者授权,观察者网翻译全书并将在近期陆续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中文版,本文节选自原书第一章“治理模式演变”的第一节“成功之秘诀”。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美国的专主制:信息国家的崛起

有时候,最无私为公的举动是在最隐秘的状况下开展的。每年,一个私人家族基金会都会在阿尔卑斯山中某处私密的温泉度假村召集瑞士政、商、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人士,针对时下议题进行辩论,并为经济倡议、外交关系,城市规划以及其他国家要务制定路线规划。在2014年初的聚会上,议会议长、政党领袖、内阁顾问、报业大佬、私人银行主管、自然和人文科学界的杰出学者,以及一些外国宾客汇聚一堂。经过数小时的PPT演示和分组头脑风暴,每个小组都将分享其分析与建议。随着讨论的深入,一位资深议员变得不耐烦:“这种做法的创造力何在?我们来这里就是要破除自满情绪,我希望看到实质性突破!”

很少有哪个国家的精英对自己如此严苛——更何况瑞士完全有资格进行自我表扬,在财富、竞争力、生活质量、创新以及许多其他指标上,瑞士几乎都处于全球顶尖水平。但自力更生才是瑞士的根本美德。在全欧洲充满动荡的几百年间,正因为自身小而脆弱,瑞士才会不遗余力地保护国家独立和中立性。20世纪早期,瑞士曾是国际联盟的所在地,后来成为联合国的第二总部,但它本身直到2002年才加入联合国。虽然位于欧盟中央地带,但瑞士恐怕永远不会加入这个组织。在2014年的聚会中,我反复听到的口号是“Integrieren heisst verlieren”,即“融入意味着失败”。

至少有另一个国家同样具备瑞士领导层的那种战略偏执,那就是新加坡——2014年阿尔卑斯聚会的特别嘉宾国。按照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基础设施质量指数、持续繁荣指数,英士国际商学院的全球创新指数,以及世界银行的政府效能指数进行全球排名,只有瑞士和新加坡在所有指标上都名列前茅,说明这两个国家对未来有所规划。这两个蕞尔小国已在医疗卫生、国民财富、清廉政府和高就业率等方面成为了全球表率。

从表面上看,瑞士和新加坡之间的差异无比巨大。除了领土都大致呈菱形、国旗都为红白双色以外,两国几乎没有其他相似之处。瑞士是一个拥有700年历史的欧洲民主国家,而新加坡是亚洲的专家统治型国家,2015年刚迎来第50个国庆节。瑞士是自下而上之民主的代表:地方公民投票足以影响国家战略决策;国家利益不能偏离人民民意。瑞士完全是去中央化的,它不设总统(或国家元首)一职,而由联邦委员会的七名委员每年轮流担任联邦主席(大部分瑞士公民甚至无法叫出七人委员会中任意三人的名字)。

与瑞士相反,新加坡完全是自上而下、全知全能型政府的代名词。历史上,新加坡的政策是由技术专家在不受公共监督的情况下设计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事无巨细地治理国家40年,如今他的儿子李显龙担任总理(没有新加坡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两国甚至连自然风光都截然不同:瑞士是个多山的内陆国家; 新加坡则是热带海港。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城市化程度达到100%;而瑞士以雪山和奶牛闻名世界,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三分之一。新加坡的天际线遍布五光十色的商业大厦,而瑞士最高的建筑(巴塞尔的罗氏公司总部)只有四十多层,远比该国最高的水坝(大迪克桑斯坝)矮得多。

那么,哪种体制更适合这个复杂的、高速变化的世界?今天的西方民主国家应该朝哪个方向改革:像瑞士那样的“人民民主”,还是像新加坡那样的战略型专家统治?处于后威权时期或新近民主化的社会应该遵循哪种模式:瑞士那种有机的经济多元化,还是新加坡那种管控型创新?

答案是两者皆可取。我在这两个小国都生活了很长时间,发现它们之间尽管差异巨大,但在根本上都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可验证的民主制度,二是严格的专家统治。两国都有大量人口出生于国外,有类似的兵役和公务员制度,教育和产业都紧密结合,经济都高度多样化,国家政府都大规模投资于研发创新项目。

直接专主制结合了瑞士的直接民主与新加坡的专家统治,是21世纪更优越的政府形式。如果柏拉图活到今天,他的理想公民将是瑞士人那样教育程度较高的行动主义者,他选择的“卫国者”将是新加坡官员那样受过严格训练的技术专家。一旦两者结合,将产生全世界最无聊、但最有效的政权——这个结果应该是每个国家所向往的。

瑞士和新加坡都是小国,它们的历史与美国截然不同,但这并不是关键。世界上不存在某种普世性政治模式,所有大国都可以参考瑞士和新加坡的经验,通过研究民主与数据的联姻,来改善本国的治理状况。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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