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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被称为民国间谍之王，也有人称他为中国的希姆莱。陈诚和孔祥熙等蒋介石的军、政嫡系向来不齿戴笠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滥用特务手段，为人残酷少恩；民间则津津乐道他与影星胡蝶、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等人的风流轶事。因为身前刻意保持神秘，所有关于戴笠的各种传闻沸反盈天，至今不歇。自从把名字改成戴笠的那天起，他似乎就决意把真实面目掩藏于头戴斗笠的阴影之下，以至于有人与其初见，都会注意到他总是呆在房间里的背光处。

随着近年关于戴笠的解密档案逐渐公开，一个摘下斗笠的戴笠出现在世人面前。那么，戴笠的谍报王国究竟有多么庞大？抗战时期的中美情报合作中，中美之间是平等的合作吗？对于蒋介石，戴笠是以怎样的心态对待的？蒋介石的三根命根子都有谁？他们互相是如何制约的？戴笠得罪过哪些人？戴笠死后，军统又是如何迅速崩盘的？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摘下斗笠的戴笠。

在美国国防情报局“中国第373号”档案中，有这样的记录：“他是唯一一个能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见到蒋介石的人。”这个长了一张马脸的中年人一旦在蒋府出现，侍从室主任只消通报一声“戴先生来了”，就径直把他引到蒋介石的书房中去。蒋介石有时甚至来不及从案卷中抬头，就招呼他就坐，“是雨农啊”。

此人就是戴笠，雨农是他的表字。他本名叫戴春风，“戴笠”是他后来自改的名字，取自诗句“卿虽乘车我戴笠”，但旁人多理解为，他是意图将自己变成“戴斗笠的人”。据曾任军统上海站站长的陈恭澍在回忆录中称，作为国民党军统局头号人物的戴笠，统御着一个有近30万情报和行动人员的庞大军事网络，其中包括一群少将和在编中将。而吊诡的是，戴笠本人则只是少将副局长衔，一直到死后才追认中将。死后二十年，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念起戴笠还是不胜唏嘘：“若雨农不死，不至失大陆”。

戴笠的军统局，在八年抗战中，从7000人发展到近30万之众。扩张速度之快，只有战时中共的军队可比。当时驻华的美国记者维森特报道：“相比陈立夫共济会式的名声，戴笠的手下对叛徒和异己实行‘克格勃’式的制裁，在战场上则发挥着‘中情局’般的作用。他们和地下帮会道不清的联系，更加重了这个秘密人物的权势。”

据陈恭澍记述，“戴笠施行着一套严厉的家规，执行纪律所引用的法规，比所有刑法、海陆空军法的总和还多。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不许脱离掌握’。”

在军统局内部，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戴笠被手下称作“戴老板”。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和磁器口基地，有十万之众归其调遣；在沦陷区，有一支号称15万人的武装，直接听命于他；军统的情报派出机构，遍及南洋，最远的触角伸到了南美——在台湾新解密的《军情战报》一书中，就记载着“戴笠电萧勃希加强搜集国际情报并应向南美扩展组织”一事。

1941年12月，军统破获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显示其已掌握了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实力。在斩获这一彪炳战绩后，英、美和法国戴高乐政府都派人来华，相继与戴笠磋商情报合作。

据《军情战报》第273页的档案显示，戴笠曾在1942年3月10日批示电转他的老乡兼副手毛人凤等捐建驻越南法军三部电台，并问询与戴高乐代表接洽的情形。

在《军情战报》中，还显示出戴笠对英国人没什么好感。他曾在1942年9月11日在拍给宋子文的电报中，怨英国人“合作器材既不能做相当之供给，技术又不能开诚教授”，所以短命的中英合作计划维系了不到一年。

由于与戴笠有过合作关系，梅勒斯和美国军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摆脱恶名。而这个恶名的根源，是正式成立于1943年4月14日的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担任主任，而美方则由梅勒斯出任副主任。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老板”生平唯一一次担任正职。

从台湾文史部门出版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的档案看，当初为了争得中美双方人员至少对等的领导权，戴笠试图以契约的方式约束他的美国部下。他坚持在中美合作所协议中写明，“机构设置上，各层机关均设一名中方组长、一名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须经中美双方组长共同决定”。

双方最终议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范围限于：分享军事情报，为配合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作战提供气象情报，装备和训练一支在中国沦陷区进行爆破、侦察等作业的突击队。作为条件，美方必须承诺放弃在华境内进行独立的情报活动。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一书中有一则戴笠与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会谈记录。在谈话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为什么中美双方交换的情报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获的情报也多由美方带回华盛顿破译。

梅勒斯解释说：每破译一种秘电码，需要四十二个人，耗时六个月，还要有庞大的计算机器，所以无法提供这项技术。于是，戴笠随手就向华盛顿拍了份电报，要求美方派人“带着统计计算机若干架来华”。

大型电子计算机是1941年才列装美军的独家专利，戴笠的要求堪称奇想。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曾做出这样的评论：“中美合作所确曾部署了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其弊端在于，它把美国援助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

美方的物资援助，通过滇缅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入西南国统区。这也为后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行走私之实留下了想象空间。但这一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从台湾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档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运输车队装运的是什么：“华方仅知若干箱数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资之种类与数量则均未得美方通知。”

因为技术上有求于人，戴笠对美国人向来礼数周全。每到圣诞节，必大宴美方人员，由军统中方人员作陪，有时还会招来若干女伴。所谓“圣诞淫乱派对”就成了各版本野史借题发挥的素材。

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过对欢宴的厌倦，他冷眼旁观戴笠，“临席前，总是一个人忙于安排座席。”

在战争年代的重重谍影中，特工变节之事多不胜数，更有不少见势思迁的墙头草。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西路军失败后，转投戴笠手下成为一名军统特务；原“中统”下属第三处的领导人丁默村，在该处于1938年取消后，投靠汪精卫。日本投降前夕，他又再次变节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潜伏在汪伪内部的双料间谍。

魏斐德曾断言，戴笠对蒋介石的忠诚，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际，抑或蒋介石个人处于最危难之时，也未发生过动摇。

此次公开的解密档案，佐证了美国学者的判断并无偏差。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蒋介石危在旦夕。众人观望之际，戴笠从南京乘飞机亲赴救驾。

反观蒋介石对特务机构的依赖，每次都起于个人权威动摇之时。早在“中山舰事件”时，还是个侍卫副官的戴笠，因打“小报告”有功而博得了蒋介石的好感；在1932年蒋下野之时，一帮以捍卫领袖为口号的青年发起“力行社”，聚拢在蒋介石的身边。而戴笠正是在那时被任命为“特务处”副处长的。

西安事变后，“共同抗日”成为主流。戴笠在“特务处”时期的同僚，因不避讳以“党卫队”的装扮示人，被讥讽为带有“极右翼独裁倾向”，而失宠于蒋介石。唯独戴笠和领袖的关系，反而更进一步。西安事变后，病中的戴笠收到蒋介石的亲笔信，“贵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复”。

这是继“二次北伐”时赐字“艰苦卓绝”后，蒋介石第二次亲为戴笠题字。前次是表彰“劳模”，这次只差唤一声“爱卿”了！戴笠趁机表白：“我个人无政治立场，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意思很明显，我不管这党那派，我只忠于老蒋你一个人。

蒋介石有三根命根子，经济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宋美龄，内务是戴笠。蒋介石的副官蒋孝镇把这三人的关系描述为“无法解套的三角关系”：宋美龄是蒋的解药，孔祥熙是宋美龄的解药，唯独孔祥熙无人制约。

既然无人能制约孔祥熙，那就只有戴笠出马了。“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是民国史研究专家杨天石解读宋子文档案时，发现的秘密。如果以台湾解密的戴笠档案相对照，更是印证了这一点。戴笠打了不少孔祥熙暗中与日本人议和的“小报告”，把孔祥熙的“小辫子”捏在蒋介石手里，迫使其将部分权力移交宋子文。

抗战全面爆发后，戴笠的“小报告”内容之深广，已远非检举揭发所能涵盖。在国民政府仓惶向西撤退时，是戴笠最先从守军唐生智残部得到南京大屠杀的消息。

《军情战报》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则电文显示，在日军进占广州时，戴笠就报告了日德两轴心国将再度结盟的形势。还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预见到日苏难免一战，密电宋子文应该尽快派外交官去美国。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视作是戴笠内联外交的胜利。协议文本上为双方各预留了三个位置，中方分别由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国驻美大使馆武官，同时也是军统美国站站长的萧勃签署。而最初美方试图以美国海军部对口接洽宋子文，以绕开罗斯福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一书，记载了1943年萧勃呈戴笠的一封密报，里面报告了美方意图变动中美合作所最高层的消息。由此，美方的意图被戴笠预先得知，戴笠随即严辞拒绝。

1944年，抗战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随着美军在密支那地区重挫日军，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转入了全面的战略反攻。

为收复东南沿海沦陷区，戴笠曾经想动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带蛰伏了多年的“忠义救国军”，充任“接应美军登陆的先头部队”。

据史料记载，日本投降时，为在国内军事和政治中为蒋介石占得先机，戴笠亲令麾下“忠义救国军”，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以便抢在八路军、新四军之前接手长江下游的沦陷区。

苏南的沙家浜，正是这样一块忠义救国军、新四军、日伪军等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地区。在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质问“忠义救国军”的头领胡传魁，“你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其实严格地说，他姓“戴”。

此次档案的解密，也给了一向背负污名的“忠义救国军”一个相对公正的评价。台湾历史学者吴淑凤说：“‘忠义救国军’是一个有组织的游击部队，当时对整个江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是有贡献的，并非乌合之众。”

戴笠唯恐活动在江浙丘陵地带的“忠义救国军”鞭长莫及，难于第一时间赶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书蒋介石，请求协调伪军充任临时受降部队。为此，他于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电时任伪杭州市长的丁默村，安排其与日军交割宁波防务的进退。“如我方无部队接访宁波，则日军不能先行撤退”。

戴笠的这些手段，使得中共军队在从抗日战争转向内战的关头，处处受到掣肘。对此，周恩来也承认：“戴笠之死，共产党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的空难中殒命之时，内战尚未开打。戴笠一死，军统局即四分五裂，他留下的“家业”短时间内十去七八，则是早有预兆。

1945年国民党八大，一度传出要推举戴笠为“国务委员”，他坚决推辞。他在当年的军统大会上讲话，总的意思是虽时人常将自己比作“希姆莱”，但他自知军统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其在战时的亟速扩张是应时代之需。若二战以盟国胜利而告终，对军统局本身却不见得是个好消息。

他属下的重要机关中美合作所、“忠义救国军”等20万众，因不再有协助盟军在太平洋作战之需，必然要另寻出路。战时他插手的交通、警察、缉私等公开部门，又免不了新一轮的权力洗牌。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负责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的收入每年就超过亿元。财长孔祥熙早年吃了他的亏，一直怀恨在心，曾说过：“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把“耳目”派驻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在军队中素有积怨。《军情战报》显示，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介石，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又因“属下援女求欢”一事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明电胡宗南，“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引起了军事委员会诸多高层将领的不满。

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时任军政部部长的陈诚在日军投降后，成为力主撤销“忠义救国军”的动议者。当时在上海前线主持甄别伪特务工作的戴笠，不得不仓惶奔回重庆，当面向陈诚陈述，劝陈诚“应集中力量经营北方（军事），方能分校长之忧”。

“‘忍耐’是我们工作的总答案。”这是戴笠在1945年军统四一大会上的讲话。这也是那个时期，戴笠对属下训诫最多的一句话。

如何保住一手创下的家业？据沈醉在回忆录中记述，戴笠曾向他夸口：“如果让我兼任海军总司令，我早想好了，你就给我兼任个副官长，怎么样？”

这个听来空穴来风的念头，在台湾披露的档案中得到了证实。早在1942年草拟的中美合作所方案，就包含了美方在战后援建中国海军的条款。戴笠特批“此款须另案实施”。

战时曾三次亲自陪同梅勒斯考察东南沿海情况，戴笠已将目光投向了战后的安身立命之所。如果如其所愿，戴笠成为国民党海军司令，他的“忠义救国军”摇身一变成为海军陆战队，又有何不可能呢？

然而戴笠的猝然殒命，让这一切付诸东流。他死后不到一个月，军统局最庞大的单位“忠义救国军”就在杜聿明、陈诚等将领的一再催逼下，整编成了交警总队。军统“三巨头”之一的唐纵脱离军统，自领全国警察总署。军统，也从此走上了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