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尔的艺术界理论与他所秉持的真实观念密切相关。贝克尔对真实的理解可以概括为大小模式，即大者为真，小者相对不真。齐美尔指出，知识在人群中并非同等分配，人们看不到现实并不是因为幻觉，而是机制的安排使他们无法知道那些事实。休斯说过：“我不会知道群体中某个成员不知道的事，但是，既然知道了这些成员所知道的所有事，我所知的就会比群体中任何成员都要多。”休斯是贝克尔的导师，他持有的就是大小模式的真实观：甲知道事实A，乙知道事实B，作为社会学家，他通过与甲和乙的交流同时知道事实A和B，由此就比其他任何一人知道得更多。这意味着他更接近真实。在齐美尔和休斯的影响下，贝克尔指出，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积极地聆听各种声音，由此获得一种更真实的认识：“社会学家发现了这个人知道的，又发现了那个人知道的，因此，最终，他们可以汇集参与者的片面知识，铸就一种更为综合的理解。”在贝克尔看来，在一项集体活动中，任何一个人的看法都是片面的，只有将所有人的看法集中在一起，才会对该现象有一种整全的认识。因此，他致力于挖掘不同人物的不同观念，希望获得更全面的理解。就此而言，整体的真实要高于部分的真实。当然，这种整体性并非部分的简单叠加，而是综合认识后所获得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艺术界就像一张平面的网，编织得越大，也越接近真实。贝克尔就此还提出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机器窍门”，以便于不遗漏任何关键的情境要素。“要求周全考虑与事件有关的所有人，是最基本的社会概念。应做而未做，将会严重曲解情境，甚至扭曲政策，永远无法达成预期结果。”在贝克尔看来，当我们对社会进行研究时，应该学习戏剧，将不同声音纳入其中，以避免将“很多重要的事情遗漏在分析之外”。换言之，贝克尔希望社会学家向戏剧家学习聆听不同声音的方式，只有如此，才可以更准确地理解社会，才不会有疏误。因此，贝克尔宣称：“复杂性是我所追求的，概括性则不是。”可以说，贝克尔提供了一种对艺术生产网络的复杂性的理解。对贝克尔而言，复杂性就意味着真实性。
贝克尔大小模式的真实观来自符号互动论。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并不是一种结构或系统，而是一种行动过程。该理论力图将所有参与互动之人纳入视野，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微观互动过程，认为正是这种互动过程塑造了社会结构或社会系统。因此，贝克尔指出，在研究艺术时，他会首先列出对分析的事件或对象做出贡献的所有人，甚至包括到电影拍摄现场送饭的人。在接受阿兰·佩森的专访时，贝克尔为了说明这些貌似无关之人的关键性作用，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对于电影拍摄来说，包办伙食的人貌似不值一提，但如果没有他们，剧组就不能在片场或取景地吃饭，就会花费更多时间解决吃饭问题。这会导致制作成本增加，会对电影的最终形态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如果我们不关注为剧组提供伙食之人，可能就没法完整解释电影的最终美学形态。在贝克尔看来，艺术现象不是只包含艺术家这一个点，而是包含艺术家和其他各种参与者在内的一张网。从一个点到一张网，范围越来越大，距离真实也就越来越近。
贝克尔曾说，他的著作有一个主题词，那就是“自由”。阿兰·佩森将贝克尔的社会学称为自由的社会学。他指出，贝克尔的社会学不关注结构和体系，而关注行动者和情境，“关注他们发明日常生活及其形式与意义时经常做的必要工作”，这是一种富有弹性的“自由的科学”。贝克尔的大小模式的真实观与自由观念密切相关。在米尔斯看来，正是自由主义导致了美国社会学对经验和情境的关注。他指出，美国社会学家倾向于关注经验性细节，倾向于研究情境问题。他们的关注点是细碎散落的，认为社会事件发生的原因也是众多的而非单一的，这是一种多因混融的观念，具有“作为一种社会研究风格的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基本特征”。
常培杰指出，贝克尔的研究搁置了艺术的审美特性等本体问题，而将艺术视为社会事实，并且将其分解为不同的社会环节，进而探析它们的互动方式。换言之，贝克尔将作为社会现象的艺术的各个环节都分解细化了。就此而言，实际上存在不同的分解模式。对贝克尔而言，他的艺术界的分解模式是进程式的，按照艺术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来进行。与贝克尔齐名的理查德·彼得森，其文化生产视角的分解模式则是空间式的，考虑了法律、科技、组织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生涯等因素对艺术产生的影响。无论他们的分解模式如何，都呈现出大小模式的基本特点。对贝克尔来说，理解艺术生产的奥秘在于全过程审视，忽略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导致偏颇；对彼得森而言，理解艺术生产的奥秘在于全因素审视，忽略任何一个部分都可能导致偏颇。
与贝克尔类似，不少学者都采用了此种思考艺术问题的模式。法国艺术社会学家雷蒙德·莫兰就与贝克尔有相近之处。亨尼恩指出，莫兰的研究不像布迪厄那样，她并不想揭示当代艺术价值分配的潜在规则，挖掘艺术场域运作的隐藏规律，而是致力于探讨影响艺术家与作品关系的社会和经济限制因素，关注具体场景中的具体的人。莫兰“建构起了这些行动者和他们相互关系的经验类型学”。正因如此，贝克尔对莫兰的艺术市场研究称赞有加：“它是一份对艺术市场展开的宏大的、全方位的研究，将属于艺术市场的人员都涵括在内：画家、艺术商、收藏家、博物馆馆长和批评家等等。”贝克尔将莫兰视为同道中人，认为她与休斯和他的研究方式是一致的。由此可见，以贝克尔为代表的大小模式的真实观在艺术社会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广泛影响。
二、艺术社会学的深浅模式
与贝克尔有所不同，在布迪厄看来，艺术现象的真实并不在于现实中人与人的互动，而在于其深层结构。这集中体现在他的艺术场观念中。
在对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进行分析时，布迪厄并非仅仅关注表层的故事，而是致力于揭示故事的深层结构。在他看来，小说中的整个世界围绕阿尔努家和唐布罗斯家这两个点组织起来，前者代表艺术与政治，后者代表政治与商业，由此构成整个故事的权力场域。主人公腓德烈的人生经历就在该场域中展开。故事的情节纷繁复杂，人物的关系变幻莫测，但都受制于该基本结构。这种深层结构的真实性，使得我们可以将小说当作历史来看待。布迪厄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够将《情感教育》当成一段历史来阅读，就是因为组织了这个虚构故事，也为这个虚构故事所产生之现实幻觉打下基础的这个结构，就像在现实之中一样，就藏在由其所结构而成的种种人际互动底下。”由此可见，人际互动这种可见的现象是虚幻的，是一种现实幻觉，人际互动之下的结构真实性才是真正的真实。这种结构的真实性不仅存在于文本中，而且贯穿于现实中。就此而言，文本与现实并无太大差别。因此，布迪厄才认为，在谈论社会世界时，虚构的文学作品有时要比有些科学著作说出了更多真相。
布迪厄认为，现实中的艺术场域与《情感教育》中的权力场域是一致的。他指出：“文学场域本身就是围绕着这两者之间的对立而组织起来的，一方是与纯爱连结在一起的纯艺术，另一方则是资产阶级艺术。而资产阶级艺术又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可以称为主要的营利艺术，以资产阶级剧场为代表，与唐布罗斯夫人的形象连结在一起；另一种可以称为次要的营利艺术，以歌舞杂剧、歌厅秀或是连载小说为代表，罗莎妮即为其体现。”换言之，《情感教育》中的三个女人代表着艺术场域的三个位置，即阿努尔太太代表纯艺术，唐布罗斯夫人代表主要的营利艺术，罗莎妮代表次要的营利艺术。这就是艺术场域的基本结构。由此可见，两者表面上相距甚遥，但深层的结构却可能具有一致性。
在布迪厄看来，在对艺术场域进行研究时，首先要对行动者直接可见的关系进行分析，如作者和评论家的关系、作者和发行商的关系。但是，这种分析“遮掩了他们各自在场域中所占之相对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而这场域本身就是决定了互动形式的结构”。由此可见，艺术场域中可见的互动只是表面现象，它们背后是场域中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这才是深层的和根本的，它决定了前者。换言之，只有理解艺术场域的深层结构，才能理解艺术家等各种角色表层的行为和互动现象。尽管艺术现象变幻莫测，但不变的是艺术场域中位置与位置之间的结构关系。
韦伯在其宗教社会学中论述过先知和牧师之间的斗争。受此影响，布迪厄指出，在艺术场域中，同样存在“牧师”型艺术家和“先知”型艺术家之间的结构性斗争，前者是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后者则是初来乍到的艺术家；前者试图捍卫正统，后者则试图颠覆正统，开创新局。他以作家福楼拜和画家马奈为例，论述了他们如何通过差异性策略在艺术场域中获得自己的新位置。福楼拜反对高提耶与纯粹艺术，同时也反对其对手写实主义。由此，他形成了与两者都有所不同的风格特质，即“把平庸写好”，从而在艺术场域中为自己开辟出一个独特的位置。与福楼拜一样，马奈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不同于学院派，也不同于库尔贝及其写实主义，甚至也与莫奈等印象派拉开距离，从而在艺术场域中占据了一个独特位置。在布迪厄看来，他们与艺术界中各种人物的具体互动只是表面现象，由场域的深层结构所决定，这种深层结构才是更真实的东西，也是我们应该予以关注的。如果说贝克尔持有一种宽广的视野，追求的是复杂性，那么布迪厄则持有一种深厚的视野，追求的是穿透性。这是一种深浅模式的真实观。
布迪厄对艺术场域的认识，与他对社会世界的认识息息相关。对于社会世界的认识，布迪厄持有同样的观念。他指出，在医院中，大夫、实习医生和护士之间会发生各种复杂的互动，这是我们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只是浅层的真实。他们之间的各种互动关系，建立在他们之间的权力等级关系基础上，虽然这不能用肉眼看到，却是更深层的真实。社会学研究的目标就是对此进行揭示：“社会学的目标乃是发现不同社会世界的被深埋的结构，这结构缔造了整体社会世界以及确保它们再生产或转化的‘机制’。”布迪厄认为，“我们的任务在于把握一个隐含的现实”，只有建构出不可见的深层的客观关系结构，才可以理解社会生活中观察到的表面的互动。我们眼前所见无非是“琐屑无聊的互动方式”，它背后才是社会的“真相”。
布迪厄的真实观与他对关系论的拥护和对实体论的拒绝密切相关。在实体主义看来，实体高于关系。在布迪厄看来，实体并不真实，真实的是关系。他指出，实体论的思考模式注重不同的社会现实，它们只承认可以直接被日常经验把握的现实，特别是个体能够感知的现实，但却偏废了“时常不可见，但却将它们统整起来的客观关系”。就像在电磁场中，实体论只关注粒子本身，而没有关注场域中的客观关系系统。在布迪厄看来，正是后者决定了粒子的运动轨迹。斯沃茨认为，关系性思维是布迪厄社会学观念的核心和要义之所在。
因此，布迪厄批判了诸多秉持实体论的社会学理论倾向。对于美国的符号互动论学者，布迪厄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不能赞同他们对社会世界的某些观念，那些作为他们研究兴趣的基础的哲学观念往往鼓励‘特写镜头’，助长理论近视，无视客观结构和那些不能直接感知的力量关系，事实上正是这些问题加诸于这些学者身上，使他们沉迷于日常实践的细枝末节而不能自拔。”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符号互动论者也强调关系，萨缪尔·吉尔莫（Samuel Gilmore）就指出，互动主义者倾向于微观分析，“以一种关系机制去解释个体意义和行动”。虽然两者都强调关系，但他们对关系的理解却并不相同。互动主义者强调的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互动关系，这是可见的；而布迪厄强调的则是客观结构关系，这是不可见的。因此，虽然两者都强调“关系”，但他们的内在精神迥异。换言之，布迪厄所强调的关系并非表面可见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而是深层的不可见的位置与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正如朱国华所指出的，它“指的是独立于主体意识之外的客观关系，而并非实指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者个人之间的交互主体性意义上的关系”。对于美国的常人方法学，布迪厄的批判也毫不留情：“这些研究思路致使我们完全忽视了某种直觉无法捕捉到的‘现实’；而这样的‘现实’之所以超出了直觉，就是因为它们处于各种结构之中，这些结构渗透在互动之中，但又超越了互动。”由此可见，布迪厄以结构的深层真实批判常人方法学所关注的互动的表层真实，和他对符号互动论的批判如出一辙。斯沃茨指出，布迪厄之所以对它们进行批判，是因为“这些方法没有能够把面对面的互动模式以及社会建构的有意义的系统与社会组织中更大的等级模式与统治模式联系起来。建立在行动者解释基础上的这些微观的方法，忘记了行动者是从自己所处的、等级化地建构的社会空间中的特定位置出发来划分与建构自己对社会世界的理解的。”这可谓一语中的。
布迪厄的深浅模式意味着，实体是可见的，它是浅层的真实；关系是不可见的，它是深层的真实。两者之间存在一种等级关系，即深层决定浅层，可见的实体被不可见的关系所决定：“这种互动是各种等级化场域之间相互交织关系的生成物。”布迪厄研究社会不是通过实体，而是通过关系。这些关系被日常经验所遮蔽，却是更深的真实。布迪厄用关系的真实取代实体的真实，意味着我们已经无法捕捉社会生活的真实。更糟糕的是，眼前所见都是幻象，会扰乱我们对真实的认识。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思考才可以破幻显真，穿透幻象，抵达真实。因此，布迪厄反对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正如朱国华指出的，布迪厄要求社会学家反思实证主义者经验研究中的“真实性幻觉”。与此同时，布迪厄还提供了相应的工具，如“有关一组行动者或制度机构的相关性质的列联表”，进而“从关系的角度来思考所研究的社会单位和它们的性质特征”。
布迪厄深浅模式的真实观受结构主义影响很大。尽管他对结构主义有所批判，但他的思想仍具有很强的结构主义色彩，他为自己的理论贴上的标签就是“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观念就蕴含着这样的真实观念。皮亚杰指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的第一基本原理就是到社会关系背后找到无意识的基础结构。这样的真实模式排除了主体的作用。正如约阿斯和克诺伯所指出的：“像列维-斯特劳斯这样的结构主义说要把握‘潜藏’的结构，意思是他们要找的是人类没有意识到的结构。这种思想方式直接带来的结果是，人们要解释文化，不用追溯到主体那里去，不用（甚至不能）去诠释主体。”就此而言，布迪厄深浅模式的真实观与列维-斯特劳斯可谓一脉相承。
布迪厄深浅模式的真实观同样影响了他的反思社会学实践。正因为持有一切所见都是表面的虚幻，背后都有更深切的真实这种观念，他并不相信现象本身，而是对它持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态度和认识。他曾基于此批判极端经验主义者，认为他们不做批判性考察就全盘接受社会提供的概念，是“在对自己茫然无知的情况下，记录自身”。因此，为避免对这种对现象全盘接受，他要求追溯问题的缘起，看看它们的建构过程，实现认识论上的决裂，转换关注方式，进行“参与性对象化”，如此等等。
三、大小模式与深浅模式的相互批判
综上所述，贝克尔和布迪厄的真实观并不相同。前者是一种大小模式的真实观念，认可经验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后者是一种深浅模式的真实观念，认可社会现象背后不可见的社会结构。在此关键问题上，他们差异悬殊，由此引发两者的相互批判。
布迪厄对贝克尔的互动主义理论并不满意。他指出，贝克尔的这种理论倾向于将客观持久的关系结构还原为“瞬间的、局部的、流动的秩序”，而实际上正是前者决定了后者。对于贝克尔的艺术界，布迪厄直言不讳地批评道，它将艺术场域化约为简单的互动关系，化约为众多行动者的总和，“在这种纯粹描述与列举式的追溯当中，还欠缺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各式各样的客观关系，这些客观关系不但构成了场域结构，也引导了旨在保存或改变这种结构的斗争”。因此，在布迪厄看来，艺术界可能仅仅呈现了表层的互动关系，但并未揭示它们背后的深层结构。
同样，贝克尔也对布迪厄进行过批判。在贝克尔看来，布迪厄的理论前提就是：“现实是向凡夫俗子隐藏的，必须要一种特殊的能力，甚至是一种神秘的天赋，才能够看破这些障碍，发现真理。”贝克尔从来不相信这个。他指出，社会学并不提供从未有人知道的事情，它并没有“发现任何至今尚未有人知晓的事实或关系”，它所提供的是一种对事物的更全面的理解。贝克尔的图景并不需要更深的真实。现实就在我们眼前，我们通过观察就可以发现。对于他和布迪厄之间的区别，贝克尔指出：“与‘场’的观念相反，‘界’的观念更有经验基础。它讨论的不是‘力量’、‘轨迹’、‘惯习’……而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事情——人们在做事情。”在他看来，布迪厄的场域在生活中是无法观察的，而他的艺术界则具有深厚的经验基础，可以对其进行观察。
对于贝克尔与布迪厄的真实观念的区别，阿兰·佩森指出，他们一者是情境的社会学，一者是结构的社会学。对于情境的社会学而言，真实就是一种大小模式，我们对情境描述得越多，就会越真实；对于结构的社会学而言，真实就是一种深浅模式，我们对结构挖掘得越深，就会越真实。这两种真实模式背后实则是两种不同的思考方法。佩森指出：“它们是两种思考方法，意图截然不同，并且，必然的，结果也大相径庭：哲学-社会学的路径，它寻找社会的本质，这导致了‘场’的理论；社会学-民族志的路径，它努力阐明社会情境在行动者之间创造了联系的境况，这就是‘界’的观念。”贝克尔对此也表示认可，认为他的艺术界和布迪厄的艺术场“一者对于多重的可能性保持开放，在沉浸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探索发现；另一者在一种先验考虑的基础上，聚焦于论证一种已经既定的抽象哲学立场的真理性”。就此，曼恩曾有形象的说法：“如果贝克尔通过列举一百零一个例子来展示一个艺术界的复杂性，那么，布迪厄则试图发现那个复杂世界的一般结构、法则和机制。”海因里希也指出：“身处互动主义社会学传统之中，贝克尔更多地关注正在持续的过程，而不是布迪厄结构主义倾向中蕴含的经验的潜藏结构。”这两种“真实”实则暗示了两种社会学范式的对立，一种是结构优先，结构决定互动；另一种是互动优先，互动产生结构。他们的关注点有所不同。
由于上述侧重点的不同，贝克尔和布迪厄对行动者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在贝克尔看来，行动者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日常互动构成了艺术界；在布迪厄看来，行动者倾向于扮演一种较为抽象的漫画式角色，他们不同的结构占位和对立构成了艺术场。在贝克尔看来，行动者之间的日常互动并非由深层结构所决定，而是具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他特别关注“为何除非事件A有一种特别的效果，事件B才会发生，以及为何如果事件A有一种不同的效果，事件C或者事件D就会发生，以及这些事件中的每一个都是如何产生其他可能性的”，这种模型就是“一棵分枝之树，可能的结果数量越来越多”。阿兰·佩森称贝克尔的艺术社会学为“可能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possible）。对于布迪厄而言，这些显然都是表层的幻象，它们是由深层的真实结构所决定的。
他们对待经验本身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在贝克尔对艺术的研究中，他进行了很多经验调查，将经验数据视为真实本身。在布迪厄对艺术的研究中，他也进行了大量的经验调查，具有较强的经验色彩。但他并不认为经验数据就是真实本身，他认为背后的深层结构才是。可以说，对贝克尔而言，经验数据就是真实，是最终寻求的结果；对布迪厄而言，经验数据并非真实，它只是抵达深层真实的重要渠道。
亨尼恩曾区分了文化社会学和艺术社会学，认为两者都追求真实，对于前者而言，不真实意味着虚幻；对于后者而言，不真实意味着偏颇。就我们所论而言，前者倾向于深浅模式，后者则倾向于大小模式。在亨尼恩看来，在两者的区分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中介是否重要。换言之，在艺术与社会之间，是否存在发挥作用的中介。对于前者而言，中介并不重要，因为深层决定浅层；对于后者而言，中介至关重要，因为它就是影响艺术的直接理由，也是唯一理由。它所看重的是体制、职业、市场等具体因素，尽管这些相对有限，但却可以通过累积达成一种普遍的解释。因此，两者之间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对中介的态度：“普遍社会学的趋势公开地反对中介，以便于揭示社会的真正原则。经验的、实证的社会学趋势则选择一种具体的中介机制（职业、规范、市场、体制、网络等），将其转变为社会因素。”由此可见，对于大小模式而言，中介就是现实，就是真实；对于深浅模式而言，中介只是表面的解释，还有一种更加普遍的解释。前者致力于扩展中介，是一种累积性的解释；后者致力于看破中介，是一种穿透性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