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132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 |  作为历史学研究典型的古典历史主义

19世纪初期在历史学研究的写作和教学被转化成为一种专业规范这方面，西方世界普遍地发生了一场彻底的变化。直到那时为止，历史学著作一直有着两大占主要地位的传统：一种主要是学究式和古董式的；另一种则本质上是文学式的。这两种传统只偶尔地才汇合在一起。例如在18世纪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吉朋、休谟和罗伯逊(W. Robertson)的著作里。在德国一些大学里诞生的新的历史学规范强调的是历史学的学术方面，但同时它也把学术从狭隘的古董主义之下解放了出来，而它那些最优秀的实践者们则保持着一种文学质量感。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这种新的历史专业是为明确的公共需要和政治目的服务的，这就使得把它的研究成果传达给公众成为了一件重要的事，它力图塑造公众的历史意识，而公众也向历史学家寻求公众自己的历史认同感。因此从一开始，在要求摆脱先入为主的观念和价值判断而投身于专业的科学精神，与采用把某种社会秩序视之为理所当然的那类专业的政治功能这二者之间，就存在有一种紧张关系。

这种紧张关系就反映在19世纪的大学为自己所制定的教学任务之中。这类大学的原型是柏林大学。它创建于1810年，是1806年和1807年普鲁士惨败于拿破仑之后由威廉·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所推行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改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改革有时也被说成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它们奠定了近代经济、法律和社会状况的基础，颇有似于法国大革命所曾推行过的，只不过它是在一个保持有大量古老君主制的、官僚制的、军事和贵族制的结构的政治体制之内推行的。大量从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之中征召来的公务人员，在一个迄今还只是在社区的层次上运作着的代议体制的政治秩序之中起着一个中心的作用。洪堡企图改革 Gymnasia(高中)和大学，目的是提供一种智育和美育的综合教育，亦即为人们所熟知的 Bildung(教养),以便通过这种方法为一个有知识和有奉献精神的公民社会奠定基础。这些改革一点也不带有民主的意向。人文教育则是严格地依靠拉丁的尤其是希腊的古典著作，它不仅加深了受过教育的 Bürgertum(市民阶级)和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而且还造就了一个高级公仆阶级，弗雷茨·伦格尔( Fritz Ringer)曾把这个阶级比作是中国的士大夫(mandarin)。

新式的大学就体现了 Wissenschaft(科学)和 Bildung(教养)的结合。与旧制度时期大学的主要任务是教学相对比，柏林大学就成为一个以研究来充实教学的中心。利奥波尔德·兰克就怀着这种思想于1825年受聘于柏林大学。兰克原是奥德河上法兰克福 Gymnasium(高中)的一位青年教师，刚刚出版了一部书，书中他力图在文献考订的基础上重建一幅宏伟的欧洲政治改造的画面：作为国际政治主要因素的近代国家体系的诞生和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一系列意大利战争过程中所形成的列强之间的势力均衡。在该书方法论的附录中，他排斥了任何以原来材料为基础之外的写作历史的企图，他多少有点不公正地谴责此前一切有关意大利战争的叙述(包括奎齐亚狄尼[ Guicciardini]的经典著作在内)全然未能批判地考订史料。兰克的目的是要把历史学转化为由在专业上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们进行操作的一门严谨的科学。也像作为他那篇论文题目的修昔底德一样，兰克力图写一部以对于过去之可信的重建与文辞的优美相结合的历史著作。历史著作需要专家来写，但不仅是(哪怕主要的是)为了他们，而且也是为了广大受过教育的公众。历史学既要成为一种科学规范，又要成为种文化资源。

兰克把历史学看作是一种严格的科学概念，是以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为其特征的，即一方面是显然要求严格排斥一切价值判断和形而上学的思辨的客观研究，另一方面又有实际上在左右着他的研究工作之隐然的哲学上和政治上的前提设定。在兰克看来，学术研究是和批判的方法密切相联系着的。而在语言学批判方法上的一番彻底的训练乃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兰克引用了讨论班的办法，使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在其中受到考订中世纪文献的训练。讨论班本身并非是全新的事物。约翰·克里斯多夫·加特雷尔（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于18世纪的70年代在哥廷根大学就引入了某种类似的东西，但只是兰克才使它成为训练历史学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到1848年前后，所有讲德语的大学都已采用了这种方式。兰克所理解的严谨的学术性，是预先设立了严格禁绝一切价值判断的。正如他在为他博得了应聘柏林大学的那第一部论意大利战争一书中有名的序言中所说的，历史学家应该要避免“评判过去”而把自己仅限于“表明事情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然而同时他又摒弃了任何一种要把确定史实当作是历史学家的根本大事的实证主义。虽则到了19、20世纪之交，对马克斯·韦伯来说，严格的历史研究方法已揭示了人生在伦理上是亳无意义的；然而对兰克来说，它却反映了一个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世界。因此，他写道：“哲学家是从他那制高点上观看历史的，一味只在进步、发展和整体之中追求无限；而历史学却在每一桩存在之中都识别出某种无限的东西，在每种状况中、在每种生存中都有着某种出自上帝的永恒的东西。”因此，历史学就取代了哲学而成为对人文世界的意义能够提供洞见的科学。

兰克所辩护的那种“不偏不倚”( unpartheyisch)的观察事物的方式，远未表明一切价值的相对性(因而一切价值便毫无意义),事实上反倒是显示出了各种社会体制在历史发展中的伦理性质。尽管以一种历史的思路取代了黑格尔的哲学思路，兰克却和黑格尔一致认为现存的政治状态就其作为历史成长的结果而言，就构成了“道德的能量、“上帝的思想”。兰克就这样达到了一种与埃德蒙·柏克( Edmund Burke)非常接近的立场，他论证任何以革命手段或广泛的改革对既定的政治社会体制的挑战，都构成为一场对历史精神的破坏。因而对于过去“不偏不倚”的研究方式，力求仅仅表明“确实曾经发生过什么事”，事实上就对兰克显示出了上帝所愿望的现存秩序。对于兰克也非常有似对于黑格尔，近代世界的历史便显示了复辟时代的普鲁士政治社会体制的坚固性，在那里，在一个强而有力的君主制和一种开明的文官制度的庇护之下，有着公民自由与私有财产制的存在和繁荣，从而便有了兰克历史观里的国家中心论。不提到产生它的那种政治的和宗教的语境，我们便不可能理解兰克所理解的那种新的历史科学。乍看起来像是一种悖论的东西——学术的专业化一方面要求严格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历史学家起到政治的和文化的作用——就这样变得一点也不成其为一个悖论了。

兰克最终成为了19世纪专业化的史学研究的典范。然而在1848年以前，他一点都不是德国的、更加不是国际的历史学的典型。启蒙运动的文化史传统依然非常活跃在赫伦( Heeren)、史洛泽(Schlosser)、格维努斯(Gervinus)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里，他们更公开地拥护种种政治理想并且意识到需要有批判的语言学方法，但却不肯使之成为一种拜物教。在欧洲，强烈的历史学兴趣就形成为发起大规模地编辑与出版民族的历史资料。早在18世纪穆拉托里(Muratori)就在意大利着手于《意大利铭文汇编》这样一桩大业。在德国,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编《德国史料集成》这部德国中世纪史料的庞大的类书。《法国史未刊文献集成》和《中世纪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编年史与资料集》则是法国和英国所从事的同类工作。1821年巴黎创办了Ecole de Chartes(文献学校),来训练历史学家和档案工作者的史料考订能力。它虽然只表示一种相当狭隘的学问，但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历史著作的主流——像于勒·米胥勒(Jules Michelet)、汤玛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和乔治·班克罗夫特( George Bancroft)这些名家所提示的——却是为广大的读者而写作的。

以历史学家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来衡量，或许历史学在法国比在德国受到更高度的评价，因而弗朗梭瓦·基佐(Francois Guizot)、于勒·米胥勒、路易·勃朗(Louis Blanc)、阿尔丰斯·拉马丁(Alphonse Lamartine)、亚力克赛·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希波里特·泰纳(Hippolyte Taine)和阿道尔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等人都在法国政坛上有着在德国所无法相比的地位。或许正是因为历史学在法国不如在德国那么专业化，因而也并不那么与一般有教育的公民相脱离；而在德国，历史学家们却越来越栖身于大学之中，并且要服从特殊的学术要求。德、法两国不同的政治文化就可以部分地解释法国历史学家们像基佐、蒂耶里(Thierry)、勃朗和托克维尔等人对社会问题的开放性，而相形之下，德国的史学家则更多的是把焦点放在政治史和外交史上。

1848年以后在德国、而1870年以后则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日本——稍后也在英国和荷兰——历史研究就经历了一番专业化。一般都是遵循德国的模式，美国是1872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推行了博士学位规划，法国则已于1866年在巴黎创建了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高等研究实践学院),重点放在研究上。讨论班就开始取代了或者至少是补充了课堂讲授。各种宣扬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刊物纷纷创立。于是《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创立于(1859)之后，继之就有《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1896)、《意大利历史评论》(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1884)、《英国历史评论》(1886)、《美国历史评论》(1895)和其他各国类似的杂志。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历史评论》第1期开宗明义就是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的一篇文章《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历史学会创立于1884年，选出了“历史科学之父”的兰克作为它的第一位荣誉会员。一般说来，向德国模式转移也就意味着从较为广泛的文化史倒退到一种较为狭隘的、以政治为焦点的历史学。我们在兰克身上所看到的那种既要求严格的学术应该避免价值判断、又要求历史学实际上投身于政治社会价值双方之间的紧张对立，也出现在新的专业化的历史学之中。事实上,19世纪历史学研究的巨大增长是与政治和社会的背景密切相关的。不仅在德国而且也在法国，各个大学和研究所里所进行的历史学研究都是由国家资助的。尽管是学术自由，但国家在授予教授职称和选择人员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保证了双方之间有高度的一致。

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见一致在德国和在法国肯定是并不相同的，它们反映不同的政治文化；但是双方都深深植根于已经牢固确立了的中产阶级——即市民阶级(Bürgertum)或资产阶级( bourgeoisie)——的价值之上。这两国的历史学都是有意识地与自由主义的立场结合在一起，而不同于兰克的保守主义。在法国，这种自由主义，特别在1871年以后，是把自己认同于共和主义的传统的。它是世俗的和反教会的，并且是与保皇党的保守主义相对抗的。德国自从1848年的革命失败之后，就力求在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专制体制之内实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的目的。于是就在法国的米胥勒或拉维斯(Lavisse)的历史书中或在德国的西贝尔(Sybel)和特赖齐克( Treitschke)的历史书中出现了一种非常之不同的有关国家过去历史的神话。令人惊奇的是：专业化过程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实践的发展，是怎样到处都导致了历史著作越来越意识形态化。历史学家们深入到档案中去寻求证据，以便支持他们民族主义的和阶级的成见并从而赋给它们以一种科学权威的气氛。

一般说来，新的历史观——它尔后往往以“历史主义”( Historismus)一词而为人所称引——就被当成是一场思想的进步而受人欢呼。历史主义不止是一种历史理论而已，它包含有一整套人生哲学、一种科学观(而尤其是人文科学与文化科学的科学观)与一种政治社会秩序观的独特的结合。正如奥特迦·伽赛特( Ortegay Gasset)所概括的，它设定:“总之，人没有本性；他有的只是……历史。”但是它也坚决相信历史显示了意义，而意义也只在历史之中才显示出自己。以这种方式加以观察，历史学就变成了研究人间事物的唯一方式。像厄恩斯特·特罗尔什(Ernst Troeltsch)和弗雷德里希·迈纳克(Friedrich Meinecke)这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们，当时都使用“历史主义”一词来认同这种在19世纪德国学术界中但也在牢固的 Burgertum(市民阶级)世界中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弗雷德里希·迈纳克1936年曾说过，历史主义是“理解人间事物的高峰”。在理论上，这一研究方式就向历史研究敞开了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

事实上，它既开拓了但也限制了历史学的眼界。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记得，德国的历史学学术研究是在19世纪最初三分之二的时间内获得其现代形态的，那是在德国社会工业化和民主化之前，并且带有那一时代的烙印。1870年以后,它那些基本前提大体上始终未变或许是出于三种原因，即德国历史学学术研究当时已获得的巨大威望,1848-1849年革命失败之后，德国特殊的政治条件以及俾斯麦统一德国后所采取的路线，妨碍了德国民主精神的出现。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德国的历史科学模式到处(在与德国不同的政治与思想的条件之下)都成了专业研究的典型。于是，德国以外的历史学家们便采用了德国的学术实践中那些重要的成分，而全然不理解或者未能理解与之相关的那些基本的哲学与政治的信念。例如，兰克就往往被人误解为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决心要严格地坚持事实，决不进行说教，决不指向任何道德，决不点缀故事，而仅只是说出单纯的历史真相”。

人们所加之于兰克观点之上的那种历史主义的理论乃是“一切时代都直接通向上帝”。然而事实上，并非一切时代都同样地受到兰克的青睐；兰克仍然抱着一种大欧洲的眼光，正像历史学家都会有兴趣的那样。兰克要想写世界史，但是世界史对于他，乃是日尔曼民族和拉丁民族的历史和中欧与西欧的历史的同义词。他写道：“印度和中国有着漫长的纪年史”，然而最多只不过是一部“自然史”,而不是他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历史。兰克以后，历史学家们的焦点进一步缩小到仅限于国家和各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方面。历史学家们深深感到不得不要钻进档案堆里去，其中不仅是国家的官方文献，而且还有大量被他们忽视了的属于行政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性质的信息。并且虽然在19世纪以前偶尔有过女性历史学家，但是现在她们却几乎从这门并没有她们的地位的专业之中完全绝迹了。

在19、20世纪之交，厄恩斯特·特罗尔什谈到了一场“历史主义的危机”。他说出了当时流行的见解，即历史研究已经表明了一切价值的相对性，并揭示了人生之毫无意义。“历史主义的危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日益流行的话题，因而被人看作主要的是一种思潮发展的结果。这场“危机”在德国为人感受得最为深切，因为德国19世纪初期和中叶的哲学前提与20世纪的现实是最不合拍的了。面临危机的不仅是植根于德国古典文化的唯心主义之中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历史主义，也还有德国市民阶级的全部文化及其教养的理想。在19世纪是如此之处于形成为民族与社会认同感的中心地位的历史学研究，就越来越丧失了它在公共生活中的有效性。教学与研究之不断进步的制度化和与之相伴随的专门化的压力，就这样逐步地消解了成其为19世纪伟大的政治历史学的特征的那种科学与教养之间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