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珂：宋代河源认知的因袭与创新｜202406-39（总第2747期）

感谢王琳珂老师赐稿

原文载《丝路文化研究》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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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河源认知的因袭与创新

文 / 王琳珂

上谓辅臣曰：“梁从政自河州至，言黄河水极清泚，不与中国比。前书所谓黄河之源浅可涉，盖不诬也。然河之本源未见所出，《禹贡》但言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不言导河自积石，以此知出积石者特其下流耳。”王安石曰：“按《西域传》，河有两源，合注蒲昌海，其水停居，冬夏不增，皆以潜行地中，南出积石，为中国河。陛下所考《禹贡》导河不言所自，非臣等所及。”

现实的地理考察引发了宋神宗对河源的思考，才有了上面的讨论。宋神宗与王安石两人的对话反映出他们对河源的不同认知。神宗所言表达了两层意思：首先，河州段黄河水极为清澈印证了有关著作记载“黄河之源浅可涉”的真实性；其次，宋神宗认为梁从政未在河州见到河源，则河源不在此。他还从《禹贡》“导河积石”一句无“自”字，推论出积石不是黄河的源头。虽然宋神宗未言河源所在，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不认为河州积石是黄河河源。王安石对河源的认知倾向于《汉书·西域传》所载，即河源在西域，黄河“重源伏流”。宋神宗与王安石的两种观点反映了当时认识河源的两种认知，即重源伏流说与吐蕃河源说。

（一）重源伏流说

重源伏流说认为：黄河分别发源于于阗（今和田）与葱岭，是为重源；两水相合，东流至蒲昌海（按：罗布泊）后潜流东行至积石山而出，是为伏流。

北宋有关重源伏流说的看法最早见《太平御览》。《太平御览》是宋太宗命李昉、扈蒙等14人编纂而成的官修类书。宋太宗在改《太平总类》为《太平御览》的诏书中评价该书：“包罗万象，总括群书，纪历代之兴亡。自我朝之编纂，用垂永世。”（《太平御览·引》）因此，该书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时人的知识世界，亦可以由此了解宋初士大夫的河源认知。该书摘录了《汉书》与《西河旧事》的有关记载：

《汉书》曰：“于阗国王治西域，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海；其东流注泽，河源出焉，多玉石。”（《太平御览·四夷部·西戎一》）

《西河旧事》曰：“葱领，在敦煌西八十里，其山高大故曰‘葱岭’也，河源潜发其岭。”（《太平御览·菜茹部》）

该书虽然没有明确表明黄河源所在，不过抄录《汉书》与《西河旧事》有关黄河发源于于阗与葱岭的记载，可以表明时人更偏向于黄河重源。同一时期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则清楚表达了黄河发源于西域，然后潜流地中的观点。

《太平寰宇记》在详细辨析《尚书·禹贡》“导河积石”之“积石”所在地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该书虽然著于北宋初年，但其著书体例与内容多有参照《元和郡县图志》，在河源记载上尤其如此。以下对两书的内容加以对比分析（表1）。

表1  《太平寰宇记》与《元和郡县图志》有关黄河河原记载的对比

唐代发现吐蕃为黄河河源所在，因此后世的辨析中积石山与昆仑山的位置就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两书在“积石山”条均论证了积石山所在，《太平寰宇记》基本上抄录自《元和郡县图志》，尤其是第一句完全一致；其后之内容在《元和郡县图志》基础上添加上了一些文献来源，但是并未述及大、小积石的区分。《太平寰宇记》所载“大河源”之内容与《元和郡县图志》不同，前者之目的是通过前代记载说明黄河河源在葱岭，后者欲从书写体例论证导河积石是自积石施工而不是河源在此——但是该条所要表达的信息均是河源不在河州之积石山。

《元和郡县图志》认可了唐初的河源发现，通过大、小积石山的区分将黄河的河源确定在陇右道西南的羌地，然后注于蒲昌海，潜流东行至小积石山而出地表。这就否定了以往的重源说，将《尚书·禹贡》、张骞对西域河源的考察以及唐前期攻打吐谷浑所发现的河源等知识融合到一起，形成了完整的逻辑链。《太平寰宇记》并没有完全因袭上书观点，而是认为黄河重源，即黄河源于葱岭，然后至蒲昌海，潜流至陇西河关县浮出地表，这也表明乐史并不认同唐代发现的河源。通过上述两种观点的对比可以发现，历史并非线性发展的，宋人对河源的认识并不比唐人的认识更接近黄河正源所在。

不过，以上两种地理志仅是表达了作者对积石与河源所在的观点，并没有关注到当时存在的其他论点。比乐史稍后的晁补之从理论上对历代河源说进行了评述。晁补之曾作《河议》一篇，虽然其目的是论述历代治河方略，但也表明了他本人对河源的看法。他在文章中专门对导河积石问题进行了辨析：

今所论亦本《禹贡》导河积石及《周礼》、《尔雅》、《史记》、《汉书》载河所经，与后世堤防人事，迄于宋兴，使有考焉。……其河概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合而注蒲菖海。蒲菖海，所谓盐泽者也。葱岭之西既不说有河，于阗之西又水皆西注，意河源为出于此。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盈耗，皆以为潜行地中，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而学者据经有“导河积石”，当为河源，岂积石之西河自行地中，故禹不治?而“导河积石”，特言施功自积石始，亦不说河源也。积石在金城西南，……（《鸡肋集·河议》）

晁补之虽然认为《山海经》《穆天子传》《水经》为“杂传记之说”，但是他据自汉儒以来均以为《山海经》为禹书，并且司马迁、班固也认同《史记·禹本纪》所言，认为河出昆仑是真实的，便以此展开论述。论述至此出现一个问题：如何将导河积石与河源于西域联系在一起？晁氏认为导河积石乃是禹从积石开始施工之意，并不是说河源在此，也就是说河源在西域。后他又从《尚书·禹贡》所载地名可以考证，再一次说明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所以，他认为黄河源于葱岭与于阗，即重源，合流注于盐泽（罗布泊）然后潜行地中，由积石（按：在兰州西南）伏流而出。但晁补之并没有提及唐代发现的河源，或许是他自动忽视了该观点，不过吐蕃河源说在北宋也有相当的影响。

（二）吐蕃河源说

吐蕃河源说认可了唐代的河源发现，认为黄河发源于唐陇右道东南的吐蕃境内，在宋人论述中多称为“陇右河源”。元符二年（1099）青唐政权（在今青海西宁）投降后，章惇等人于贺表中明确指出河源在陇右：“惇等草贺曰：‘陇右河源，久陷遐荒之域；旃裘毳服，俄为冠带之民。’” 这不仅表达了他们认为河源在陇右的观点，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河源陷于周边政权的无奈。

李复于认为河源在陇右。他在元丰二年（1079）登进士第，宋人钱端礼、钱象祖以及四库馆臣都极称赞其儒学造诣，但是他并没有陷于儒家学说，而是倾向于从唐代的实际观测来认识黄河河源的位置：

《河源图》，昨据降酋所说画之，亦恐未然。唐贞观年，命李靖等，攻吐谷浑。侯君集与江夏王道宗趣南路，……观河源之所出。后长庆二年，刘全鼎往西蕃会盟，往来渡黄河上流，……旧史所载如此，今降酋只青唐河南人，恐未是的。（《潏水集·答李成季书》）

李复表达了两层意思：首先，他肯定了侯君集与刘元鼎等对河源的发现，而不完全相信《尚书·禹贡》所言的“导河积石”与《汉书·西域传》所记河源在西域；其次，他从地理角度否定了根据降酋的言论所画《河源图》的可信度。不过，李复也仅是肯定了河源在陇右的事实，并没有分析既往的河源说。

北宋末年，欧阳忞在《舆地广记》中对旧有的河源说进行了批评，肯定了河源在陇右的事实：

河水出昆仑，自古言者皆失其实，《禹本纪》《山海经》《水经》固以迂怪诞妄，而班固所载张骞穷河源事亦为臆说。……长庆中，刘元鼎为盟会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济果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河源东北，直莫贺延碛尾，隐测其地，盖剑南之西。元鼎所经见大略如此。（《舆地广记·陕西秦风路下》）

欧阳忞认为，《史记·禹本纪》《山海经》《水经》等书的记载都是荒诞之词，这就否定了时人知识来源的真实性；进而他认为班固所记张骞发现的河源并不是张骞亲自考察的结果，张骞并没有见到黄河水潜流地下从蒲昌海与积石河相通，而是“意度之”；最终他肯定了刘元鼎发现河源的真实性。欧阳忞与北宋的其他学者不同，对以往昆仑所在提出质疑的同时，还论证了昆仑所在的新位置，也就是紫山 。

重源伏流说与吐蕃河源说都是沿袭自前代的观念，并没有新的突破，惟论证更加严谨。重源伏流说认为，黄河发源于西域于阗国与葱岭，潜流地中，至积石而流出地表。在唐人发现吐蕃河源之后，古人的知识出现混乱。于是，从《元和郡县图志》开始，古人开始论证西域河源与吐蕃河源的关系。在区分大、小积石的基础之上，《元和郡县图志》认为黄河发源于吐蕃，《太平寰宇记》认为黄河发源于西域，然后潜流地中至河州小积石而伏流出地表。晁补之认为，“导河积石”是大禹在积石开始导河，并不能表明河源在积石，在此基础上肯定了黄河发源于西域，行流于积石。但无论乐史还是晁补之都自动忽视了唐代发现的河源，因此他们的逻辑并不如《元和郡县图志》完整。“吐蕃河源”说主要认为黄河发源于吐蕃，该观点始于唐代两次发现河源，章惇、李复等人肯定了黄河发源于吐蕃的事实；欧阳忞不仅认同了该观点的正确性，还对当时分析河源所依赖的史书进行了批评。

以上内容并不是北宋时期的全部河源观点。至道三年（997）七月，宋廷派遣“左藏库副使杨允恭、崇仪副使窦神宝、阁门祗候李允则，乘传视山川形势”（《玉海·地理》），至该年九月杨允恭等就将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绘制的山川郡县形势图献给了宋真宗。宋真宗召集辅臣于滋福殿观地图，“指南壁甘、沙、伊、凉等州图曰：‘此图载黄河所出之山，乃在积石外，与《禹贡》所术异’”（《玉海·地理》）。从宋真宗所言无法判断其意是黄河自积石潜流而出还是发源于此，因此无法准确判断宋真宗的观点，而宋真宗从《尚书·禹贡》经文论证积石所在的方法则在南宋大行其道。

虽然两宋的统治疆域都不曾到达黄河河源所在地，但并未影响他们讨论该问题。北宋时期无论皇帝还是士大夫对河源所在都有一定的兴趣，论述形式更多属于地理知识的讨论，这不仅表现在地理志对河源所在的辨析，更表现在他们论证河源时从地理角度出发；而南宋时期对河源的讨论则主要集中在经学家对《尚书·禹贡》的注解上，是解经之一端。四库馆臣评价蔡沈说：“生当南宋之季，西北山川皆所未睹，塞垣以外尤属影响传闻，故《禹贡》河源之类踈舛亦多。”（《书集传或问·提要》）这句话精确地解释了南宋诸多河源解说产生的现实原因。虽然南宋学者无法对河源实地考察，但他们亦从多方面论证该问题，为我们了解当时的思想争论提供了可能。以下对南宋众多河源说分别加以论述。

（一）阙疑说

阙疑说出现的重要原因是南宋经学家对《尚书·禹贡》性质的判断 ，该判断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对“导河积石”注解。

林之奇认为《禹贡》是为治水而作，故仅载施功之处，“盖此篇本谓治水而作，惟其所施功之处则载之，非其所施功之处则不必载也。”（《尚书全解·禹贡·夏书》）所以积石以西的河流无法详细考证，对《尚书·禹贡》的注解从积石开始即可：“盖积石而西，河流之详不可得而考，……则论河流者惟当断自积石为始，积石以西阙而勿论可也。”（《尚书全解·禹贡·夏书》）此外，他还否定了张骞对河源的发现，进而认为《山海经》等所言河出昆仑的说法也不值得相信：“夫骞虽穷河源，而实不见积石而上河流相接之处，……此但以意度之，非诚然也。夫骞亲至西域，且以穷源为名，而其所见止于如是，以是知诸书所言河源皆未足信。”（《尚书全解·禹贡·夏书》）林之奇以《尚书·禹贡》为治水之书的判断否定了《史记》等史籍关于河源记载的正确性，认为河源无法考证。

陈经与林之奇观点相似，在论述中又迈进一步。陈经认为河源所在诸家论说纷纭，既无法也没必要确定：“自积石而西，河之源无所考据，或以为出葱岭、出于阗、出昆仑，其说不一。经言导河积石，论河者，当断自积石而始可也。”（《陈氏尚书详解·禹贡》）这是他与林氏观点的相同之处，即从积石开始注解即可。陈氏在解释《尚书·禹贡》不载河源的原因时，提出两个论点。一是《尚书·禹贡》为治水而作，因此没有必要记载施功之外的也就是积石以上之内容，“此篇本为治水而作，惟施功则记，非施功则不记，禹自积石得河之故道。”（《陈氏尚书详解·禹贡》）进而陈氏提出，大禹也不知河源自何处，“禹治水之时惟河不得其原所在”（《陈氏尚书详解·禹贡》），这是当时解经时出现了一种新观点。二是肯定了河源不在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内：“使河源若在中国，余知禹之治与导渭、导洛者同，后世河患为大者以禹既不得其源，而禹之故迹又有湮塞，其决坏何疑三代数千年间无此水患。”（《陈氏尚书详解·禹贡》）陈经还将不得河源作为后世黄河水患严重的原因之一。

黄度认为，《尚书·禹贡》为记载贡赋道路之书，不能据此判断河源所在，存疑即可。“禹贡道河积石，雍州出。昆仑与析支、渠搜同见，其为西戎朝贡中国而已，本未尝言河源自昆仑出也。”（《尚书说·夏书》）其后，他又说昆仑在吐蕃与《史记·禹本纪》所载相抵牾，故认为“河源在夷界”，“两存其说，阙疑可也”（《尚书说·夏书》）。

（二）吐蕃河源说

夏僎的吐蕃河源说来自于他对阙疑说的批评。他认为，解《经》必须对昆仑所在进行考证：“然经但言导河积石，学者解经，惟自积石求之足矣。昆仑之说虽缺而不问，可也？”（《夏氏尚书详解·夏书》）持这种观点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认同唐代昆仑山在吐蕃之观点。

夏僎在注解“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同为逆河，入于海” （《夏氏尚书详解·夏书》）一句时，对河源的解释一共有三点：其一，从体例上分析《尚书·禹贡》不说“导河自积石”的原因在于，“积石亦非其源”。其二，他认同《尚书·禹贡》《尔雅》《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所记河出于昆仑的说法，并不认同《史记》《汉书》所记张骞所发现的西域黄河河源。在河源问题上，他接受了两《唐书》所记载的唐代发现的黄河河源，以及吐蕃人说昆仑在吐蕃的言论，并由此引发了他对当时学者解《经》“自积石求之”的不满。其三，夏僎承认积石山在塞外，而禹自积石施工的原因在于积石以上无河患，“是积石山，盖在塞外，积石以上河流小，地势复高不为人患，故施功治河始于积石，然后导之以入中国”（《夏氏尚书详解·夏书》）。总体来看，夏僎虽然接受了唐代的新发现并用以解《经》，但是他并没有跳出经学的框架，仍是用新知识来解释《尚书·禹贡》等经书的言论，正如其仍承认黄河潜流说一样，“河出昆仑，其在积石之西者，皆隐伏地中” （《夏氏尚书详解·夏书》）。

程公说与陈大猷皆肯定了唐代吐蕃河源的发现，在此基础上还否定了旧有的黄河潜流说。程氏说：“然既曰濳流，颇同臆说，非实见盐泽与河通也。”这就否定了《释水》《史记·禹本纪》《山海经》《水经》《汉书·西域传》等的记载，继而肯定了两《唐书》所记刘元鼎会盟时发现的河源，“度其源，直莫贺延碛尾，盖剑南之西尔” 。陈大猷在《书集传或问》中认为：“至唐始知河源在吐蕃中。”他还说唐代对河源的发现与前代之记载相左，“然则河源于紫山东北，出于积石。葱岭在积石之西北，紫山在积石之西南，盐泽、黄河元不相属，潜行地下之说妄也”（《尚书集传或问·禹贡》），从地理方位上否定了黄河潜流说。

（三）西域河源说

西域河源说主要是认可了《史记·禹本纪》等记载的黄河源出于阗。

程大昌在《禹贡论》中虽没有辟专篇考证河源，但是在《弱水》与《黑水》篇讨论积石所在时对该问题进行了阐释。他在《弱水》篇中肯定了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对大、小积石的区分，但是并不认同李道宗观览河源处是大积石，而认为此处是小积石，也就是《尚书·禹贡》导河之始，而玉门、阳关内的积石只不过是唐代行政建制的名称而矣。

此之积石（按：在吐谷浑者）乃始可以当大禹导河之始。若小积石，即唐人用以名军者，乃在河鄯之间，尚远在玉门、阳关之内，禹迹不如是其近也。《禹贡论》卷下《弱水》

河之上流，即于阗之南山，其下流与甘沙岸河而对立者，即秦河南、唐吐蕃也。大积石河源实出于阗南山之北。《禹贡论》卷下《黑水》

傅寅在《禹贡说断》中说：“昆仑在吐蕃中，当亦非谬，而不谓之河之本源。乃引葱岭、于阗之河，谓从蒲昌伏流数千里，至积石方出，斯又班生所未详也。”（《禹贡说断》卷三）傅寅的观点十分明确，他虽然承认昆仑在吐蕃境内，但不过是潜流出地表之处，并不是真正的河源。傅寅之观点肯定了《史记·禹本纪》《山海经》所记河出昆仑山的说法，否定了《汉书·西域传》所记张骞发现的河源，最终将河出昆仑山说与唐朝发现的吐蕃河源融合到了一起。其论说融合新旧知识，用唐代的新发现来注解旧知识的合理性。

蔡沉则直接否定了刘元鼎在吐蕃发现河源事件的真实性，他说：“又唐长庆中，刘元鼎使吐蕃，……得河源于莫贺延积尾，曰闷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谓昆仑也。……吐蕃亦自言昆仑在其国西南，二说恐刘氏为是。”（《书集传·夏书·禹贡》）蔡沉认为两《唐书》所载之内容乃是刘元鼎伪造。他认为河源远离中原王朝，因此也不必穷究，“经但一书积石，不言方向，荒远在所略也。”（《书集传·夏书·禹贡》）但是他并没有对《汉书·西域传》所载之内容有何评价，而只是原文抄录，并且在注解“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时说“昆仑，即河源所出”（《书集传·夏书·禹贡》），这就承认了河源出自西域。

（四）以佛书注解河源及对此观点的批评

以上诸种对河源的注解都来自经学家，在他们之外还有其他人对河源所在发表了见解，陈善就是其中之一。其所著《扪虱新语》一书刊于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 ，书中提出了注解《尚书·禹贡》的独特看法，即以释氏之书解释“河出昆仑”。陈善注解河源的前提是他接受了《史记·禹本纪》所言的河出昆仑说和《史记·张骞传》所载之昆仑在西域的论点。但是他认为这两篇传记的传主因没有亲身经历故仅知大概，要清楚河源具体位置则须以佛书为证。佛书四天下中的南阎浮提有中天竺国，其国有雪山，山上有池，池中之水“分派而出，遂有青黄赤白之异，今黄河盖其一派也”，而“须弥山，又在四天下之中……此《禹本纪》所谓日月所相隐避为光明者也”。（《扪虱新话·司马迁班固言河出昆仑山》）也就是说，昆仑山即须弥山。陈善以佛书注解河源也是当时思想界的一朵奇葩，不过此书并没有广泛流传，卷首陈益序称：“先生此书，庸讵无知音知味者，而终于黔黮而已乎？……常虑其书泯没。”（《扪虱新话·陈序》）另外，该书在思想与政治立场上也存在问题，“持论尤多舛驳，大旨以佛氏为正道，以王安石为宗主” ，所以该书在当时影响极为有限。但以佛书注解河源并不仅此一例，成书于1265-1270年间《佛祖统纪》也以此来解释河源所在。

《佛祖统纪》载：“瞻部洲中心名阿耨达池，……池之北面，颇胝狮子口流出徙多河，绕池一匝，入东北海，或曰潜流地下，出积石山，为东华河源云。”（《佛祖统纪校注》卷三十二）“或曰”是通向另一种解读的转折点，标志着佛教地理开始把黄河河源纳入了宗教语境中，黄河成为天竺佛教圣地通过积石山延伸到中原的纽带。这种注解使佛教与中国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黄河成为佛教东传后佛教徒将中国本土信仰与外来信仰连结的桥梁。事实上，黄河源于天竺之记载最早可以追述到玄奘《大唐西域记》，“则瞻部洲之中地者，阿那婆答多池也，……池北面颇胝狮子口，流出徙多河，绕池一匝，入东北海，或曰潜流地下出积石山，即徙多河之流，为中国之河源云”（《大唐西域记》卷一《三十四国》），宋人亦不过是因袭前人旧说而矣。

《佛祖统纪》中有三幅图标注了黄河的河源与流向，不过与上文的黄河发源于天竺并不符合。这三幅图所描述的共同特点是黄河发源于葱岭，东流至蒲昌海然后潜流至积石山从地下涌出，再至中原王朝。据研究，“东震旦地理图”的内容，或许与《佛祖统纪·天台统纪》没有直接的内在联系；其他两幅地图（《汉西域诸国图》、《西土五印之图》）也许是志磐在编写《佛祖统纪》时特地绘制的。若是如此，则前一幅图反应的是社会上普遍认知的河源所在西域，而后两幅图则说明释志磐在河源问题处理上模棱两可的态度。以上内容说明，以佛书注解河源于南宋社会有一定影响，也引起时人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