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采访对象对同一件事给出的时间相隔了一天，这让事实核查员刘洋愁了两天。
刺猬公社 | 崔慧莹
接受ONE实验室的采访，是网戒中心母亲邹虹（化名）向儿子"赎罪"的方法之一。
8年前，她把就读于清华美院的儿子王一南，骗进了临沂市网戒中心。在该中心主任杨永信手下遭受折磨与电击后，这个12岁时就在全球少儿奥运绘画比赛中获奖——且由萨马兰奇亲自颁奖——现在意大利学习艺术专业的29岁男人，始终怨恨并疏远着自己的亲生母亲。
2017年1月6日，ONE实验室的第一篇特稿作品《飞越十三号室》刷爆社交网络。王一南“带有胁迫意味地”要求母亲也接受ONE实验室的采访。在《一位网戒中心母亲的肖像》发表前一天，作者钱杨与“事实核查员”刘洋一起坐在了邹虹面前。
刘洋说，那天的采访持续了8、9个小时。她坐在旁边观察整个过程，最终确定作者在文中对邹虹的描述——“她说出的事实少，观点多，激动时顾自对着空气指指戳戳，争辩，指责，仿佛她的斗争对象近在眼前。她有时无视提问，反而盘问起我来……急切地想弄清儿子对她的最新评价……”——客观且符合事实。
ONE实验室出品的非虚构作品《一位网戒中心母亲的肖像》
ONE实验室是国内众多非虚构写作团队中最顶尖的一支。去年6月从《时尚先生》离职，前往担任亭东影业首席内容官的特稿写作者李海鹏，组建了这支队伍。
既然是”非虚构“，自然不能容忍一丁点虚假信息。团队创建之初，李海鹏对实验室负责人林珊珊说，要找一个人，专门来做事实核查的工作。
刘洋便成为了ONE实验室首位、也是目前唯一一位事实核查员。
事实核查员刘洋
这位毕业于吉林大学的近现代文学博士，是林珊珊的好友，此前在《财经》、《Lens》两本杂志有多年采编经验。
当时，刘洋刚从《Lens》离职，原本准备再读个书，写点东西，但跟林珊珊吃了顿饭后，她就答应接下这份特殊的工作。
事实核查员并不是一个新兴的工种。
从20世纪20年代美国《Times》率先设立一个由女性组成的事实核查团体开始，“事实核查”（fact checking）制度已在欧美一些主流媒体实行了近百年，主要任务就是逐一阅读并核实记者已经成文但未发表的报道，确认报道中事实性信息准确无误。
在《纽约客》、《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德国《明镜》周刊、BBC等享誉世界的媒体内部，事实核查员（Fact-Checker）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是新闻专业主义中尤为重要的一环。
“真实性是非虚构写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如果有一丁半点的虚构或者想象的成分存在，那这个稿子就没意义了。”林珊珊对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说。她也是国内的一位特稿写作高手，其作品《少年杀母事件》、《黑帮教父最后的敌人》都在业内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一直以来，非虚构故事总是很容易招来读者的本能怀疑：这个稿子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面对特稿这种有别于传统新闻报道范式的写作形式，也总有读者会猜测：你们的作者为什么会得知这么多的细节，当事人真的说了这些话么？
ONE实验室需要的，是一个专职负责事实核查，通过细致的调研与复核，能为故事内容的准确、真实性负责的人。林珊珊在朋友圈发招聘帖时称这是“一份挺酷的相关工作”。
截图来自林珊珊朋友圈
找到这样一个人并不容易。“他要有热情，要有很强的责任感，要严谨认真，有从业经验。与记者、采访对象复核需要沟通技巧，考察记者是否很好地表达了采访对象的意思，也需要比较强的理解力，如果没有采编经验，也不容易做好。”林珊珊说。
刘洋是怎么做的呢？
按照惯例，刘洋会出现在ONE实验室每一篇稿件的微信群里。群内其他成员为该稿件的作者、团队的另一位作者、林珊珊以及李海鹏。
跟编辑一样，刘洋会全程跟进稿件的整个采编过程，“其实从更早的选题会就开始了”，刘洋对刺猬公社说，“对于作者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做这个选题，他要往哪个方向做，采访哪些人这些情况，一开始就有个大概的了解。”
而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每一轮改稿刘洋几乎都会看，在稿件修改到一个信息相对稳定的版本时，就可以启动核查程序了。“同一篇稿件前后修改个小10遍很正常，如果是完全定稿以后再进入核查，时间会来不及，ONE实验室稿子的体量蛮大的。”
通常情况下，结合稿件拟定刊发的时间，在第三稿前后就基本进入核查程序。作者会把所有的采访资料，录音和每个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打包交给刘洋。
这是一项极为琐碎和极需要耐心的工作。交来的材料中常有几十个小时的录音，十几万字的采访实录，大量的邮件截图，以及需要一一对号入座核实信息的十几个到几十个采访对象联系方式。
最长的一次，就是复核《飞越十三号室》，刘洋花了四、五天时间。采访录音能确认的信息，就没必要回访了，但如果是一些没办法在材料中体现的现场信息，还要和采访对象继续核对。
ONE实验室对非虚构写作的标准是，“每一个细节表述，都一定要有信息源，如果没能核查准确，这个信息就不能用”。
在《生死巴丹吉林 : 沙漠断水、绝望、死亡12天》一文中，潘家磊回忆说，他在沙漠中曾听到巨大爆炸声，看到天边闪过一道亮光，等等“魔幻景象”。而据当地牧民范师傅回忆，他们曾接到当地政府通知，沙漠中将进行一场武器实验，要村民提前撤出。
事后证实，潘家磊看到的“异象”就是那场武器实验，而在采访过程中，对于该事件的发生时间，两位采访对象给出的时间相隔了一天，潘家磊有GPS显示的时间为证，牧民范师傅也对自己的记忆很有自信，无论引用哪一方的说法，都有失公允。
其实，只要给当地有关部门打个电话就能核实情况，但是根据以往与有关部门打交道的经验，刘洋担心对此类相关敏感问题的询问，会给稿件带来不可预期的后果。她尝试寻找在当地供职的朋友进行核实，也没能取得突破。
她愁了两天，最后打电话给当地一家旅游机构，表明ONE实验室在操作一篇关于旅行者在巴丹吉林沙漠经历的稿子，希望核实是否有因武器实验要当地人撤出沙漠的通知及具体时间，这才拿到了第三方提供的确切消息：武器实验属实，是牧民范师傅记错时间了。
林珊珊说，每次她都能看见刘洋在稿子上做红红绿绿的标注，已核准的信息画个钩、存疑的信息标个问号、有错误的地方画个叉。
刘洋说：“凡是怀疑的，都要再去问一下，包括——每一个字。”
或许是事实核查员自带“严谨”的气质，刘洋接受采访时的措辞也是滴水不漏。
她谦虚地表示自己的工作并不能给编辑减轻工作量，大多数时候只能排除一点关于事实本身的“后顾之忧”，让编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于故事结构以及文本本身。
“像鹏总、珊珊这样认真的编辑，很多时候是会自己上手修改稿子的，所以我的工作也并没有为他们减轻负担。”她说。
而在林珊珊看来，刘洋对团队的贡献挺大。“之前在《时尚先生》工作时，编辑改稿也会复核录音，但主要目的在于修改稿件，肯定不如现在刘洋专门做事实核查这么细致。”
有了事实核查员这道屏障，编辑不必过于忐忑是否信源有问题，可以更专注于稿件的方向、结构、语言等各方面。
林珊珊说，刘洋是个“严谨、靠谱、负责”的姑娘，跟她说话时，总觉得特别舒服。
通常情况下，大家总是会觉得事实核查会给作者带来麻烦，以为是来监督自己的，“但是我们这些作者反而觉得有很大帮助，因为有时候作者出错也不是故意要犯错误，她发现了我没有发现的问题，或者疏忽的地方。”林珊珊说。
刘洋认为，记者的采访是为了写作，而她的采访是为了判断记者有没有问题。在她看来，作者并没有因为增加这一审核环节而不适应，“最专业的作者，他在乎的不会是我去指出哪里有问题，而是最终能不能完成一个好的作品，团队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
事实核查守卫的是非虚构报道忠于事实的根基。“你故事再好、文字再优美，呈现的意义再丰富，如果失去了‘非虚构’的内核，那就有很严重的道德伦理问题。”林珊珊说。
在目前的国内媒体环境中，稿件的真实性主要依靠记者自觉及编辑的判断，校对环节以核查错字及标点为主。
当年人物杂志的《厉害女士》《惊惶庞麦郎》等文章都曾惹来轩然大波，在官方声明中可以看出，记者提供的录音及图文证据，是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下，为数不多的可以帮助媒体规避法律风险、抵御舆论质疑的武器。
今年1月19日，“冰点周刊”微信公众号推送《日本人在南京》一文，“箭厂”发文质疑该文章涉嫌抄袭其在2016年12月15日发布的一段视频。
面对质疑，“冰点周刊”团队在第一时间启动内部审查，先后两次发文说明情况。
截图来自“冰点周刊”发布的声明
从冰点事件中不难看出，采编团队是在新闻作品被指抄袭后，才启动了内部审查机制，将稿件内容与采访录音进行比对，最终证实采编流程中存在的漏洞，删稿并道歉。
声明中同时表示将“引以为戒，深刻反思采编流程中存在的漏洞…用行业内最高标准要求采编团队，生产出更好的新闻产品。”
林珊珊说，即便是ONE实验室，也很难说在事实核查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标准，我们只是在“努力确保”报道的真实性。
刘洋告诉刺猬公社，她在核查《特朗普先生在整形医院》时，差一点就被采访对象给诓了。
这位国产“特朗普”是个特型演员，为核查他的身高、发型、着装习惯、工作履历等客观信息，刘洋曾给他打了个电话。
她发现“特朗普先生”很热情，在被称呼为“李主席”后语调又高了一分（这符合作品中的描述）；不待提问便讲述起自己退休前在岳阳企事业文联的经历；讲到“符合自己精神况味”的《满江红》，他满含感情地背诵了一遍（与接受作者跟访时一样）；随后又用30分钟来阐述自己的家国情怀。
整个过程共核实13点或大或小的信息，历时约一个半小时。刘洋最终确认作者在文中对他“话唠”、表演欲强等个性特征的描述和判断，并没有夸张。
而在先后接受作者跟访和事实核查时，“特朗普先生”都曾表示，他在参加某整形医院的活动后，得到了医院颁发的《国产特朗普第一人荣誉证书》。作者在多次修改的稿件中，也都提到了这份证书。
直到最后，当ONE实验室请对方出示这份证书作为配图素材时，他方才改口，称颁发证书是他单方面向院方提出的请求，但最终不了了之。
截图自《特朗普先生在整形医院》
by ONE实验室 文|荆欣雨
刘洋说，差一点，作者就它写成已经颁发了这份证书了，“这是一个说明（媒体从业者）对采访对象的讲述也要警惕的例子。”
他们也不是完全没出过错。
有一次采访对象告诉记者，“王涛（《绝命深潜》文中人物）是陕西渭南人”，大概因为口误，王涛事实上是陕西洛南人。由于有采访录音，就没有再次核实。发表之后，王涛家人看到文章，向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
对文字工作者来说，一些小的笔误或疏漏总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追求真实的坚守、对专业主义的敬畏，总是不能妥协的。
在采访过程中，林珊珊提到她依稀记得，曾有位外国记者因虚构内容而被收回了普利策新闻奖。
那是在1981年，《华盛顿邮报》记者珍妮特·库克（Janet Cooke）凭一篇名为《吉米的世界》（Jimmy’s World）的报道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新闻奖。这个从5岁开始嗑药并成为“药贩子”的8岁非裔美国小男孩震惊了整个华盛顿。
而仅两周后，库克便被指出其在普利策获奖感言中涉嫌学位造假，其新闻作品的真实性也遭到质疑。
后来，库克自己承认了整个“报道”根本就是杜撰出来的。她不仅交还了普利策奖资格和奖金，还被迫从《华盛顿邮报》辞职，曾被媒体评为“10位最为人所不齿的记者”之一。
你可以说这是记者自身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编辑没有做好事实核查工作，总之是这个假新闻频出的年代里，一个很快被人遗忘的稀松平常的故事。
“我有个真的故事，要对你讲。”
4月11日，刺猬公社联合每日人物、AI财经社发起Epoch非虚构故事大赛。大赛的目的，是希望年轻人用自己好奇的目光和真实的笔触，去记录这个时代的人和故事。只要你有一双善于观察社会和发掘真相的眼睛，记录什么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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