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响战争结果的诸多因素之中，材料或许不是最重要的，但一定是最基础的。因为，虽然掌握先进的材料并不能保证在战争中取胜，但若没有以材料为核心的工业体系的支撑，任何国家都无法从战争中全身而退。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军事统帅不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时，结果只能是惨痛的失败。而1894年的甲午中日海战，恰好为此提供了一个注脚。
如果比较一下中日双方参加这次海战的军舰，可以发现：仅就军舰的制造材料而言，北洋舰队是占有一定优势的。北洋舰队的主力舰“定远”和“镇远”均是排水量7 000t以上的铁甲战舰，其装甲十分坚固：炮台装甲厚达355mm，两舷装甲厚304mm，甲板装甲厚75mm，舰桥装甲厚203mm，简直就是是2座移动的钢铁堡垒。而2舰装备的305mm口径克虏伯火炮也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可谓攻守兼备。而日本海军的主力战舰“松岛”、“严岛”和“桥立”，质量仅4 000多t，虽然装载了320mm口径的巨炮和多门速射炮，但装甲只有100～200mm厚，可以说是重攻轻守。从战场表现来看，“定远”和“镇远”确实无愧于东亚第一等铁甲舰的称号。2舰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其坚固的装甲承受了日本海军的炮火，还重创了旗舰“松岛”。
中日双方在海军建设技术路线上的选择，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19世纪中后期正值船用材料革命的巅峰，也是“重炮巨舰”的黄金年代。而铁甲战舰作为这一时期的产物，构成了各国海军的主要战力。日本海军在1875年从英国购置了3艘铁甲舰——“比睿”、“金刚”和“扶桑”，同时在本国开始进行仿制。眼见日本海军崛起之势，中国的洋务大臣如坐针毡。曾任清朝政府船政大臣的沈葆桢在临终前口授遗疏：“铁甲舰不可不办，倭人万不可轻视”，李鸿章甚至有“中国永无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的断言，对铁甲舰的推崇可见一斑。1884年，当耗资326万两白银由德国制造的2艘铁甲巨舰“定远”和“镇远”驶抵中国时，李鸿章们的欣喜之情也就不难理解了。在中国人眼中，这2艘铁甲舰堪称完美：“转动之灵敏，冲碰之猛烈，浮力之宽裕，炮位之合宜，隔堵保护之周密，引水导气之流通”，“无一不精益求精”，“实为上等”。随着这2艘军舰的列装，北洋水师毫无疑问地成为东亚第1海军。
然而，军舰在材料上的巨大优势掩盖了北洋水师背后的隐患。在决定斥巨资订购英德军舰的时候，清政府也就基本中止了“组装-仿制-自主设计”的路线。实际上，早在1866年，左宗棠就推动设立了福州船政局，也开启了中国学习西方造船和驾驶技术之先河。在法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指导和协助下，福州船政局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木质军舰的制造经验，并于1877年成功造出第1艘铁胁船。但是，一向资金紧张的福州船政局，随着大量军费用于购买铁甲舰而变得更加捉襟见肘。从1880年到甲午战前，中国的造船工业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客观地说，以当时中国的工业水平，的确不可能制造“定远”和“镇远”级别的铁甲舰。可是一旦放弃了技术引进和模仿，就永远也不可能拥有自行设计制造军舰的能力。从短期来看，购买可以迅速成军，形成战斗力，也比自造的成本要低。从长期来看，这可以说是把自己的造船工业扼杀在了摇篮里，与造船关系密切的的冶金和制造，以及相关的人才培养，也都停留在当时的水平上。处于这样一个滞后的体系之中，再强大的军舰也很难充分发挥其优势。炮弹的质量，船员和炮手的训练水平，海军指挥官的素养，任何一环的不足都会导致战斗力的打折。
以甲午海战中最重要的大东沟海战为例，“定远”和“镇远”凭借坚固的护甲得以保全，甚至几乎打光了炮弹，而其命中率却惨不忍睹。根据日方的史料，笔者发现，当时日本海军针对“定远”和“镇远”专门建造的“松岛”、“严岛”和“桥立”所谓“三景舰”，其实存在严重的设计缺陷：船身较轻，炮位设置不合理，此外由于锅炉漏汽和腐蚀，航速也远未达到设计标准，可以说是仓促上阵。但大东沟一役，整个日本海军除了“松岛”舰丧失战斗能力，其他几艘旧舰受伤较重外，无一被击沉。这一方面是日本海军的侥幸，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归功”于北洋舰队糟糕的战斗表现。
恩格斯说过：“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样板，是浮在水上的工厂。”19世纪末期的军舰，代表的正是19世纪的世界钢铁工业。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海军的英国和法国，同样也拥有着最发达的钢铁工业。中国近代以来饱受西方“船坚炮利”之苦，这些“坚船利炮”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此后，国内的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材料工业的落后，他们也渴望中国能拥有最先进的的材料，然而他们仅仅视其为“制夷之技”，却很少从工业体系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在工业社会中，技术很少单独起作用，而是需要镶嵌在一个完整的体系当中，小到一家钢铁厂，大到一个国家的钢铁产业，都可以说是一个体系。
仍以19世纪为例，19世纪50年代英国的贝塞麦试验成功了转炉炼钢法，英国的钢铁产业随即开始突飞猛进。20年后，贝塞麦炼钢法的完整流程已经译成了中文，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也拥有了自己的炼钢转炉，可是中国的钢铁产业并没有起飞。原因显而易见，在一个成熟的工业体系中，新技术的引进可以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而对于一个毫无工业基础的国家，一个勘探、开采、冶炼、加工乃至消费能力都不足的国家，最先进的技术也只是装饰品，更遑论为自己的军舰提供龙骨和护甲。实际上，中国在1885年就开始筹办贵州青溪铁厂，经过5年的筹备、选址、购置机器设备、聘用技术人员，铁厂于1890年开炉，却在短短一个月之内屡次发生爆炸，高炉很快停工，到1893年则彻底停产，宣告失败。青溪铁厂昙花一现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技术原因。当时经办铁厂的官员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官僚，这使得他们的决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特别是在生产设备的购置上。青溪铁厂从英国引进的主流焦炭高炉和炼钢炉，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世界钢铁业的先进水平。如此先进的技术到了中国却“水土不服”，事故频发，其根源在于决策者不了解设备的选择与燃料及原料特性的关系，而他们所使用的燃料质量低劣，是导致高炉接连爆炸的直接原因。但铁厂又不具备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技术能力，反将事故原因归于“愤怒的龙神”。青溪铁厂的失败，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早已注定。
最好的技术通常不是最先进的，而是最适合于自己的。这是青溪铁厂的失败留给我们的教训之一。在这一点上，日本人的认识就相对到位。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全面推行现代化，但也不是一味地照搬照抄，而是在考虑自身国情的前提下一定程度地吸收传统技术，将西方的技术本土化。在造船方面，由于受到北洋水师“定远”和“镇远”的刺激，日本海军请法国工程师做了极具针对性的设计，尽管最终的效果并不佳，但这体现了一种“不求最好但求最适”的态度。要想寻求最适合自己的技术，关键在于真正理解西方的科学技术与工业，而理解的关键则在于本土人才的培育。日本对人才培养极为重视。以1871年“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为开端，一批批日本青年走出国门，考察欧美列强的工业，使日本很早就拥有了自己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从而迅速摆脱了对外国技术人才的依赖。反观中国，虽然沈葆桢在主持船政时强调“权操诸我”，在合同到期后也尽快解聘了外国工程师，似乎是实现了技术自主。但这种“权操诸我”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实际上中国学员并没有充分掌握核心技术，后来制造铁胁船和铁甲船时又不得不聘用了一些外国人，足证其技术转移远未完成。
从早期的发展来看，日本的发展模式并未显示出其优势。日本于1874年建立的官营釜石铁厂和青溪铁厂一样草草收场。但甲午之后，中日的钢铁工业却走出了不同的轨迹。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钢铁工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这其中当然有战争的遗留影响，但决策者的选择才是决定性因素。
战争总能教给人类很多道理。世界近代史上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军事思想有二：海权思想和总体战思想。前者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后者产生于2次大战之间。前者告诉我们，一支强大海军是一个海洋国家发展海权的重要保障；后者告诉我们，一个发达的工业体系是一支强大海军的重要支撑。这2种思想结合起来，就决定了现代海军的重要性以及建设思路。作为“事后诸葛亮”的我们借此视角重新审视那场影响了中日2国命运的战争，看到的就不仅是战场上的偶然，而是一种战略上的必然。北洋海军始终以“海防”为目标，从未考虑过“拒敌于国门之外”，更没有以举国之力支持海军建设，而是坐拥“坚船利炮”，以为可以靖海澄疆。
我们不忍去批评当时的决策者目光短浅，只是为他们感到深深的遗憾。如果说从中得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大概是：永远不要因为拥有某一项先进技术而沾沾自喜，更重要的是看这项技术能否契合自己的工业体系，以及有没有能够理解和掌握这项技术的人才。只有我们真正领会到这一点，前人那些失败的尝试和流淌的鲜血才不会白费。
（来源：百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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