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刘凤良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刚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7年中期）》报告来看，2017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特征表现为震荡中反弹,优化中分化。
在世界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果也逐步显现，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延续了2016年以来的企稳向好态势，多项宏观经济指标都趋于改善，名义GDP增速连续5个季度回升，经济运行微观基础进一步强化，实现良好开局。
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并在多个层面上呈现分化。
2016年以来中国经济回暖进程中价格指标得到快速修复，但实际变量的增幅却比较有限，这与以往历史上中国经济周期的特征相比具有明显差异。从2016年四季度起，名义GDP出现快速反弹，累计同比增速达到8％；2017年一季度，更是上升到11.8％。但是，实际GDP增速恢复有限，2016年后三个季度维持在6.7％，2017年一季度小幅反弹至6.9％，名义价格提高对实际GDP的传导极为有限。
从历史上看，经济上行区间都是价格水平首先上升，即名义GDP开始上行，带动实际GDP上升，名义价格调整对实际变量产生传导。这主要是因为名义价格的上升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资产负债表进一步稳固，促进投资和消费，提升了总需求。在上行过程中，随着生产能力逐渐受到限制，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差距会逐步加大。这种差距的峰值构成了经济的转折点。对比这种历史经验来看，2017年名义价格上升没有带来实际GDP的复苏，意味着传统的宏观传导途径受阻，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的差距反而预示着经济存在短期见顶的可能性。
在国内周期性因素传导不畅的背景下，外需对经济的周期性拉动作用反而相对加强。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复苏，全球增长预期上调，中国实现了外需拉动下的出口增长，并带动整个工业部门生产复苏。
不过，随着我国在发达市场上替代原有供给者的过程趋于完成，所占市场份额的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出口增长的传统动力有所丧失。新市场开拓战略对我国出口增长动力只能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边际贡献，并不能弥补因为发达市场上替代过程趋于完成所带来的动力衰减。因此，中国制成品出口乃至货物出口的增长速度下降必然是一个长期性、趋势性的现象。所以，国际周期虽然对中国经济复苏起到了拉动作用，但相对于2003〜2008年的总体效果可能会更加有限。在这个大趋势中，今年对中国较为有利的因素是一季度欧美主要国家投资出现了快速反弹，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消费开始向投资转移。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投资品出口国，竞争优势较为明显。因此，在中国对外贸易增速总体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今年机电等投资品出口仍有望能够获得较好的支撑。
综合上述判断，在现有宏观政策调整基调下，预计下半年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将会放缓，而民间投资的反弹力度还有待观察，弥补前者缺口的可能性很小，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下行压力将会逐渐显现；与此同时，随着居民收入增速的持续放缓，消费增长受到一定的制约，但国际周期会在短期内提供较强的支撑作用。总体而言，正如我们在去年二季度报告中所指出的，本轮“不对称W型调整”的第二个底部已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形成，并呈现底部波动企稳特征。根据模型预测，2017年全年GDP增速为6.7％，CPI为2％。
当前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问题是短期国内宏观经济传导不畅和长期生产率下滑。这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在经济周期性下滑过程中积聚的各种风险的释放与国内政策趋紧、传统动能削弱与新周期孕育之间所产生的各种结构性矛盾。
第一，高杠杆率是宏观经济传导不畅的主要原因。在长期高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下，企业积累了大量负债。面对货币收紧的政策背景，价格抬升提供的现金流很大一部分用在了还债，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而不能用于新增投资。
第二，资金“脱实就虚”，房价高涨造成资源配置扭曲进一步加剧。近几年，中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资金“脱实向虚”，M1与M2剪刀差持续维持高位，大量的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伺机在股市、债市、房地产等领域流动，形成不同形式的资产泡沫。
第三，以中央企业投资为代表的准财政支出对地方投资存在着挤出，国有和民营经济融合存在障碍。具体来说，中央国有企业投资仅在东部等发达地区产生了对地方资本的挤入，而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西部地区则对地方资本产生了挤出。
第四，由于我国原来在GDP锦标赛竞争下，通过对地方政府放权、地方政府从下而上进行改革试验推动改革的模式与新常态不再适应，生产率出现了持续的下滑。
第五，对外贸易空间的收窄也降低了技术进步率。我国对外开放加快时期，全要素生产率都得到了很大提升。一个重要的机制是通过开放带来了新技术，加快了向世界前沿的接近速度。技术模仿的重要载体是对外贸易，通过融入世界市场，带来了世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第六，生产率下滑使得企业成本持续上升。当前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和落差，这一重要事实充分说明了中国制造业部门整体上仍然处于相对低端化的特征，需要完成以提升劳动生产率为主的工业部门高端化进程。
从长期看，在国际贸易总量增速有限的环境中，要真正启动新周期，需要通过新一轮改革开放解决中国宏观经济传导问题，以新动能的构建为核心孕育新周期的动力源。对这次改革的全面体现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因为中国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是供给端的经济主体对经济反应出了问题，扭曲性提高了杠杆率，资金避实就虚，自主创新不足等。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这是对当前急迫的供给侧问题进行的有针对性的、直接的改革。
制图｜叶雪鸣
长期改革的具体内容需要坚持一个核心，两个支柱。一个核心是重塑政商关系，明晰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新常态需要新动能，新动能需要新型的政商关系。原有的市场和政府界限更多是要素推进型模式下的产物，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环境。需要塑造创新导向的政商关系。围绕这个中心的两个支柱是以财政体制为代表的央地关系调整和以混合所有制为突破的国有企业改革。
这轮改革是在新常态下进行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新改革相比于以往的改革需要有新特点。
第一，这轮改革需要避免通过GDP竞赛类的排名来进行激励。在新常态下，经济质量重于经济数量。由于质量是多维度的，单一维度的数量竞赛就不再合适，那种竞赛只会导致地方关注某些数量目标，忽视其他目标。
第二，这轮改革需要将改革的主导权从地方政府提升到中央政府。在GDP竞赛等数量经济竞争环境下，为了发挥地方政府动力，需要地方政府发起改革。但是，对于现有的质量导向的多目标改革，需要中央统一协调。
第三，新一轮改革需要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在“四个意识”下的执行力考核。对待新改革由于不采用简单的GDP竞赛，就需要在监督落实上下功夫，重点考虑地方政府在“四个意识”下如何自我创新，更好地执行改革，确保主体责任。
第四，加强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协调作用。在改革由中央部委承担牵头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不同部门和地方之间的协调。这就需要进一步强化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日常协调功能，工作需要常态化。
短期内，为给新改革提供时间和空间，需进一步发挥财政金融政策。由于当前阻碍宏观经济传导的核心在于高杠杆，这就需要进一步通过金融有序去杠杆来降低经济的总体杠杆率。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防止竞争式监管放大监管要求，需要更多的协调。同时，加强货币政策对市场利率的关注，加快推进将市场利率设为基准利率。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发挥税收对经济的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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