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56 欧内斯特·C.莫斯纳 | 人性的尊严

在1777年初与休谟的《我的自传》一道付印的一封致斯特拉恩的信中，亚当·斯密写道：“我们最杰出、最永誌难忘的朋友就这样与世长辞了，毫无疑问，对于他的哲学观点，人们将见仁见智，褒贬不一，但对于他的品格和为人，人们却众口一词。实际上，他的脾性看上去有一种完美的平衡——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仅就这一点而言，在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望其项背。甚至在命运多舛时，他那最为艰辛和必要的俭省，也从未妨害他在合适的场合施行仁善和慷慨之举。他的俭省不是建基于贪婪，而是建基于对独立的热爱和珍视。其天性的极端温厚，从未削弱其心灵的强固或意志的坚定。他恒常的快乐是其善良天性和良好脾气的自然流露，并为细心和稳重所节制，而不掺杂一丁点的恶意。正是这种恶意，常常成为其他人身上那种令人不悦的所谓机智的源头。休谟先生也揶揄人，但其本意绝非伤害人，因此，他的揶揄远非让人觉得受到冒犯，而是每每让人感到快乐和愉悦，甚至那些被揶揄的对象也是如此。在朋友们——他们常常是他揶揄的对象——看来，在休谟先生所有伟大而亲切的品性中，再也没有什么比揶揄更能增添其谈话的魅力了。虽然这种欢快的脾性在社交中最令人愉悦，但它常常与那些轻佻浮薄的品性相连，但是在休谟那里却与最勤勉的努力、最广博的学识、最深刻的思想相伴。就整体而言，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我一直都把他视为一位高才大德之士，一个近乎完美的人格典范，这也许是人类脆弱而不完善的本性所能臻至的顶峰。”亚当·斯密最后一句话显然是有意与柏拉图《斐多篇》的最后一句话遥相呼应。

公众对于休谟之死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其生命最后几周所表现出的 哲学式的泰然自若(philosophical tranquility) 。对他的这一举动的攻击和辩护之词充斥着报章杂志。对于那些心胸狭隘的虔敬之徒而言，他们的失望之情肯定溢于言表。这一方面是因为，面对死亡，这位哲学家从未表现出任何畏惧的迹象；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从未求助于宗教的慰藉。相反，对于爱德华·吉本和“开明之士”而言，休谟之死是“一位哲学家爱之死”。正是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中，亚当·斯密构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以对《我的自传》中饱受争议的段落作出解释，并旗帜鲜明地对大卫·休谟——不仅作为一位哲学家，更作为一个人——表达出自己的万分崇敬。毫无疑问，在写这封信时，斯密承受了巨大的情感压力：他不仅犯难于休谟矢志要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的决定，而且也为自己谨慎地拒绝为它承担责任，从而让其挚友深感失望而歉疚。故而，斯密写给斯特拉恩的信，既是为了纪念休谟，也是为了拯救其自身良心的不安。这封信确实展现了斯密大无畏的勇气，因为他已充分地意识到了这封信所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后果。

随着《我的自传》以及斯密书信的面世，对于休谟的攻击也变得越发疯狂而肆无忌惮。十年之后，面对由自己这一友好举动而引发的公共反应，斯密仍感愤懑不平，他抱怨道：“与我炮轰整个大不列颠的商业体系相比，我因我们的友人大卫·休谟先生近来的辞世而草就的、完全无害的一纸薄文，竟然招来了不下于十倍的谩骂。”

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雕像

在休谟出殡那天，出于病态的好奇，詹姆斯·鲍斯维尔不仅事先打探了休谟尚未启用的墓穴，而且之后当悲痛欲绝的送葬队伍将休谟的尸身安葬于墓穴时，他还躲在墙后窥伺。但鲍斯维尔并非是唯一的好事之徒。故而，在落葬后的那一周，因有大量闲杂人等的围观和窥伺，休谟家人觉得有必要派两个守卫在夜间看护休谟的陵寝，以免遭到破坏和亵渎。此后不久，鲍斯维尔向约翰逊博士建议道：他应该“连带着将斯密与休谟一起敲打，以便让那些自负而招摇的背教者名誉扫地”。当鲍斯维尔告诉约翰逊，休谟曾公开表示“他能够坦然面对死亡”时，“他撒谎，”那位道学家反驳道，“那是他的虚荣心在作怪。人不可能不惧怕死亡，不可能在离开所有已知事物，并进入一种未知状态时仍泰然自若。”“你要知道，依照他自己对于灵魂死灭的看法，他没有理由不撒谎，”约翰逊继续狡辩道。

虽然约翰逊这一套缺乏逻辑的说辞，并未让不谙哲学的鲍斯维尔感到有什么不妥，但他仍感心绪难宁：他所了解的像大卫·休谟这样的一位大好人，必定是一位基督徒，至少私下里是如此。直到1784年1月8日，鲍斯维尔终于揭开了他在休谟身上所发现的那个谜团，这让他倍感满意。我们的这位传记作家在其“日记”中写道：“我从一场美梦中醒来。在梦中，我发现了大卫·休谟所珍藏的一本日记。就日记来看，尽管出于虚荣，他发表了一系列宣扬怀疑主义和渎神背教的论著，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基督徒，而且非常虔诚。我估计，他之所以还能保持内心的宁静，或许是因为他抱有这样的想法：在炫示才华的过程中，无论他以什么样的面目示人，他的宗教从未忤逆上帝和自己的良心。（我不确定这是否只是梦中的想法。）我认为我在他的日记中读到了一些精彩的段落。我不确定我到底是在星期四晚上，还是星期五晚上做了这个梦。但在我醒来后，其中的一些情节竟如此栩栩如生，以至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愿相信它只是南柯一梦。”经过此次导泄之后，鲍斯维尔对休谟的态度有所软化，而在其已版著作中，他也降低了其日记中某些粗鄙段落的调门。

不像鲍斯维尔，蒙博杜勋爵以如下讥诮之言直接表达了他对于休谟的反感：这位哲学家在临终时所忏悔的不是他的罪，而是他的苏式英语（Scotticisms）。

1777年，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休谟那两篇扣而未发的论文以《论文两篇》为题遭到盗印，并流入市场。不仅如此，两年后，遵照休谟的遗愿，其侄子大卫也将其《自然宗教对话录》如期付印，这再一次强化了公众心目中休谟作为背教者的名声。休谟对《自然宗教对话录》一向倚重，而它现在也早已位列哲学经典之林。它表明：休谟拒绝将宗教奠基于形而上学的所有尝试。它还进一步说明：建基于事实和科学方法的宗教将发现，它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超越人性和自然界而进入到超自然领域。斐诺（Philo）就这个论题所做的最后陈词，实际上也是休谟的最后陈词：

这段临终之言是休谟在1776年做最后修订时补入《自然宗教对话录》的。

时至今日，休谟的声音继续在我们的耳畔回响，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倾听。正如杜波斯神父所指出的那样：“每个民族都拥有一套以自己的语言所写就、为自己的民族所独有的经典，但除此之外，人们还拥有一套为所有的民族所共享的经典——也即人类的经典。”毫无疑问，休谟为人类经典做出来卓越的贡献；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终其一生，休谟在遵从他自己的训诫：做一个哲学家，但在你所有的哲学中，你依然是一个人。

在《我的自传》的结尾，休谟对自己有一段冷静的、从未被成功质疑过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