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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近日，在德国大选中，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较上次大选近乎翻倍，从一个数年前的极右翼边缘政党，已经成长为德国议会的第二大党。
与此同时，
其他党派都已承诺拒绝合作，以“防火墙”机制将德国选择党排除在外，这使得选择党短期内参与执政面临重重阻力。
那么，如何看待这一成长中的右转势力对既有政治议程的影响？
本文认为，西方建制派精英之所以采用“极右翼”标签来认识近年来影响力迅速上升的政党，主要是担忧民粹主义将威胁代议制民主。
但中国学者不应套用这一套思考框架，跟着西方担忧代议制民主，也不应粗暴地将代议制民主是否巩固作为评价标准，而要审视非建制政党突破既有代议制民主的可能，并借此进一步分析代议制民主的韧性与局限性。
作者指出，德国选择党之所以能从许多极右翼边缘政党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
作为非建制政党具备建制化的潜力
。虽然该党在宣传上将复杂的政治程序简化为大众与精英的对立，利用德国社会的内外危机，不断制造话题并提升自身纲领的辨识度，迎合选民情绪，笼络支持者，但
政党组织方式上却呈现出“精英主义”的特质。
选择党起初也采用运动式动员，一旦跨越了议会的门槛，该党就开始奉行进一步增强竞争优势的实用主义策略，用参与辩论、集会演讲等合乎体制的做法，效法建制派政党，改变自己局外人的形象，为吸收中间选民的支持，有意识淡化反建制色彩。
然而，该党以反对党身份进入联邦议会和各州议会，也面临着结构性限制。从政党价值观与历史发展方向的相合性来看，
一个“非建制政党”能否实现建制化，关键在于其核心价值理念是否符合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而在当前北约与欧盟的框架下，选择党奉行的一整套德意志优先的意识形态，似乎决定了它只能充当一个另类选项。
本文
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第5期，原题为《
极右翼政党的“建制化”困境——以德国选择党为例》，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极右翼政党的“建制化”困境
——以德国选择党为例
在不久前刚落下帷幕的新一届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保守派与改革派”
（ECR）
和“身份与民主”
（ID）
这两个被称作极右翼的党团相较于以往有了显著增长，分别开创了历史上的最好成绩。目前，在欧盟的27个国家里，极右翼政党已经在包括意大利、芬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等国家以参与执政党联盟的方式，进入全国政府，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在瑞典，极右翼瑞典民主党已经成为议会的第二大党；在荷兰，维尔德斯
（Geert Wilders）
领导的极右翼政党荷兰自由党
（PVV）
也成为下议院第一大党；
而在德国，德国选择党
（AfD）
在此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德国各党中总得票率第二的成绩，甚至高于当前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可以说，极右翼政党已经活跃在欧盟半数以上国家的政治前台了。
西德被基民盟和基社盟覆盖，而东德被德国选择党占据
无论是所谓的极右翼政党，还是此前代表中下层民众利益的极左翼政党，如意大利的“五星运动”、西班牙的“我们能”党，
都提出了一系列建制派政党未能覆盖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主张，并在短时间内收获了大量的支持。
为此，学界以“民粹主义”一词对这两类政党等同视之，大量相关文章试图分析民粹主义的生成土壤、主要特征和政治后果，一些研究纷纷指出民粹主义政党是对建制派精英和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共同威胁。但是，
中国学者是否要跟随欧洲主流媒体的声音，径直将这些获得大众支持的极右翼或极左翼视作异类，并报之以批评态度呢？
这是否等于暗示我们认同各国建制派政党的基本立场，认同代议制民主具有充足的代表性，以至于忽视了我们一直以来奉行的群众路线呢？
一个颇为可行的方式，或许是用较为中立客观的分析框架，观察这些冲击建制派的新政治力量，考察这些“非建制政党”的社会基础和活动方式，以及它们在纲领、动员、宣传上的基本特点，谨慎评估这些它们“建制化”的可能性。
▍
为何提出“非建制政党”的概念
基于社会科学非必要不引入新概念的原则，一个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是：“非建制政党”这一概念，相较于基于政治坐标对极左翼、极右翼政党的概括，和民粹主义对政治组织动员形式的描述，有哪些优越性？值得说明的是，提出“非建制政党”，无意于全盘取代乃至推翻既有的极左翼、极右翼或民粹主义政党的用法，
其目的仅仅在于松动似乎已成定式的概念与现象之间严丝合缝的贴合关系，
以试图腾挪出更多讨论该问题的空间和可能。
首先，是极左翼、极右翼的政治坐标问题。
作为政治光谱的两端，
二者传统上的差别在于，左翼更强调社会公正和平等，右翼则更强调种族与血统。
这种对极左翼、极右翼的“极端性”的认定，更多的是
基于二战以来欧洲发达国家形成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中左、中右政党逐渐发展为全民党、共同组建大联合政府且长时段实控政局而历史形成的评判标准。但是，这一政治坐标系也可能存在问题，以社会民主党左边的力量为例，他们
内部差异性极大，至少有共产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民粹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粹主义者之别；而且，并非所有被称作“极左翼”的政党都反对资本主义，有些政党有着很强的折衷主义倾向，有些甚至都算不上激进。这种对极左翼的界定，有时可能会妨害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
即便人们习惯于将极右翼与“右翼民粹主义”挂钩，但实际上真正对欧洲主流政党构成实质性挑战的，并不是传统纳粹式的极右翼。
以德国为例，联邦德国宪法法院有权取缔极右翼政党，但无法取缔激进右翼政党。以被舆论惯称为极右翼政党的德国选择党为例，虽然该党在政治与外交方面具有极右翼排外色彩，但在社会经济政策上却十分注重中下层的利益，有较强的公正诉求，仅用极右翼描述，恐怕并不能完整呈现德国选择党的全貌。
更不必说，近年来德国选择党为了能在大选中有更多斩获，开始努力甩掉极右翼的初始印象和政治标签，有意识地进行“去极化”改造，和此前一些过从甚密的极右政治团体刻意保持距离。
从某种意义上讲，将该党锁死在极右翼光谱中，不排除是主流政党精英将其隔绝在竞争之外的一种策略。
比如，前联邦议院议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
（Wolfgang Schäuble）
公开称选择党是“德国的耻辱”；担任社民党秘书长的法希米
（Yas
min Fahimi）
也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撰文，呼吁德国所有的社会团体组成广泛的社会联盟，共同反对德国选择党。
其次，是“民粹主义”的概念模糊性问题。
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民粹主义就已是政治学中的重点问题。但学者们对于何谓“民粹主义”众说纷纭，能够形成的统一看法只是，有关民粹主义的统一思想是不可能的，
民粹主义并非“一种确定的总体性意识形态体系”，而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概念。
从俄国民粹派到美国人民党，再到拉美现代化的逆流，在不同文化与历史下出现的民粹主义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
但在所有这些被称作“民粹主义”的多样现象中，学者们似乎还能达成另一个共识，那就是民粹主义具有反建制、反精英、更贴近人民，强调人民与精英的对抗性的特点。民粹主义摒弃主流政党作为代表性中介，反对政党精英对人民利益的垄断，倡导一种参与式民主和积极的公民权利；民粹主义领袖倾向于与民众建立无中介的直接联系，将自己塑造为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将对手诋毁为中饱私囊、堕落无望的腐败精英。
但是，民粹主义看似颇具卢梭“人民主权”色彩的话语，却无法掩盖的是它不过是另一种如假包换的精英主义。在代议制民主的框架下，民粹主义更多地被视作一种政治动员的策略。
民粹主义这一概念想要讨论的问题，无非是“非建制政党”通过社会运动建立对民众新的代表性，以挑战主流建制派精英的方式，改变旧有权力格局。
因而，通过分析“非建制政党”对“建制化”前景的谋求，既能够使广义的、多样性极强的“民粹主义”概念收缩到一个具体的问题上，也有助于揭示民粹主义这一概念掩盖下的精英主义本质。
最后，是“非建制政党”关注的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式的欧洲一体化渐成主流，随之引发了就业压力、贫富分化、社会治安、多元文化动荡乃至民族和种族危机，结构性地制造出了越来越多“全球化时代的贱民”。一些非建制政党利用移民、气候、经济一体化等议题，凝聚民意，迅速崛起。相比于建制派政党用“政治正确”塑造议程，在选举政治的路径依赖下日益走向精英化和小圈子化；“非建制政党”在对欧洲社会症结的描绘和对人民群众情绪的反映上，更加完整而真实，也揭开了不少建制派政党漂亮选举口号下掩盖的问题，不断发起一场又一场民主斗争。因此，
“非建制政党”这一概念关注的问题，是这些自称代表民意的政党能否顺利实现“建制化”，是否具有真正进步的人民民主内涵，能否激活欧洲社会主义的历史传统，真正通过群众运动、协商民主和直接民主，克服选举民主间隔时间长、代表性不足、选择有限、易被操纵等弊端，提升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切实改善大多数老百姓所关心的民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