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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14日，蒋介石由台北飞至重庆，12月10日由成都飞往台北。这是他在大陆的最后26天。蒋介石到达重庆时，第二野战军发起西南战役已经14天。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块比较完整的据点西南四省——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行将不保。此时，他到四川是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态，指挥西南的国民党军队负隅顽抗，妄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伺机反扑。
那么，解放军二野部队进军大西南时，为何大张旗鼓？蒋介石下野后，他为何没有将国民党政府立即迁往台湾，而是在大陆不断迁都？蒋介石让胡宗南调兵到重庆，胡宗南为何回复“万难办到”？ 在大陆的最后26天，他部署了怎样的反攻计划？ 蒋介石离开重庆之际，发生在周边的大爆炸究竟是何人所为？蒋介石又下达了怎样疯狂屠杀的密令？西南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是如何脱离蒋介石的控制的？节节败退的他又为何遭遇众叛亲离的狼狈？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26天（三）。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在大陆的最后十天，蒋介石来到了成都，在这里他命张群不断逼迫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配合胡宗南，参加川西决战，刘、邓、潘三人则虚与委蛇。蒋介石派侍从室主任陈希曾给潘文华送去到海南岛的飞机票。潘文华向中共在成都工作部副支书吕振修询问，该怎么办？吕振修要潘文华离开成都。潘文华又与邓锡侯联系，得知灌县有邓锡侯的部队。5日，潘文华以养病为名到达灌县。
12月4日，解放军解放泸县。5日，解放内江、自流井，正步步向乐山、成都推进。同一天，周恩来致电王少春：“望即转告刘文辉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蒋匪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响应刘伯承、邓小平两位将军11月24日的‘四项号召’。行动关键在勿留恋成都，而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万一侵入，应步步阻挡，争取时日，以利刘、邓解放军赶到后协同歼敌。”
蒋介石知道，成都可能保不住，准备退往昆明。此时，他想把“政府”迁至台湾，在昆明设一个由他坐镇的大本营。12月6日，他要张群第二天飞到昆明同卢汉商量“行政院”或大本营迁昆明的问题。当晚，张群到刘文辉官邸向对方辞行，说他要去昆明，一两天就回来。张群对刘文辉说：“形势是严重的。我们多年共事，希望你和邓锡侯贯彻始终，共支危局。国家有办法，个人亦有办法。万一不成，要走，将来我们一起走。”
潘文华
张群走后，刘文辉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他回忆说：“因为蒋介石对他的政敌，一向是用两套戏法，一种是笼络，一种是攻击。现在，这以柔术取人的张群走了，可能下一场就要叫他那凶神恶煞的胡（宗南）王（陵基）二将出台演‘黑旋风’了。”
12月7日，蒋介石要召见刘文辉、邓锡侯。两人深知，此乃请君入瓮。于是，两人秘密离开成都，到达邓锡侯部队控制的彭县。刘文辉还给蒋介石留了一封信，说王陵基与其为难。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刘文辉、邓锡侯避而不敢应召，观其来函更可证明其内心所在。彼借口以怕王主席与其为难，而实则另有作为。彼等已受匪威胁，决作投暗弃明之叛离，似已成竹在胸矣。”此时，蒋介石只能寄希望于云南的卢汉。
中共和卢汉的交往也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源头要从龙云说起。抗战初期，云南地方和国民党中央的矛盾日益尖锐。1939年中共南方局成立时，周恩来指示：“要充分利用龙云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决定由原中共云南工委书记李群杰专门做云南上层的统战工作。
龙云
1938年六七月间，龙云到武汉去见蒋介石，路过成都时，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同龙云会面。为增强抵制蒋介石的力量，四方签订了一个协定，内容大致如下：一、一致拥护抗战国策。二、如有违反抗战国策者，即为川、滇、康三省之公敌，共同反对之。三、为确保抗战国策之实现，三省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须实现合作，关于合作具体办法另行派员商定。
1940年11月，龙云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采访，表示：“敌人图谋加紧挑拨离间，全国应该加紧团结，抗战到底。”他支持云南的民主力量。1940年，何应钦到昆明督促龙云建立党政军联席汇报会，加强对中共及其他民主力量的防范和镇压。云南工委通过统战对象向龙云指出：成立这个机构会让国民党特务乘机插足云南，对抗战不利，也对地方不利。于是，龙云借故拖延。
1943年秋，周恩来应龙云的要求，派时任云南大学教授的华岗与其直接联系。此后，龙云进一步执行开明政策，对顽固派几次策动反共都予以抵制。云南爱国民主运动迅速发展，被称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龙云的作为遭到蒋介石的忌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命令卢汉率领滇军两个军开赴越南受降，随后下令驻昆明的第五集团军司令官杜聿明发动突然袭击，将龙云押往重庆，给以军事参议院院长的名义，加以软禁。1948年12月9日，龙云经美国空军飞虎队陈纳德的帮助，逃往香港。此后，蒋介石命令龙云的表弟卢汉接替他的职务。
卢汉
蒋介石软禁龙云，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同云南地方实力派的矛盾。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从由起义的滇军改编的解放军第五十军中选派一些干部到云南做卢汉的策反工作。东北军区选定由第五十军代参谋长张秉昌前往。张秉昌早在1929年即在卢汉手下当兵，一直当到团长，同卢汉关系密切。
东北军区领导要求张秉昌向卢汉转达中共中央军委的三点意见：一、解放军过江后，要卢汉立即表明愿否起义。二、希望对蒋介石敷衍，给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支援一些武器。三、可以使用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的电台。如果卢汉愿意起义，请派人到北平找周恩来和朱德。
张秉昌带了曾任卢汉警卫营营长的第五十军第一四九师师长龙耀给卢汉的一封信出发，于5月5日到达昆明，随后向卢汉转达了中共中央军委的三点意见。
5月底，卢汉派他的内弟、云南保安第三旅旅长龙泽汇到寻甸磨盘寺同朱家璧会晤。双方商定，云南保安部队不得进攻边纵。如云南保安部队被迫配合国民党中央军进攻边纵，则应向边纵通报保安部队行军路线，并及时向边纵提供国民党中央军的有关情报。双方确定了联络方式。会后，卢汉派汽车向边纵运送武器和弹药。
6月，朱德请随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的原北平警备总司令兼国民党军第四兵团副司令官周体仁到昆明动员卢汉起义。与此同时，卢汉为准备起义，派1926年加入共产党的宋一痕，经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秘密到北平，受到周恩来、朱德、李维汉、李克农的接见。周恩来针对卢汉准备起义指示：一、欢迎。二、既往不咎。三、现在还不到时候。双方联系通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
此后，卢汉一面对蒋介石敷衍，一面加紧做起义的准备。12月，逃窜的国民党军政机关纷至沓来。蒋介石要求卢汉让出昆明，将云南省政府迁移到滇西。卢汉先是拖延，继而宣布戒鸦片烟，病休。3日，派周体仁和自己的私人代表林南园去香港找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驻港负责人张铁生接洽起义事宜，随后还打算到广州晋见叶剑英。张铁生认为，形势紧迫，应争取时间，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和西南行政公署迁到昆明之前起义。周、林商量，决定由周体仁到广州，林南园回昆明转达华南分局的指示。
12月8日，蒋介石打电话给在昆明的张群，要他偕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第八军军长李弥和第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立即飞到成都。张群向蒋介石报告卢汉近况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正在戒烟，故其心身皆变态反常，只想退避要钱，至于公义私情皆不顾矣。”蒋介石让张群等当天再去昆明，并召见余、李、龙三位军长动员卢汉固守云南，“不能作撤退迤西之想”。要求三人转达卢汉坚定执行，军费问题中央可以确保。
12月9日中午，张群等飞往昆明。下午2时，蒋介石获悉昆明机场已禁止飞机起飞，知道形势有变，同张群通话，知道张群还没有见到卢汉。到了晚上，电报、电话都已经打不通了。
就在这一天，卢汉通电，响应刘文辉等人的通电，立即起义。蒋介石看了卢汉的通电后，在日记中写道：“闻之并无所感，只觉自身之鲁钝愚拙一再受欺，一再养乱。以致党国与军民遭受此空前侮辱与莫大之灾殃耳。小子粗疏，太不警觉，儆醒矣。近月以来，逆卢言行，早露叛迹，如及时防范，或趁早解决，犹易为力，奈何一误再误，冥顽不灵如此也。” 蒋介石反思来反思去，就是不反思他为什么落得众叛亲离。
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卢汉是否曾经想扣留蒋介石。有两则史料支持这一说法。
一则出自李宗仁回忆录。11月3日，李宗仁由重庆飞抵昆明。李宗仁回忆：卢汉曾“郑重其事地向我建议说：‘总统，蒋介石是要复职了，可否由我二人发电报给他，建议把国民政府迁到昆明来。等他一到昆明，我便把他扣起来，一片一片割掉他，以泄心头之愤’”。
另一则出自蒋经国12月10日日记：“今晨，渝昆电讯复通，而第一封电报却是卢汉拍致刘文辉的，要刘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父亲。” 这两则史料目前还没有得到有力的旁证。
蒋经国
蒋经国在1949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父亲近数日来徒以胡宗南部未能如期集中，必须逗留成都，以掩护其达成任务，故屡次准备起行而又屡次终止。”
对此，蒋介石一度十分得意。在离开大陆的第三天，他在《西南战局演变之经过》的讲话中说：在我留驻西南的二十六天当中，由于我苦心的调度，军政干部昼夜不停的努力，完成了一件极端艰巨而且极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就是掩护胡主任宗南四十万大军的转移。这一次胡主任所部大军在共匪的对峙之下，由秦岭山脉一千四百公里的正面，脱离战场，转进到距离最前方将近二千公里的川西地区，而没有遭受任何的损失，可以说历史上所未有的奇迹，也是一般人认为不可能的一件事。
蒋经国在12月10日的日记中还写道：“今日以昆明又告陷于共军手中，乃询各方意见，决回台北处理政府迁移各种要务。临行复与胡宗南长官单独面谈三次，始觉放心。”
下午2时，蒋介石将要出发到机场。这时又出了一个小插曲。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公将启行，时刘文辉所部叛军已布满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分校大门附近，侍从人员请公从后门出，公当即严词拒绝，谓：‘我从哪个门进来，也要从哪个门出去。’”
事实上，此时刘文辉的主力第二十四军部署在成都到雅安公路和乐山到西昌公路，准备阻击胡宗南部队撤往西康。为掩护电台和民主人士，刘文辉在成都只保留了一支小部队，已经撤到城外武侯祠一带。在成都充斥着的是胡宗南部队，因此，蒋介石当然不需要走后门了。
胡宗南
12月10日下午，蒋介石父子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18时30分到达台北。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衣复恩回忆：“我们从此离开大陆，飞向台北。千山万水，不胜依依，这一飞，竟成蒋总统与这块土地的最后一别！”
蒋介石在12月10日的日记中竟然没有提离开大陆，直到16日写“上星期反省录”时才“接十日记事”：“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起飞，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到台北后与陈诚同车入草卢回寓，空气轻清，环境清静，与成都晦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矣。”
蒋介石寄予厚望的胡宗南部队后来战况如何？至12月21日，胡宗南部在成都已被解放军团团围住。为响应刘伯承、邓小平的四项公告，效法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义举，12月11日，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兼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率部在宜宾起义。21日，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曹甦元率第十六兵团4万余人在广汉起义。24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和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分别率部在彭县起义。25日，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率部在德阳起义。27日，国民党军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率部在简阳以西起义。28日，国民党军第三兵团司令朱鼎卿率部在金堂起义。
在这解放军重重围困、国民党军纷纷起义的形势下，12月22日，胡宗南在新津召开军长会议，确定向雅安、西昌方向夺路突围。事实上他对此毫无信心，23日就丢下行将被歼的部队，逃往海南岛。
蒋介石离开大陆后，在没有李宗仁“代总统”的交代下，于1950年3月1日自行宣布“复行视事”，以下野的前“总统”身份复任“总统”。按国民党政府的“宪法”规定，“总统”由“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产生。到台湾后就由逃往台湾的“国大代表”选举。但是，按“宪法”，“国大代表”每六年需换届。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难题。因为逃到台湾的“国大代表”大体上各省都有，一换届，选出的“国大代表”都是台湾人，如果把金门、马祖算作福建省，也只有两个省，“国大代表”就没有了代表性，于是就不换届。尽管“国大代表”都垂垂老矣，还是让蒋介石连选连任，直到他1975年4月5日去世。
《党史博览》黄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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