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生命最后一年，辗转于屈辱的谈判桌与凄凉的病榻之间，最终心力交瘁，油尽灯枯。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1901年11月6日），他自觉大限将至，提前换上寿衣。追随他将近四十年的周馥从保定赶来，所见一幕，即“相国已着殓衣，呼之犹应，不能语”。延至次日中午，犹不瞑目，周馥帮他合上眼皮，哭道：“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经受未了事，我辈可以办了，请放心去罢。”他忽然目张口动，欲语泪流，须臾而断气（周馥《周悫慎公自订年谱》）。英雄末路，悲怆如斯，读之令人心碎。
李鸿章死前，曾令次子李经述起草遗折，这大抵可视为他的政治遗嘱。后世传言，其遗折曾举荐山东巡抚袁世凯接任他所留下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并有“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之壮语——电视剧《走向共和》便取此说。由此还演绎了一种说法：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再到袁世凯，薪尽火传，一脉相承，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的一道政治谱系。
举荐之说固然动人，却非事实。李鸿章遗折共四百余字，可分两节，前文叙述病情，字字血泪；后文交代政事，竭忠尽智，兹录如下：
……伏念臣受知最早，蒙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衰病，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暝。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优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协力，翼赞计谟。臣在九原，庶无遗憾。至臣子孙，皆受国厚恩，惟有勖其守身读书，勉图报效。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无任依恋之至。谨叩谢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这便一目了然。李鸿章遗折，并无一字涉及袁世凯，甚至未尝谈到其职务之继任。这等事，倘若皇帝不来垂询，臣下主动推荐人选，则属冒昧以至僭越，只可能引来猜忌，李鸿章沉浮宦海数十载，怎会不懂这么浅显的道理呢；何况，即便让他举荐接班人，他也未必会选择袁世凯。
这话得从曾国藩说起。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出自同治元年（1862）四月十二日致曾国荃的信：“……办大事者以多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所谓替手，即接班人。当年曾国藩所选头号替手，便是李鸿章。与此相应，李鸿章一向以曾国藩的衣钵传人自居，曾氏死后，其挽联云“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借用武侠小说的说法，“门生长”可视为掌门大弟子，尽管论入门之先后，李鸿章只怕并非大弟子——如道光二十五年（1845），他和哥哥李翰章一同拜在曾国藩门下，如果他自称大弟子，则置其兄于何地——然而他偏偏这么措辞，显然志在争曾国藩的衣钵。彼时，论官位，论勋业，曾门弟子，无人能及李鸿章，一众同门纵使不满，却也不便呛声，只能由他来当“门生长”。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
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同样继承了“我老师”的方略和手段。曾国藩主张办大事须选替手，他也不敢怠慢，早早留意人才。淮军当中，以张树声、刘铭传最为优异，可惜后者是草莽英雄，前者的功名止于廪生（而且张树声仅比李鸿章小一岁，同代人谈何接班），李鸿章却希望其替手与他一样出身科甲——这是汉人入阁拜相的必备条件——如此只好把目光投向淮军之外，最后选中了曾与他“并马论兵，意气相投”的故交张印塘之子、清流大将张佩纶。不料阴差阳错，造化弄人，张佩纶并未当上他的接班人，而成了他的女婿。
李鸿章对张佩纶的欣赏，除了下嫁爱女，还可以一句名言为证。青年袁世凯在朝鲜建功立业之时，其上司吴大瀓在李鸿章面前帮他造势：“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李鸿章一贯恃才傲物，目无余子，他称张佩纶为“天下奇才”，足见推许之深。吴大瀓和张佩纶乃是好朋友，同属清流党，为了抬举袁世凯，不惜拉老友垫背，并非纯心否定。其实袁世凯对张佩纶也是十分服气，他有“天下翰林三个半”之说，三个分别是张佩纶、徐世昌、杨士骧，半个则是张謇。
由此再说袁世凯。他发迹于淮军，受恩于李鸿章，一向被认为出自李氏门下。不幸甲午一战，北洋沉沦，李鸿章声名扫地，沦为落水狗，千夫所指，举国欲杀，他为了东山再起，只能改换门庭，所结交、投靠的政坛大佬，包括李鸿藻、翁同龢、荣禄，以及李莲英等，此后则与李鸿章渐行渐远，甚至渐生嫌隙。据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甲午战后，他追随李鸿章一年，曾见李鸿章两次批评袁世凯，一是袁世凯为翁同龢作说客，请李鸿章让出协办大学士职位，被李鸿章骂作“真小人”；二是在李鸿章面前大谈练兵事宜，被李鸿章斥为“小孩子”。由这些细节，可知晚年李鸿章与袁世凯的关系，难言融洽、亲近，遑论薪火相传。
倘以曾国藩与李鸿章的传承为参照，那么对袁世凯赏识、栽培最有力的人，应是荣禄。自小站练兵开始，袁世凯便归荣禄节制，从此步步高升，几乎每一步都离不开荣禄提携，尤其戊戌政变，他卷入康有为、谭嗣同的兵变阴谋，若非荣禄在慈禧面前出力担保，纵然能保住脑袋，仕途只怕到头了。故而他对荣禄，始终敬畏有加。这二人的亲密关系，不是表现于正面，而是表现于背面。据郭则沄《南屋述闻》，其父郭曾炘有一天在军机处上班，荣禄问道：“慰亭（袁世凯）欲以直督兼领山东，君意如何？于昔亦有例乎？”郭曾炘听后悚然曰：“往昔鄂文端（鄂尔泰）、年羹尧等虽有先例，然皆以用兵暂资节制，非今所宜援。”荣禄深以为然，叹息道：“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然异日终当出头。”要言之，荣禄在世，袁世凯敬他三分，不敢造次；一旦过世，大清君臣，无人能制袁世凯，只能任其纵横。
不过荣禄与袁世凯之间，尚且谈不上衣钵相传。无论立功与立德，荣禄都不比曾国藩、李鸿章，并未开创以自己命名的事业，本无衣钵可言。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相比曾国藩的衣钵，李鸿章的衣钵是否值得传承呢，恐怕见仁见智，不无争议。仔细想想，李鸿章的政治遗产到底是什么？最具说服力的答案，当如其自述：“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好，海军也罢，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孔，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吴永《庚子西狩丛谈》）由此，李鸿章得了个“裱糊匠”的外号。这般衣钵，不传也罢，像袁世凯那样索性将其一把扯破，才是正道。
相传李鸿章死前，曾口述绝命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以孤臣自许，袁世凯却不愿亦步亦趋，“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其人心志，昭然若揭。他不是李鸿章及其时代的继承者，而是终结者，李鸿章选择为大清殉葬，他则把大清送进了坟墓。
2017年4月5日
供《中国经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