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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礼乐，
大国器匠。
曾侯乙编钟
想研究编钟文化的张国立，
没有去湖北省历史博物馆，
而是来到了武汉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等待他的搭档——龚琳娜夫妇。
这三个人的组合有些奇妙，
又似乎是命中注定。
张国立之前苦苦寻觅懂编钟的搭档，
踏破铁鞋也未能如愿，
直到找到龚琳娜谈合作演唱时，
才知道她的德国老公老锣对编钟音乐的精通。
而在曾侯乙编钟的背后
还有一群默默付出的匠人，
抓着这份文化的根，
让2500年前就已经命悬一线的编钟，
像银河一般飞流直下穿过岁月，
展现在今天的我们面前。
编钟技术在商周时期达到鼎盛。
仓廪实而知礼节，
当时的百姓必然安居乐业，
才会有旷世奇才，
在音乐上取得超高造诣。
才会有圣明君主，
对精神文化如此注重。
正如老锣所说：
“大部分人没意识到，
一个国王的坟墓殉葬通常是为战争服务，
曾侯乙的殉葬却是为了艺术。”
由此可见，
音乐在当时的地位至高无上。
而这种对精神文化的尊敬
更是非常了不起。
可惜的是商周之后，
编钟技术失传。
在宋代，
人们甚至分不清编钟形状是圆是扁，
千辛万苦铸造出一口大晟钟，
只有一个音。
乾隆年间铸有黄金编钟一套，
每口钟的大小一致，
以厚度不同改变音高，
却也没有做到曾侯乙编钟这样的
一钟双音。
在编钟技术失传之后的两千多年里，
历朝历代追求复原编钟的心急迫又无奈。
但轻易被丢弃的文化瑰宝，
等到想起要找回的时候，
便是难上加难了。
直到1977年9月，
在湖北随州城郊，
一个部队扩建营房时
偶然发现了曾侯乙墓，
曾侯乙编钟出土，
震惊了全世界。
在古老的中国，
2400多年前就有了
一套有完整的十二音律的乐器，
比欧洲的钢琴早1000多年，
却只比现代钢琴少了一个八度。
曾侯乙编钟钟体和附件上2800字的错金铭文，记载了先秦时候的乐学理论，以及曾和周楚齐等诸侯国的律名，和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
这更是反驳了中国的七声音阶因为不是从欧洲传来的，不能旋宫转调的说法。
按照铭文分别敲击正鼓部和侧鼓部，
每一口钟能发出相差三度的两个不同的音。
这一钟双音的技术
正是曾侯乙编钟的精髓所在，
失传之后，无人重拾。
李明安是国内著名的编钟复制大师。
在曾侯乙编钟出土后，
他出于对编钟的热爱，
从工厂里挑选了一批有音乐细胞的工人，
组成了编钟铸造小组。
这一干，就是26年。
目前，国内仅存的四套
达到国家标准的编钟，
有两套都是由李明安的团队铸造。
铸造编钟分为复制钟和复原钟。
复制钟以器为模，
做旧如旧，仿残如残，
完全复刻曾侯乙编钟。
复原钟是完全还原编钟被使用时候的状态和原貌，以复原古代真实的音乐社会，在编钟编列、音律精确性、工艺技术上，超越编钟原件。全世界唯一一套复原钟就出自李明安之手。
复原编钟的时候，
有一口钟的存在尤为特别。
它叫楚王镈，
是楚王送给曾侯乙的礼物，
与其它64口钟外形花纹都不一样。
曾侯乙入葬时，
为了放置这口楚王镈，
左侧钟架低音钟一次往外挪动一个位置，
最外面一口低音钟被替换了出来，
未出现在出土编钟中。
复原的时候，
则需要把被替换掉的这口钟补全，
来保证一套编钟音律的完整性。
经专家考证后发现，
被替换的低音钟名为姑洗之大羽。
而这口从未出现的大羽钟的样貌和发音，
就成了复原钟的最大难题，
只能依照现有编钟资料“无中生有”。
为了复原大羽钟，
李明安每周都要去一次湖北省历史博物馆，
观摩曾侯乙编钟原件。
原件几乎很少对外开放，
观摩的批文需要经过层层审核，
参观时的规矩也很是繁琐。
“不能触碰展厅玻璃”
“不能触碰文物”
“脱鞋且放慢步伐”
“限制单次进入展厅人数”
“尽量不要发出声音，避免引起震动”
这些规矩，
李明安早就烂熟于心。
李明安每次推开这扇门，
心里都有种敬畏的沉重感。
他进门的第一件事不是观摩编钟，
而是双手合十，举过头顶，
朝编钟鞠了90度大躬。
老锣说：
“我真的很想敲打曾侯乙编钟原件，
但是如果真的有机会我可以申请敲打，
我也不愿意把它拿到舞台上来。
因为它太珍贵，
我不想它有一丝一毫的破坏。”
李明安和老锣来自不同的国度，
对编钟有不同角度的热爱，
但是保护文物的炽热的心是相通的，
对待编钟小心翼翼的态度也是相同的。
喜欢一朵花，
就会把它摘下来。
而深爱一朵花，
会给它施肥浇水，培土播种，
只为让更多人都能观瞻到它的美。
深爱编钟的李明安选择潜心研究编钟，
复原出更多的钟，
让更多人看见。
李明安计量了其他编钟的尺寸，
根据平均值，
递推出最大的大羽钟的尺寸。
大羽钟的纹饰风格
也需要与其他钟保持一致，
第一口大羽钟从设计到定型定音，
总共耗时八个月。
尺寸确定后，
就是做模型和浇铸了。
“韩师傅出炉了！”
随着这一声叫喊，
通红的炉子里，
七百多度的石膏模出炉了。
师傅带着长臂石棉手套，
靠近的时候拿着叉子眯着眼，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扑面
而来的蒸腾着的热气。
当时尚且是寒冬腊月，
天寒地冻，
更可怕的是炎炎夏日，
汗流浃背，
纵然热气蒸腾，势不可挡，
工作依然一刻都不能停歇。
铸造编钟的主要材料是铜和锡。
融化铜的炉子1300度，
泛着通红的光，
所有材料都要按顺序按规矩进行融化，
融化时间和材料比例都有严格的把控。
由于编钟铸造技术早已失传，
浇铸材料的比例成了巨大难题。
只能根据《周礼·考工记》的记载大致推断：
钟鼎的成分是六分铜一份锡，
但曾侯乙编钟准确合金比却无人知晓。
文物宝贵，
自然不能破坏。
编钟出土后，
科技工作者及音乐考古专家经过研究，
发现有些钟的内腔有少许边角料，
小心翼翼扣出来后，
对钟体本身并无影响。
这些珍贵的边角料
被送往北京上海哈尔滨进行化验，
最后得出的锡所占比例
在12.49%~14.65%之间。
按比例调制好液态合金，
便是将液体浇铸进模具里。
每一炉为一组，
每组材料比例都不相同。
浇铸方法与古人并无二致，
最基础的人工浇铸，
让一切都仿佛回到了2500年前。
浇铸工人江少雄，
1989年就来到了这个厂子。
相较于现在，
当时的条件更为艰苦，
防护措施不当，手套过短，
浇铸过程中时长有铜水溅到手上，
当即鼓起一个半透明的水泡，
直到今天仍然留有疤痕。
冬天的时候，纵然天寒地冻，
也只能穿着单衣而不能穿毛衣。
一旦有铜水溅到毛衣上，
便会引发皮肤深度烫伤。
条件如此艰苦苛刻，
这位工人却坚守在岗位上，
做了28年浇铸工。
浇铸完成后就进入了调音环节。
先做出一个比原音高500音分的青铜编钟，
用打磨工具给编钟降音，
编钟从厚到薄，音准由高到低
调到正鼓音侧鼓音的误差都在五音分以内，
才算做出一个音准准确的双音编钟。
整套钟共有65件，
单个钟到达音准标准后，
每一口钟之间也需要协调。
在此期间，如果一口钟打磨过薄，
或者和左右的钟搭配不好，
这口钟就报废了。
报废一口钟不仅意味着，
三到五万元的损失，
更意味着，
之前浇铸工人们耗费的功夫成了徒劳，
所有人的心血毁于一旦。
李明安对编钟内部的结构了如指掌。
在指导老锣调音的时候，
他飞快又精确的用记号笔标注出了
正鼓部和侧鼓部内部需要打磨的区域。
没想到，老锣一上手，
就出了小问题。
打磨编钟不能将砂轮笔直的向前推进，
而是要迂回着往复前进。
动作需要放的极缓以保证打磨均匀。
几次打磨之后就需要将编钟重新吊起来，
敲击正鼓部和侧鼓部测量音分，
防止打磨过薄，
造成无法挽救的后果。
张国立调音的时候，
动作就标准了很多。
只是打磨正鼓音的时候，
横向滚动砂轮偏宽，
把侧鼓音也调低了，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张国立面对着一口钟，
打磨了整整两天。
他经历过磨了一会
就降低20个音分的迅捷，
也经历过磨了半天
一个音分都没变的无奈。
看不到成就的时候最让人着急，
更着急的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只能坚持着重复着手上的动作，
让改变自然发生。
而这样起起落落的失败与无奈，
是李明安团队26年来的日常。
2012年，他们在为中国音乐学院
复原的第一套曾侯乙编钟的时候，
因为技术经验都还不够成熟，
调音环节中调坏了15套编钟。
失败不是财富，
对失败的反思才是财富。
也正是这样面对失败不气馁不放弃，
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并积极修正的精神，
成就了如今的编钟大师李明安。
他26年执着与专注，
真正地诠释了大国工匠精神。
老锣的任务是组出一支
能上舞台演奏编钟的队伍。
然而，一切还未开始，
敲打编钟的锤子就出了问题。
从工厂直接定制的锤子
质量小且材料不对。
开端就出了问题，
犹如釜底抽薪，
联系了厂家的负责人也无法解决，
让老锣很是生气，
他想起自己有一套自备的锤子。
当一切都出了问题，
只有自己能成为最后一道准备的底线。
自备的锤子头部有瑕疵，易碎。
老锣和舞美老师沟通，
将自备的锤子头部加固，
又将定制的锤子重刷颜色，
增大重量，便于敲击编钟。
一切准备妥当，
乐手们各就各位。
大家之前都没接触过编钟，
一切都靠老锣的临时培养。
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会跟不上自己的节奏，
彼此直接也毫无配合的默契，
这些几乎让老锣绝望到放弃。
几次练习之后，
老锣改变了练习的策略，
排练也逐渐有所进展，
而此时，
距离既定的编钟表演时间，
只剩下一天了。
但演出前的最后一次彩排，依然震慑了在场的所有人。
李明安说：我做了这么多年钟也没有听过，十个人一起用一个节奏去敲。
张国立说：当所有编钟一起敲响，觉得脑袋被人拎起来，自己在古人面前，太过渺小。
龚琳娜说：第一次听他们呈现这个音乐，我就泪流满面了。感觉自己一下回到了两千多年前。
李明安爱编钟的方式是复原出最完美的编钟，
老锣和龚琳娜爱编钟的方式
是呈现出最好的编钟音乐，
这一切都让人对编钟音乐秀充满了期待。
正式演出之前，
张国立双手合十，举在头顶，
对着编钟鞠了一躬。
一个功成名就的老艺术家，
一个致力于研究传承编钟的大师，
一个有着编钟音乐梦想的作曲家，
一个伟大的歌唱家，
联手成就了一个不同的编钟音乐秀。
沉睡了近两千五百年的古韵再次奏响，
冲击着我们的耳朵与心灵，
感受的是中华礼乐与大国器匠的非凡匠心。
金石之声悠远铿锵，
次第奏响穿云裂帛，
余音袅袅直击心灵，
是编钟历久以弥坚的魅力
带给所有人的感动。
编钟在中国的地位不可谓不高。
曾侯乙编钟自出土以来
只敲响过三次。
第一次是刚出土，
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
第三次是香港回归。
每一次奏响都意味着举国欢庆，
而这背后的传承有多么艰难，
却鲜有人知。
需求编钟的市场极小，
铸造编钟的工厂成本大，利润低。
若是没有李明安和他的团队，
两千多年前的失传，
将在今天重蹈覆辙。
团队里的一位工人说，
在工厂的工资不高，
但是这份工作让他骄傲。
去年习主席访问埃及，
携带的编钟就是由他们厂里制作，
这份自豪感让他想把这份工作一直坚持下去。
张国立说，
传承编钟是上天派给李明安大师的任务。
可是李明安也是凡胎肉体，
说到底，他终究是牺牲了物质生活，
硬要用肩膀扛起这份对于编钟的责任，
仅仅是出于心中的爱和执念。
这世间少一个李明安这样的人，
就多了一种断了根的文明，
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不知不觉中消失在忙碌的世界里。
张国立调侃老锣：
“你是我们中国的女婿，
你为编钟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应该的。”
老锣笑着应承下来：
“可是我得到的也并不少。”
我相信李明安大师和工厂的工人们
也不会觉得自己得到的少，
他们的得到是内心的自豪与满足，
是一群匠人完成了使命后的心安。
可我还是希望，
他们可以得到更多。
得到更多人对文明的关注，
得到更多人对壮阔历史的了解，
得到更多人对精神文化的注重。
李明安他们的愿望很简单：
我们只想让复原钟更多一些，
让全世界人都知道，
两千五百年前，
中国就有了曾侯乙，
他生前用的钟，
音律体系是完整的。
老锣的愿望也很简单。
2005年在阿姆斯特丹
第一次接触到曾侯乙编钟后，
他就跨越万水千山，
从德国来到中国，
对编钟音乐进行了长达12年的深入研究，
在短短两天之内
成就了这场盛大的编钟音乐秀。
无论是致力于编钟还原的大师，
还是醉心于编钟古乐的音乐家，
他们都以滚烫的匠心，
与两千多年前的工匠之魂遥相叩问，
带给我们感动和深思。
我们的精神文明
曾经壮阔到领先于全世界，
又被丢失遗忘到再也无人拾得起。
深沉的文化积淀，
瑰丽的精神文明，
都禁不住我们
毫不珍惜的态度和无人传承的心。
- END -
（图片来自纪录片《非凡匠心》，
版权归原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