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寒些许料峭，一位名为潘刚的政协委员却“热”了！此时，2017全国两会帷幕刚刚拉开。
一向低调的潘刚骤然变“热”，源于在两会前夕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流露的一思和一问：“为什么中国实业界还没有出现乔布斯式的企业家？”“中国的乔布斯在哪里？”
在当前振兴实体经济的紧要关口，“潘刚之问”因直面实业界的一处“痛点”而引发高度关注。
相关资料显示，身兼全球一流乳企伊利集团的董事长、总裁，潘刚委员本人正身处中国领先的实业企业家阵营之列。
在潘刚看来，追求极致创新、追求完美品质，无疑是乔布斯精神中最为闪亮的两大特质。
“反照一下，这也正是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痛点，与企业自身和外部环境都密切相关。”他认为，创新与品质并非割裂的两个话题，而是相互交织相辅相成。
在振兴实体经济的这份提案中，潘刚委员道出了三大痛点。
“第一个痛点就是研发投入不足，创新能力低下甚至严重缺失。” 潘刚表示，基于这一现状，在产业链的很多环节中，我国很多实业企业表现都非常弱势，只能依靠高价进口产品和技术。
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研发投入虽然在持续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却仍处于较低水平。这份提案涉及的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约占销售收入的0.9%，而发达国家企业的这一比例平均为2%。科技成果转化率方面，我国大致在30%左右，科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50%，而这两个指标先进国家高达60%-70%之间。
“不少实体企业对研发创新的积极性不高，这导致创新能力不足的主观因素。”潘刚认为，客观因素也不容忽视。他并不讳言：缺乏鼓励企业创新的制度和环境，对知识产权缺乏足够的制度性保护、创新成果转化得不到应有回报，等等，“这些都是重要原因”。
“把脉”实体经济，潘刚将“综合成本持续上升”视为第二大痛点。
“这个现象已经持续多年，而且还在继续上升。”他坦言，我国实体企业的综合成本不仅高于东南亚、东欧等地区，像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甚至接近美国的水平。
我国企业利润率的持续走低，无疑与成本优势的丧失密切相关。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课题组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有66家企业亏损，比上年多20家，亏损额1184.1亿元，比上年增亏143%。
在这组数字背后，潘刚认为，只有一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人力、能源、土地等市场因素导致的成本攀升，“融资成本的居高不下和沉重的非税负担”，这是致使实体企业步履艰难的两座成本“大山”。
“我国正常的银行借款成本年利率仅为4.35%，但事实上，多数的中小实体企业很难拿到这样的低息贷款。”他在一线调研中发现，不少企业为获得资金，不得不选择年利率超过10%的私募基金，甚至是滚雪球般的民间高利贷，“这些中小企业的财务成本已经不堪重负。”
“我们每年要交的水利建设基金就高达2000万元以上。”据潘刚调研统计，目前向企业征收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部门有十多个，收费项目达68项。“我们目前仅新建项目要交的费用就超过30种。”他一一数列：专家评审费、人防费、文物勘探费、白蚁工程防治费、安全评价费、能耗评价费、水土保持费等，其中人防费每平米就要交30~70元，“这么沉重的负担，企业怎么可能轻装上阵呢？”
另一处“隐痛”在于：近年来资本冲击实业的现象频频发生。
调研数据显示，2015年共发生举牌事件次数160次，涉及87家上市公司，2016年虽相比2015年稍有减缓，但举牌事件也达到128次，涉及74家上市公司。其中一些“野蛮”资本方在控股之后很快“变脸”，给这些上市公司屡屡造成管理层震荡，原有经营思路被切断甚至反转，非但没有支持企业的发展，反而损害了原有的稳定经营能力。
“也有好消息，近期政府多个部门已经明确表态，要加强对资本市场的监管，而且有了实际行动，震慑作用比较明显。”但潘刚的目光放得更远，“这些举措大都还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也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驾护航。”
面对振兴实体经济三大痛点，“断箭疗法”，还是“刮骨疗伤”？
站住行业龙头企业多年实践和大量调研的基础上，潘刚委员认为，只有后者才可保障中国实体经济标本兼治。
“刮骨疗伤，动作是比较猛、比较狠的，短时期内甚至会感觉到更痛，但有利于长期的健康发展。”他表示，无论是实体企业自身，还是政府相关部门，都需要付上必要的代价。
习近平主席曾经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在潘刚委员看来，这个指导思想同样适用于振兴实体经济，也是消除痛点的“行医指南”，这“两只手”怎样互相协调形成合力，非常重要。
他表示，作为市场经营主体，实体企业本身应该先在创新、品质、成本管理等多方面练好内功。与此同时，他也期待政府能够从顶层制度设计、产业政策引导、法治营商的环境建造上打好组合拳，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战略支持体系。“该减的减，该放的放，该管的管，该鼓励的大开绿灯，该惩戒的绝不手软。”
以创新痛点为例，潘刚在这份提案中给出的“治疗”意见是：中国实体企业的发展参差不齐，对于那些还不具备自主创新实力的企业，不能坐视不管，而“创新共享平台”是一个可行的帮扶方式。
“建议由政府主导，联合各行业的龙头企业和民间资本，在全国各地共同设立一些产业创新研发中心，重点突破那些具有行业共性的关键性技术，来实现行业整体的提质增效。”他同时建议，对于那些愿意共享重大科技成果的企业，建议政府应该给予高额创新补助，继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也必不可少，以严厉惩罚措施扼制侵权行为，保障企业能获得创新投入应有的回报，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参与共享平台的积极性。
对于成本痛点，潘刚则建议政府一面继续做“减法”，另一面大力做“加法”。
他如是解释：做“减法”就是全面清理整顿行政事业性收费，对不合法以及企业反应强烈的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务必下决心进行规范、调整或取消，还要着力规范清理那些垄断性的中介收费；同时继续加大对各种违规收费查处力度，坚决制止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行为，有效降低企业运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在他的提案里，做“加法”被表述为“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渠道”，包括：推进资产证券化创新发展，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加强债券市场“矩阵式”发展，积极发展项目收益债及可转换债券、永续票据等股债结合产品，简化境内企业境外融资核准等等，“这样也可以帮助实体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财务成本。”
在这份提案中，第三大痛点指向的，实为资本市场上的“恶意收购”。对此，潘刚建议，请“看得见的手”务必严阵以待， “盾牌”、“宝剑”、“防火墙”一个都不能少，为中国实体经济的长治久安来保驾护航。
他所说的这面“盾牌”，即是完善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优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设计。“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经验，研究同股不同权的AB双层股权结构；同时也建议增加公司法中任意性规范的范围，使得上市公司能够及时防御，避免短期投机行为对实体企业运营造成严重干扰。”
一把“宝剑”，锋芒直指资本市场改革的深入推进。他在提案中表示，期待政府不仅明确对资本市场并购事件的监管原则，还能进一步改革现有的监管框架，强化功能监管，消除监管“真空”，强化风险识别和预警，同时加强监管联动，加大对资本违规行为的执法力度。
对于农业、食品等抵御资本冲击能力较差的民生行业，身处其中的潘刚委员则更多一重期待：政府在建造“防火墙”上有所作为。
“通过设置资本进入的审批制度，来防范资本在不对等、不公平的规则下，对民生行业的实体企业造成冲击。”他认为，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设置合理机制，来引导金融资本恪守本分与经济发展规律，做资本市场的价值挖掘者、发现者和引领者，也能帮助金融资本真正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形成虚实经济良性互动的机制。
“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互相配合，合力的效果是1+1大于2的。”潘刚委员认为，“挺过阵痛，持之以恒，相信一定能够推动中国实体经济整体性的提质增效。”
潘刚的心声，不仅流露在提案里，在那些以产业报国为己任的实业家的“中国梦”中，也历历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