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智闯周公馆阻止刺杀计划 成功营救周恩来

6月初的北京，虽已进入汛期，但夏日骄阳将路面炙烤得滚烫。

在位于海淀区马连洼附近的家中，《法制晚报》记者与李振远的小女儿李洪敏如约相见，如同这初夏般的性格，两个小时的采访中，李洪敏健谈、热情、笑声爽朗。

退休前，她在309医院结核病研究中心担任临床实验室主任，直到去年她承担的医学研究课题完结，如今66岁的她开始享受自己的生活：阅读、写书、照顾孙辈。

1982年12月，李振远离休，此时已68岁的他官至中央调查部部务会会议成员（副部级）。1983年7月，原中央调查部整体、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以及中央统战部部分单位、国防科工委部分单位合并，成立国家安全部。

在李振远的6个子女中，李洪敏年纪最小。李洪敏说，六兄妹大多从事军工、科教、医疗等行业，排行第五的小哥哥，算是继承了父亲的职业，供职于国家安全部。

据李洪敏讲述，父亲于2000年因肺癌用药导致并发症，最终心脏衰竭死亡，享年86岁。

李振远留影，摄于1942年

“我父亲出生在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从山东寿光的老家逃荒，祖父李献玉挑着担子把他带到丹东。”李洪敏说，祖父和曾祖父都是1.8米多的大高个儿，会武术身手好，丹东靠海，家里的男人就在当地靠放纤的活儿为生，女人补帆织网补贴家用。

彼时，日本人在丹东沙河镇修建了一座火车站，需要中国的民工，李献玉就被招去在铁道上从事掰道岔的工作，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日语对话。

尽管那时家里条件差，但李献玉还是注重孩子的教育，他告诉儿子“不读书不行，富人的孩子读书有前程”，便凑钱把7岁的李振远送入安东县立第一小学就读。

李洪敏告诉记者，受家里影响，父亲11岁时就会放枪，“自己做的土枪打猎，买点火药做成铁蛋子，打鸟打野兽。”

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中学后，李振远受当时一名历史老师的启蒙和影响，心里早种下抗日的种子。当时的中国，正面临外来侵略者的欺辱，日本小孩时常欺负中国穷苦人家的小孩，有时甚至用气枪、石头对着中国小孩当靶子打。

“我父亲他们也不甘示弱，有时就用自制的弹弓回击，他15岁那年，和同学孙凤刚搞到了一些汽油，在一个大风天趁着车站没人，点着了日本人的两节货车车厢。”李洪敏回忆称，那两节车厢里都装着日军的军服，日本人没想到，烧掉车厢的竟是两个十几岁的小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众对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愤恨集中爆发，正在念高中的李振远和学校里的其他爱国学生自发组织了“抗日学生队”。

这支由最初20多名学生悄悄组成的队伍成功伏击了当地一个没有防备的伪军据点，还缴获了一些枪和子弹，打响了“九一八事变”在丹东民众抗日的第一枪，抗日学生队名声大振。

东北抗日联军成立后，李振远所在的这支队伍改名为东北抗联安东特别支队，李振远先后任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等职。

回忆起父亲在东北的抗日之路，李洪敏说，父亲曾告诉她，抗日学生队成立前不久的一桩案件，促成了他最终发动同学联合抗日的决心。

那是李振远一生中第一次杀人。

1931年9月的一天，年仅17岁、正在上高二的李振远和好朋友胡京亮正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在大沙河桥头附近，一名喝醉了酒的日本警察强行拦住了一名女中专生，光天化日之下就要去扒她的衣衫，将其按倒在地欲实施强奸。

在女生的哭喊求救声中，围观的群众虽然多，但谁也不敢上前救人——日本警察随身带着枪。

胡京亮认出来，这名女生正是自己的邻居，便和好友李振远一个眼神相对，扑上去摁住了欲行不轨的日本警察。

“我父亲回忆说，当时情况很混乱，那名日本警察反扑过来将他掐住，胡京亮情急之下用日本警察丢在一旁的酒瓶砸向其头部，随后一直用锋利的碎瓶身刺进日本警察的身体。”李洪敏说，在李胡二人的合力下，女生最终得救，这名日本警察也被刺死。

在当时复杂的情势下，李振远趁机拿走了日本警察的手枪，并把死亡的日本警察尸体推进了河里。

李洪敏回忆道： “父亲说，这是他第一次杀人，带着一身血迹的衣服回家瞒不住，告诉了我爷爷，爷爷让他第二天按时去上学，不然惹人怀疑。”

“之后的一段时期，我父亲就在东北抗联，主要在丹东周围，他们的队伍最多的时候有2000多人，平常的时候就四五百人。”李洪敏介绍说，父亲后来出任独立大队大队长，由少帅张学良任命。

到兰州建立地下情报站  途中粉碎一场针对林彪的暗杀行动

在东北的几年抗联生活，为李振远积累下和敌人周旋战斗的丰富经验，经人介绍加入共产党后，李振远和其他从战火中遗留下的抗联战士，从沈阳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李振远见到了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在其说服下参加了延安抗大二期的学习。

在延安，李振远先后任中央党校军事教员、自卫军大队长等职务，从1938年开始，便被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央社会部先后派往兰州、平津、东北、上海的情报站担任副站长、站长，正式开始隐蔽战线的工作。

“父亲在各地从事情报工作，都是在最基层，在一线充满危险的地方，很多地方的情报站都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李洪敏回忆道。

李洪敏告诉《法制晚报》记者：“父亲的情报生涯，那么多年没睡过一次安稳觉，他不光有地下工作经验，还有东北抗联打仗的经验，粗中有细，特别细致。不光我父亲，很多隐蔽工作战线的前辈，为了掩护身份，甚至离开大陆去到香港一辈子都回不来，付出几代人的努力。”

1938年12月上旬，组织上决定从抗日军政大学等单位抽调李振远、周梅影夫妇和丁丹，到兰州建立地下情报站，任命李振远为情报站长。

在延安枣园，中央社会部分管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对李振远等做了具体安排，要求他们依靠丁丹的哥哥丛德滋，找到掩护职业安顿下来，便于开展情报工作；并将联系用的密码交予周梅影。几天后，经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滕代远介绍，李振远等三人搭乘前往苏联养病的林彪的车队，离开延安，前往兰州。

在第一辆车上，乘坐的是林彪夫妇，第二辆是他们的警卫车；李振远一行三人则乘坐在第三辆车里，同车的还有司机和他的一个助手。第二天傍晚，车队赶到陕西耀县县城的一家客店里住下。夜晚，李振远在院子里仔细巡视，查看周边动静，当走到东墙的厕所边时，隐约听到墙外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在说:“汽车准备明儿早七点开车，头一辆车上坐的就是林彪。”李振远借着月光从砖缝中观察，发现那人就是和自己同车的司机助手，正同特务接头，策划一场针对林彪的暗杀行动，准备用卡车将林彪乘坐的汽车撞下山崖。李振远急忙返回客房，叫醒林彪等人。林彪果断决定车队提前出发，并让李振远设法拖住那名奸细，不让他再通知敌人。特务的阴谋没有得逞。

几天后，李振远一行三人到达兰州，暂时住在丁丹的哥哥、民众通讯社社长丛德滋家里。丛德滋是个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热血青年，已被中共地下党列为发展对象。通过丛德滋，李振远在战地文化服务处谋到了干事的职务。

在此期间，李振远结识了兰新公路俄文翻译赵德台。在赵家，李振远还遇到了兰州警察局督察长张连芳。

张连芳是军统头目戴笠的红人，因反共有功，曾得到戴笠的奖赏。他对李振远等人的活动早有怀疑。李振远得知这个情况，立刻提高了警惕；但为获取更多的情报，他还是设法同张连芳进行周旋。张连芳经常到赵家吃住，来去很随便。李振远和张连芳见过几次面，慢慢也熟悉了。张连芳爱喝酒，一喝醉，便口无遮拦，李振远从中得到许多重要情报。有一次，张连芳酒后失言，把他从军统派往延安的特务那里得知的李振远三人的身份说了出来。李振远意识到，他们在兰州的活动已经暴露。在等待延安指示期间，李振远在一家英国人开办的工厂里重新找到了工作，随后又当上了振华肥皂合作社的经理。

李振远把肥皂厂建在城郊外12里的飞机场附近。一方面可以躲过张连芳的纠缠，另一方面，飞机场是重要的军事基地，国民党军队若有行动，飞机场肯定会有迹象。李振远通过对飞机场附近的观察，同时在与过往军车上的军官交谈中，得到“新疆王”盛世才将要投靠蒋介石的信息。周梅影又到新生活俱乐部，从各位军官夫人那里得到了证实，他们马上把情报传到延安。

在兰州八个月的时间里，李振远和周梅影取得不少情报，如第八战区团以上军官名册和驻防地点；马鸿逵的回部对抗日态度的变化；兰州各界人士对抗战和国共合作的态度；各界人士抗日救国运动的情况；兰州商贸界市场的变化和商贸界上层人物的情况；国民党军统、中统在兰州的活动；英国来华经商的目的；盛世才在第八战区的兵力部署变化情况，等等。这些情报曾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李洪敏告诉记者：“到了7月下旬，父亲接到延安的命令，时局已变，他们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命他们迅速撤离兰州。10天后，父亲和母亲等三人回到了阔别八个月的延安。”半年后，由于叛徒出卖，丛德滋没有及时撤走，被捕入狱，在狱中壮烈牺牲。

1940年，李振远被派到平津情报站，担任副站长，站长是陈叔亮，比李振远稍早一年调至此处。平津作为华北的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地带和交通枢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陈叔亮的父亲是清朝的盐务大臣，家庭比较富裕，情报站也以此作为掩护，给父亲办了良民证作为掩护。”李洪敏说。

彼时，陈叔亮主要做在北京的一些上层人士的工作，比如慈禧太后手下修建几大冰窖的头儿，姓陈，北京情报站将此人和他的弟弟都发展成共产党的人。

据李洪敏介绍，当时北京情报站的情报分两大类：一种是打入敌人内部的长线情报，还有就是临时的情报。

后来，陈叔亮在延安认识的一个人叛变，身份暴露，陈因此被捕，彼时平津情报站加上外围组织，人员多达上百人，营救陈叔亮的工作极为重要。

在被捕的日子里，陈叔亮遭受了非人的待遇，连他16岁的妹妹都被抓进监狱被毒打。但陈叔亮还是扛住了敌人的残酷刑罚，并最终因为有在日本东京大学高材生的教育背景，被保释回家。

“实际上，虽然陈叔亮逃离监牢，但敌人对他的监控并未放松。我的母亲周梅影冒着生命危险两次前往陈家接头，将营救计划告知陈叔亮。”李洪敏说，后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装扮成卖柴火的地下情报站同志，用拉柴火的板车，将陈叔亮藏于其中，利用敌人管理比较松散的出口，将其安全运送出北京城外。

“在咱们情报系统，成功救出人的案例不多，陈叔亮是其中一例。”李洪敏说。

结束在平津情报站的工作，李振远又被派往东北。

李振远留影，摄于1943年

东北情报的工作是打开侵华日军后院的大门，在李振远之前，中央社会部已先后派了好几拨人前往，但都成效不大。

1943年3月，东北情报站成立，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该情报站获得了日本海军、空军、警察、边境军事等方面的军事情报。

1945年李振远在解放区汇报东北的情报工作时，毛主席在材料上批示“东北不是铁板一块，伪满工作大有可为”表扬东北的工作。

但是，情报工作总是随时面临着危险。由于李振远早年间在东北抗联的活动，被日本人通缉，位列日本通缉名单“东北的十大匪首”的最后一位，其余被通缉的人员包括周保中等人，赏金10万大洋。

有一次，李振远在沈阳碰上他的中学同学，被认出来了，结果不小心被一个叛徒得知。

李洪敏告诉记者：“那个叛徒假扮成要饭的，有一次我父亲刚接头回来，就被这个假装要饭的抱住了腿，我爸爸觉得不对劲，后来父亲把这个情况发报给中央，中央让他赶快撤离，就撤离到了解放区。”

李洪敏说，在上海情报站的4年多时间，是父亲在隐蔽战线生涯最为精彩的一段经历。

刚到上海时，李振远需要一个掩护的身份，他苦寻工作多日未果，后来发现夏季上海非常炎热，就在机缘巧合下，和同为上海地下党的同事郑凯以及一位泰国籍的爱国人士创办了一家汽水厂。

“父亲担任厂长，郑凯是副厂长，泰国华侨担任总经理，算是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我父亲不管生产经营，主要是做情报工作。”李洪敏介绍道。

1945年的８月，李振远所在的上海情报站人员，想给新四军补给一些武器，在上海智取日军的军火库，用金条买通了英国人的两艘商船，把能运走的武器和装备统统运走，拿了一小部分轻武器，比如枪支手榴弹，剩下的运不走的重武器都炸掉了。

“炸了三天三夜，为了不给前来接收上海的国民党留下武器，我父亲因为在东北的时候学会一些日语，在和日军守卫沟通的过程中还是被对方起了疑心，好在新四军的战士们够机智，迅速制服了反抗的日军。”李洪敏还说，那时候中日双方已经停战，不宜再杀日本军人，他们出于多方考虑，将一些反抗的日军带到了山谷里隐藏起来，同时搬空了这座军火库。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表团，于1946年5月由重庆迁往南京。周恩来和邓颖超租住在南京梅园新村30号的一套别墅，办公、日常起居都在此，这里也被称为周公馆。

在此地，共产党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进行了10个月零4天的谈判。对周恩来等中共代表的活动，国民党极度惊慌和仇视，中统等部门也同时在策划阴谋和破坏活动。

彼时，出于工作需要，在共产党上海情报站工作的李振远，经常找一位国民党的少将老乡拉家常。在酒桌推杯换盏间，李振远得知，国民党军统特务准备以制造车祸的形式暗杀周恩来。

为了更清楚地弄明白军统刺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李振远以倒卖棉花生意为诱饵，让这名国民党老乡约见军统的人，在核实清情况后并得到上级领导指示后，李振远化装成商人，和同事郑凯两人连夜乘火车赶往南京。

抵达周公馆附近，李振远二人躲在不远的暗处，从天不亮一直观察，发现周围特务密布，24小时被监控，他们二人根本进不去。

蹲守几天后，在一个清晨，李振远和郑凯一个假扮成拉黄包车的师傅，一个扮作坐车的人，在经过周公馆门口时，迅速按下门铃进到周公馆内，在门口的特务见到此景措手不及，已来不及阻拦。

“在周公馆里，我父亲向周恩来简要汇报了情况，并讲解了撤离路线，周恩来为了迷惑敌人，要求自己的黑色轿车和以前一样按时出车，但实际上他乘坐别的汽车离开。”李洪敏说，据父亲生前讲述，当天上午快10点时，周恩来此前一直乘坐的黑色轿车刚刚驶出周公馆，就被一辆军统特务早就布置好的大卡车横冲出来撞上，和他们得知的暗杀计划一致。

实际上，在李振远等人的协助下，周恩来已换乘其他汽车安全离开周公馆，并按时出席了当天国共合作的一场记者会，当场向中外记者揭穿了国民党破坏合作的种种行为。

除了这次成功营救周恩来，在上海情报站工作期间，李振远还参与了为解放区运送十万吨钢铁、策划国民党“重庆号”军舰起义、用大沪制铁厂里的手摇式秘密电台传递情报等一系列活动。

在李振远的一生中，夫人周梅影一直陪伴他左右，在各地的情报站工作时，周梅影都在侧协助，从事内勤工作。

说起父母的相识，李洪敏忍不住笑起来。

“他们相识于延安党校，那时我父亲是军事教员，有一次母亲因为家事在山坡上哭泣父亲安慰她熟悉起来，后来母亲很倾慕他，便给当教员的父亲写小纸条，夹在作业中传给他。”李洪敏说，“多年后父母说起这事儿，父亲老拿纸条的事儿打趣我母亲，哈哈！”

据李家人讲述，李振远、周梅影二人于1938年12月在延安枣园成婚，组织上为了方便他们工作掩护，一起将两人调入社会部从事情报工作。

李洪敏向记者介绍说，母亲性格沉稳，记忆力特别好，在从事情报工作期间，经常和官太太们聊天，顺便摸清一些兵力部署的细节，她都能背下来，人名、地点等细节都非常清楚。

2016年6月份，98岁高龄的周梅影离开人世。

“我父母是社会部的第一对儿夫妻，后来陆续潘汉年和董慧等很多对儿的夫妻都结合。”李洪敏说，那时候条件艰苦，父母结婚找张红纸都很难，就一块土布，上面放着一些当地的糖和大枣，很多年后父母再次去枣园，专程在做新房的窑洞前合影。

在女儿的印象中，父亲李振远性格豪爽、热爱生活、讲义气、正派、是个典型的山东汉子。在对待子女的教育方式上，李洪敏说，小时候，父亲因为工作特别忙，经常不在家，所以就会检查他们的记分册。“他让我们别死读书，要注重全面发展，他还会教哥哥们打拳、射击，教育我们不怕吃苦。”

李振远和李洪敏的二哥合影

最令李洪敏印象深刻的是，父母对他们的教育中，对于“公家的东西不能拿”这一条规矩要求特别严格。

“我上小学时，用的铅笔是不带橡皮头儿的，但爸爸妈妈办公室里的铅笔都是带橡皮头儿的，还有很多彩色的纸张，夹文件的，我那时候才9岁，见到这些东西很是喜欢。”李洪敏回忆道，“这样儿的东西他们办公室里一大堆，也没个数，但无论是铅笔还是彩纸，一根、一张，我父母都不让我拿回家，说那是公家的东西，不能碰。”

李洪敏说，父母多年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一直都保持着清廉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外国大使夫人送给母亲的手巾，她都全部上交。

“我父亲告诉我，1945年左右，他们所在的情报站给中央筹集储备金，都是金条，要是谁有私心，拿一点谁也不知道。”李洪敏说。

但就是那时候，正值周梅影的母亲得了结核病在医院住院，却因为无钱打针被医院的法国人赶出来。

“那时我爸爸妈妈帮着组织要收买英国人的船，筹集到一笔金条，我母亲1.5米多的个子，80多斤，很玲珑小巧，她为了保护这笔资金，顺着自家的烟道爬，将组织上的金条偷偷存在别人家的烟道里，手臂上还因此留下伤疤。”李洪敏告诉记者，“那时候我姥姥只要坚持打针也能好，几十两的金条哪怕抠一小块下来就能救我姥姥的命，但父母坚持不动组织一分钱，只能眼看着姥姥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