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英”与“中国时代”

朋友送了武夷的岩茶，包装盒上印了一段文字“以‘纯正’之心，造‘正宗’之茶”，还有英文的翻译：“With ‘pure’ heart, make ‘anthentic’ tea”这个翻译一看就是典型的“Chinglish”。
不过，也有引发思考的地方。比如，这个“heart”，在英语里面基本上是一个实体的词语，指的是作为脏器的“心”；但广告中“以纯正之心”中的“心”，应该是指的“心愿”，似乎更接近“aspire”。在中文里面，物质的、意念的，愿望的、欲念的、品质的、关乎自己的还是关乎外在世界的都用一个“心”字表述了。这似乎可以说明，所谓物质与意识（主观与客观）的两分法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不存在的。这种两分法是理性分析的基础，最体现理性主义的特点，理性主义这个玩意儿，西方人以之而自豪，东方人望之而自卑。待到西方的思想家像马克斯·韦伯之流忽然有一天跳出来质疑理性主义的权威性的时候，自感落后的东方人忽然兴奋起来：原来理性主义是你们西方人的心魔，并不是全人类的上帝，我们居然被你们诓骗了三五百年；所以欢天喜地地说“我们的时代到来啦”。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国哲学、中国智慧呢？在我看来，所有的理论都是行为的诠释，人是自己的行动的产物，人在自己的行动中成为自己。所以不妨借助于“心”与“heart”翻译上的区别说说中国的哲学。
中国人有自己的两分法，那就是“物—我”，这个“我”是“经验—心理主义”的，将感知着的存在定义为“我”，而将一切被感知的对象定义为“物”。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有些极端的情况就很麻烦了。比如李白说“李白乘舟将欲行”，感知者是李白自己，被感知的对象还是李白。这个时候那个吟诗的李白就是“我”，而那个被言说的、真正要坐船出行的李白就是“物”，那么李白究竟是“我”还是“物”呢？且慢，当我在讲“感知着的李白是‘我’”的时候，那个李白不又成了被感知的对象了？那他岂不是又成了“物”了？所以究竟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呢？更可怕的是，这个问题是可以没完没了地问下去的。如果让一个学过一点古典的西方哲学且深信不疑的人面对这样的问题是非发疯不可的。有一个很有趣的情境剧《武林外传》里，吕秀才就是靠这一招让天下第一高手姬无命自戕而死的。
其实我们这个民族是不太愿意将自己逼到认知的死胡同里去的，更不愿意怀疑生命本身的意义与价值的。所以，当认知出现绝境的时候，我们就通过“和解”（也叫“捣浆糊”）的方式来走出这个死胡同。比如上面说到的“物”“我”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才不会傻傻地这么问下去呢，我们自然有办法破解这个难题，那就是“和解”：道家讲“物我同一”、儒家说“天人相应”；当然，捣浆糊也有偏好，道家偏向于外在世界，儒家偏向于内在精神，但是那种认为“对立的概念之间本没有什么界限，硬要区分就是庸人自扰”的作派却是一致的。西方人的思维里面有一种不断追问的偏执，一定要用一种因果去解释另一种因果，所以他们对于抽象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有一种执念。但是中国式的思考是很务实的，理论的存在是为了给自己活下去寻找一个充分的理由的，所以姬无命如果真是一个中国人，自己杀死自己这样的事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因为生存是中国文化心理中最重要的东西，当他发现按照逻辑，必须自己杀死自己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出一套说辞让自己活下去的。其实西方也有一些智者对这种不断追问的思维习惯不满，比如歌德就是“理论总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就很有一点东方人的思维气质了。马克思则在歌德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理论应该为行动服务。为什么歌德和马克思都比较受中国人欢迎，为什么中国哲学家喜欢谈海德格尔还不喜欢维特根斯坦，其实还是因为有些西方思想家的思维品质和我们比较投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