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扶手的思考：理解集（1953-1975） 》

[美] 汉娜·阿伦特 著 [美] 杰罗姆·科恩 编

石国辉 许罗兰 陈高华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9月

在下文中，我想随便谈谈我的一些考虑，它们似乎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

战争问题

1. 显然，克劳塞维茨将战争定义为用其他手段延续政治，然而无论它对18和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有限战争多么合适，都不再适用于我们的情况。即使没有核战争也是如此。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已经知道没有一个政府以及没有任何形式的政府能指望在战败后幸存下来。即使我们排除了完全毁灭和完全混乱的可能性，政府的革命性变革——要么是由人民自己带来的，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要么是由战败国通过无条件投降和战争审判而强制进行的——也是战败最为确定的后果之一。因此，即使在核战争以前，战争也已经在政治上——尽管还没有在生物学上——成为了一个生与死的问题。

在我们如此专注于完全毁灭的威胁的时候，这可能显得无关紧要。但并非完全不可想象的是，下一阶段的技术进步可能会将我们带回到这样一种战争，虽然它可能仍然足够可怕，但不会是自杀性的，甚至可能不会给战败者带来彻底的毁灭。这样的发展之所以似乎是在明确的可能性范围之内，原因很简单，现阶段我们的外交关系仍是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如果没有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所有外交政策的最后手段(ultima ratio)，它就无法发挥作用。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如果没有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我们目前的外交事务体系是没有意义的；而在彻底改变这一体系，或做出一些技术发现来使战争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选择面前，后一种办法很可能是更容易和更可行的。

从政治上来看，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是在变化了的技术环境中，无论政府被其公民建立得有多好、多受信任，都不太可能在战败后幸存下来，而这种幸存必须被算作是对政府实力和权威的最高考验之一。换句话说，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甚至在它的前核战争阶段，所有的政府都是靠借来的时间过活的。因此，战争问题——在其最极端的形式下是一个生物逻辑的生存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政治生存问题。只有当我们成功地把战争从政治中完全排除出去，我们才有希望实现政治体的最低限度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而没有这种稳定和持久的政治体，就不可能有政治生活和政治变革。

2. 对战争问题的讨论出现混乱和不足并不令人惊讶。事实上，一旦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技术发展阶段，而战争手段在此无法合理使用，那么理性的讨论就是不可能的了。试图在“宁死不赤”和“宁赤勿死”之间做出决定，无异于试图“化圆为方”。对于那些告诉我们“宁死不赤”的人来说，他们忘记了为国家的生存和自由以及子孙后代而去冒生命危险，与为了同样的目的而去冒人类生存的危险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此外，这个公式可以追溯到古代并建立在古代的信念——即奴隶不是人——之上，失去自由意味着改变自己的本性，成为非人。我想，我们中没有人可以说他相信这一点，尤其是所有那些在今天试图利用这个古老公式的自由主义者。但这并不是说把它倒转过来会更可取。当一个古老的真理变得不再适用时，它并不会因为被颠倒过来就变得更加真实。在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框架内，“宁死不赤”的口号只能意味着在宣判前就签下自己的死刑判决。

就对战争问题的讨论是在这个荒谬的替代方案的封闭圈子里进行的而言，双方几乎总是在思想上有所保留。那些嘴上说着“宁死不赤”的人实际上是想着：“损失可能没有一些人预料得那么大，我们的文明会幸存下来”；与此同时，那些嘴上说着“宁赤勿死”的人事实上是在想：“奴隶制没那么糟糕，人不会改变本性，自由不会从地球上永远消失”。我们应该警觉的是双方在这些讨论中的盲目乐观——一方是准备计算数以千万乃至亿计的损失，这些损失部分的原因可能在于想象力的简单失败，部分在于人口的可怕增长；另一方是准备忘记集中营与灭绝营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从地球上永远消失的可怕前景。

这场辩论唯一令人欣慰的地方似乎是所有相关人员现在都同意，不仅战争本身需要理由，并且其唯一可能的理由是自由。这并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原因有很多。首先，自由被一些人含蓄地认为是政治的中心和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而这些人在15到20年前会认为这是政治上最大的幼稚，如果不是出于中下阶级的偏见的话。更重要的是，战争的正当性可能至少与古罗马一样古老，但与我们倾向于认为的相反，这些正当性依据的通常不是自由，而是必要性。李维说：“战争是必要的，武器是神圣的，此外别无希望”；他和他的后继者们几个世纪以来是用必要性来理解权力政治中所有那些众所周知的现实的——诸如征服和扩张，捍卫既得利益和维护权力，或保持权力平衡，等等——尽管我们当然知道它们是历史上大多数战争爆发的原因，但我们今天会认为它们足以使得战争成为非正义的。即使是我们今天的观念，即侵略是一种罪行，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了现代技术条件下战争的可怕的破坏性潜力之后，才获得了其实际和理论的意义。

3. 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联盟并不足以实现和平，所以在整个战后时期，两个主要大国都在确定自己的利益范围，并在一个动荡世界的迅速变化的权力结构中争夺地位。这一时期被称作“冷战”，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对于一场大战的恐惧决定了外交事务的实际运行，并且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受公众舆论的关注，那么这个词就足够准确了。但实际上，尽管偶有一些小插曲，这整个时期更像是一个寒冷和不安的和平时期，我之所以坚持这一点，并不是因为我对语义学感兴趣，而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过早地喊“狼来了”。

换句话说，我担心的是作为热战真正替代品的冷战可能终有一天会爆发，因为它可能构成我们在目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在不知如何将战争排除在外交政治领域的条件下避免完全毁灭。最近，并且我们希望是暂时恢复的核试验表明了冷战实际上可能是如何进行的。因为与之前的试验不同，这些试验不再仅仅是为了完善某些军备而进行的。这些试验本身就是一种政策工具，并且人们马上就明白了这一点。它们给人一种相当不祥的印象，就好像是在进行某种试探性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两大阵营都向对方展示了他们所拥有的武器的破坏力。尽管这种致命的条件和时间未定(ifs and whens)的游戏总是有可能突然变为现实，但我们并非不能想象有一天，一个假想的胜利和一个假想的失败能够结束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

这是纯粹的幻想吗？我认为不是。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在原子武器首次出现的那一刻，我们就潜在地面临着这种事情了。当时，有人认为在一个荒岛上展示这种新武器的威力，可能还不足以迫使日本人无条件投降。这一替代方案的优势已经在道德上被多次论证过了，并且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支持这种做法的决定性政治论据是，它更符合我们实际和宣称的战争目标；当然，我们希望实现的是无条件投降，而不是灭绝或大肆屠杀平民人口。

必须承认，假想中的战争至少建立在两个假设的基础之上，这两个假设都是这两个发达大国之间关系的实际情况，即它们完全可能进入核战争。首先，它预设了一个技术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风险能够被完美精确地计算出来，因而留给偶性的空间是非常小的。其次，它预设了参战者在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平等。因此，两个同样经验丰富的棋手之间的棋局会以其中一方认输而告终，或者在导致僵局的所有棋步完成之前，双方就已经达成了共识。将战争与棋局相比较的做法由来已久但名不符实，因为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偶性和个人因素——例如部队的士气和军事战略。技术战争已经把这些因素取消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即这个古老的比喻可能出乎意料地获得一定的真实性。或者，让我们换一种说法，对于实际上是战争的冷战之后果的相互承认，并不意味着人性的改变；对原子弹的展示可能会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但并不能说服他。对专家们来说，试验的结果可以像热战中战场、对领土的征服、对损失的计算等因素之于双方的将领那样，成为关于胜利和失败的决定性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这些问题的麻烦之处与其他关于战争问题的讨论一样：它们是徒劳的，我们对整个事情没什么可做的。即便是澄清和理解的尝试——尽管它们总是诱人的，并且对人类的尊严来说也许是必要的——也很难产生任何实际的甚至是理论上的结果。每当我们接近这个问题时，似乎正是一种徒劳的感觉在困扰着我们。

革命问题

对于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即革命问题，则完全不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可以根据过去和现在的经验加以澄清，而且这种澄清也不可能是徒劳的。它的第一个前提是认识和理解一个似乎过于明显以至于没有人愿意谈论的问题，即革命固有的目标始终是自由而非其他东西。这种理解的主要障碍当然是各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义、共义——所有这些意识形态的存在都归功于19世纪，归功于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今天，我们无法预知在全世界迅速变化的技术和科学条件下，什么样的经济体系最终会被证明是最好的。但我们现在就可以说，西方已经不再按照资本主义的信条来生活和行动了，正如我们可以看到，在共义专政统治(dictatorship)下的国家，迅速进步的主要障碍正是他们对于意识形态的僵化信仰。事情的真相是，西方和东方现在都在进行各种经济试验，而这也是应该的。这些试验越是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结果就可能越好；考虑到这其中所涉及的巨大的客观问题，两个不同经济体系之间的竞争可能最终导致其健康性不亚于那些在更受限制的国家经济框架之内的竞争。在政治上，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唯一问题是自由与暴政；而经济领域内唯一的政治自由涉及公民选择职业和工作地点的权利。

如果19世纪的意识形态对于理解今天那些分裂世界的冲突的危险和潜力方面构成了严重的障碍，那么18世纪的两次伟大革命——虽然在经济上不是，但它们在政治上可以说是现代世界的发源地——很可能就包含了那些仍旧处于危急之中的原则。由于我不可能希望在这个随意评论的框架内合理地论证这个问题，我将尝试提出几个观点，这些观点在我看来可以概括我在阅读你们的问题时想到的东西。首先，我必须承认自己立刻就对它们进行了解释或重新表述，直到它们似乎被包含在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如果能够避免核战争，并且如我所认为的那样，革命在20世纪仍会是一个主要问题，那么西方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前景呢？

我的第一个观点是，每一场革命都必须经过两个阶段，一个是自由的阶段——摆脱贫困(这是从必然性中获得解放)，或者是摆脱国外或国内的政治统治(这是从武力中获得解放)——另一个是建立的阶段，即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体或新的政体。就历史的进程而言，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但作为政治现象而言，二者却是非常不同的事情，必须保持区别。在此，我的观点不仅仅是“自由必须以解放为前提，因此解放与自由完全不同”这种陈词滥调(理论上足够有趣)，而是这样一条实际的真理：由于必然性中所固有的那种紧迫性，解放——尤其是从必然性中获得解放——总是优先于自由的建立。此外，即使成功实现了解放，也不能保证自由的建立；它不过消除了自由的明显障碍。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关于革命的整个记录——如果我们知道如何阅读它的话——无疑表明了所有通过政治手段消除贫困的尝试，即所谓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并因此导致恐怖；另一方面，恐怖则将革命送上了绝路。没有一场革命在革命最重要的事情——即为自由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上取得成功，除了美国革命，而就美国革命没有面对大规模的贫困，而是在其他未知的繁荣的条件下进行而言，它也是独一无二的。

由此，我得出了结论，如果我们仍旧生活在匮乏和富足超出人类能力范围的条件下，那么革命确实不会有很大希望在世界上普遍取得成功。美国革命，即美利坚合众国赖以存在的基础的经验，将继续保持其长久以来的状态，是一个铁律中的例外，一个几乎只具有局部意义的事件。但现在的情况不再是这样了。尽管在解决大规模贫困之困境的道路上，困难仍然是惊人的，但至少在原则上，它们不再是不可克服的。自然科学及其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各种可能性，使我们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在技术和科学的基础上处理所有的经济问题，而不需要考虑任何政治因素。即使在今天，在西方充分发达的地区，必然性(而不是政治或人道主义的考虑)也在迫使我们实施各种第四点计划，原因很简单，我们的经济在使用与现代早期生产大规模贫困一样的方式生产富足和超级富足。我们目前的技术手段允许我们在完全政治中立的情况下与贫困作斗争，并迫使我们与超级富足作斗争；换句话说，经济因素不需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干扰政治发展。这对我们未来的政治来说意味着，自罗伯斯庇尔的“自由的专制主义”以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目睹自由在必然性的岩石上的残骸，而这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没有战争和完全毁灭的情况下——我担心这两者仍将是实际的危险——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明确理解这两个革命因素：自由和征服贫困。在技术上和经济上，西方处于一个极好的位置，可以助力正在世界各地进行的消除贫困和痛苦的斗争。如果我们没有在这场斗争中尽到自己的责任，恐怕我们将有机会通过痛苦的经历了解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们在呼喊“不幸的人是强大的世俗力量”(Les malheureux sont la puissance de la terre)时是多么正确。我们似乎并没有理解——在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一旦这种不幸(malheur)被公开，并在公众面前发出声音，就会从悲惨中产生巨大的力量。这种情况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发生，此后便一再地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与贫困的斗争虽然要通过技术的、非政治的手段来进行，但也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权力斗争，即与必然性的力量作斗争并为自由的力量铺平道路。在美国，未能理解社会问题的政治相关性的原因可能根源于产生该国政体的革命历史。同样地，这个国家的人民应该处于最好的位置，来为全世界——特别是那些正在迅速崛起为独立国家的新族群和人民们——在建立一个新政治体和建立持久的自由机构方面树立一个新的榜样。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使我们甚至在这方面也显得力不从心，一个原因是我们未能记住并在概念上阐明美国革命的利害关系，而这种情况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程度，即否认在这里曾经发生过革命，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公众乃至学术意见的宝贵原则。我们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或许更加严重，因为这显然涉及革命本身以及国家随后的整个历史的失败，即无法解决种族问题。

最后，请允许我指出最近的两场重大革命——如此迅速且如此残酷地被俄国镇压的匈牙利革命，以及已经陷入俄国的影响下的古巴革命。在美国革命之后，匈牙利革命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面包问题、贫困问题、社会秩序问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的革命；它完全是政治性的，因为人民只为自由而战，他们最关心的是新政府应该采取何种形式。甚至没有一个参与其中的团体——而他们几乎包括了全部人口——想要撤销共义政权(regime)在该国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正是大家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条件——就像在大不相同的情况下，美国革命的人们也认为人民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是理所当然的一样。显然，古巴革命提供了一个相反的例子；到目前为止，它一直忠实于法国大革命的路线，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才如此轻易地落入布尔什维主义的掌控之中。如果让我反思我们对最近这两场革命的态度，那么在我看来，无论我们在匈牙利危机期间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不论对错——都是基于对权力政治的考虑，而不是因为不理解这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然而，就古巴革命而言，它在地理上距离我们要近得多，但显然距离我们的理解范围又远得多，我认为我们的行为表明，我们没有理解当一个贫困的人生活在腐败猖獗已久的落后国家时，当他突然从他们的农场和房屋的阴影中被释放出来，被允许展示他们的苦难，并被邀请到首都的街头——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古巴冒险的错误与其说在于错误的信息，不如说在于对革命精神明显的不理解，不能理解当不幸的人(les malheureux)来到公开场合并被告知：所有这些都是你们的，这些是你们的街道，你们的建筑，你们的财产，因此也是你们的骄傲——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从现在起，你们将不用给任何人让路，你们将有尊严地行走。

归根到底，在灾难发生之前，西方的地位将取决于它对革命的理解。而革命既包括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以便人们可以有尊严地行走，也包括建立一个政治体来让他们可以自由地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