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
在淞沪开辟战场，是多重因素反复衡量之后的抉择。
（1）国军在华北的劣势太过明显。
七七事变后，日本不断从朝鲜、本土向华北增兵，当中国驻屯军改编为华北方面军时，总兵力已有8个师团，还不包括原驻屯军混成旅团和加入察哈尔作战的两个关东军独立混成旅团。
华北地区以平原为主，交通便利，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协同行动，日本计划在华北“以挫败敌之战斗意志，获取结束战局的时机为目的”①，意图在此同中国军队决战，迫使国民政府屈服。
当时，华北的中国军队，掌握在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等军阀手中，军令并不统一，国民政府长期无法统筹防务。直到
1937年初，国民政府才被允许派员进入华北考察阵地；七七事变前夕，冀察、晋绥、山东一带的国防工事才草草完工。②
故此，在华北之外开辟一个能由中央政府全权指挥的第二战场，来转移日军攻势，就成了一件当务之急。一如蒋介石在开封军事会议上的总结：
“我们此次为什么要在上海作战呢？就是要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
”③
（2）选择淞沪为主战场，有多种好处。
首先，上海是经济和金融中心，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通商港口，扫荡这里的日军，对于保卫江浙、南京，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中，明确写道：“该战区以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并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陆取包围行动之敌，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为作战指导之基本原则。”④
其次，较之华北，淞沪地区的国防准备与地理环境，更利于中国。
江浙地区是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部署在这里的大都为服从军令的中央军。上海、南京之间，陆上构筑有吴福、锡澄等数道防线，水上有以长江中下游为主的江防。这种地理优势，陈诚曾有总结：“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殊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也。……（因为）河流纵横、湖沼密布、地形复杂的江南，对日本机械化部队的运动不便”。⑤
图：淞沪会战中的日军
但淞沪地区的上述优势，并不足以保证中国军队能够战胜日军。
两国的军事实力，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距。当时，中国兵力约为200万，日本约为448万（199万可立即动员）；中国海军总吨位6.8万吨，日本190万吨；中国空军有飞机314架，日本则有4180架。
中国仅能制造一些轻武器，重武器、飞机、军舰都必须进口；而日本有能力生产所需的几乎全部武器。日本早在1873年就实行征兵制，军令统一；中国迟至1936年，才改募兵制为征兵制，各地军阀拥兵自重，不服从中央调度。⑥
故此，对于淞沪会战，国民政府还有一种期待，那就是战事引起国际的关注，获取国际调停。
据
龙云回忆，一次宴会上，汪精卫问蒋介石：“这次中日战争发生在北方，怎么上海也打起来了？如此岂不成了两个战场，我们的兵力够使用吗？”蒋回答：
“在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国际注意。”
⑦蒋当时存有一种期望，“国军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
图：淞沪会战中的国军机枪阵地
这种期望，贯穿了淞沪会战的整个指挥过程。
战役初期，中国军队依赖数量上的优势，一度取得不错的战果。当蒋介石得知英、美、法三国有意将上海划为中立区，让中日军队一起撤出上海的消息时，遂命令前方停止进攻。蒋颇为乐观地估计，“敌或有退却可能”“英国提议调解，可运用之，使倭得转圜离沪，以恢复我经济策源地乎？”但日本政府拒绝英国调停，蒋又“忧心倍增”。⑧
会战期间，为获取调停的机会，蒋曾先后三次下令停战，也多次通过英国记者，对外释放空气，强调“国际间对于现时中日两国不宣而战之战争，有干涉之必要”，“此种国际干涉，非完全为中国，实为谋国际整个之安全。”而
在国际干涉迟迟未至的情况下，蒋也曾寄望于通过不断扩大战事，来使战事国际化。
战争后期，日军持续向上海增兵，中国军队已陷入不利境地。张发奎、白崇禧等建议撤退，利用已构筑的吴福等防线逐步消耗日军。10月25日，大场失守，中国军队阵地失去屏障，只剩西撤一途。
但蒋尚不愿放弃争取国际干预的努力，11月1日晚，他召集白崇禧、顾祝同等人，召开军事会议，希望“各部队尽最大努力，在上海至少再坚持两个星期”，理由是“九国公约会议将于十一月三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这次会议对我国命运关系甚大”，坚持抗战有利于“在国际上获得同情与支持”⑨于是，战争又持续至11月8日。在明确获悉调停无望后，蒋终于下令部队西撤——命谢晋元率“八百壮士”固守四行仓库，也有寻求国际关注、扩大国际宣传的用意。
图：
“八百壮士”所固守的四行仓库
战略上的牺牲，未能换来政略上的干涉。故此，陈诚在总结淞沪会战，曾如此说道：
“这次战争战略受政略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并不是国家的错误。因为我国本身准备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关系。”
其中
“是国家的不幸，并不是国家的错误”一句，可谓相当中肯的论断。
虽然未能获得政略上的干涉，但淞沪会战打乱了日军作战计划，达到了牵制华北日军的战略目标，日本被迫从华北抽调2个半师团到上海，使中国在山西获得了充裕的备战时间——如陈诚所言，“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我战略上之最大之成功”。⑩
此役，中国军队投入战场多达75个步兵师、9个步兵旅及税警团、教导总队与特种部队，总数超过60万人。日军参战部队约27万人。因国军“各军师伤亡资料多未报军政部，至今无正式伤亡统计”，据何应钦的估计，
官兵伤亡约30余万。
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前，伤亡己达40672人（日方统计，当含有水分），整个淞沪会战期间，
日军伤亡约为其总参战兵力的1/5。
图：
《中国工人》杂志第8期（1940年）封面“向八百壮士致敬”
除了军队的勇于牺牲，还有民众对前线的冒死支援。
以“童子军”为例。会战期间，“童子军战时服务第一团”曾组合年长童子军2500余人，在后方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处，承担警卫秩序、协助担架、急救包扎、代写书信、清洁保管、新闻宣讲、抗战鼓舞、社会募捐……等职责。另有部分年纪较大的团员，直接前往前线，协助红十字会转运伤兵，
至少有17人为国捐躯
。女童军杨惠敏勇渡苏州河，向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献国旗，是当时“童子军”的代表人物。
图：女童军杨惠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