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以历史视角全面理解中国平稳转型

把“人口”变“人手”是当年最紧迫问题

建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推进工业化转型与发展。但在工业化、市场化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环境污染等负面问题开始显现。正因这些问题的遮蔽，一些人无法形成对我国工业化发展和市场化转型的全面认知，尤其未能意识到在大规模劳动力流动背景下维持社会稳定的难度和意义。

工业化始自西方，但整个西方世界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口总量不过十多亿，持续时间长达几百年。在此期间，西方国家通过殖民扩张等手段为自身创造有利条件，即便如此，很多国家仍然动乱不断。美国算是比较平稳，但前提条件是它通过蚕食土著印第安人领地和“西进运动”等方式，获得几乎无限供给的土地；法国则是整个19世纪都处在政治动荡中，历经君主立宪、帝制以及共和等多个政体后才稳定下来；德国统一较晚，发展速度后来居上，但最终倒向了二战。

较之西方，中国这一轮转型的规模和幅度空前，不仅单个国家人口规模更大，持续时间也只有短短30多年。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如此快的速度下仍保持了相对平稳。这样的背景比较，有利于我们更清楚全面地认识自身工业化和市场化转型。

转型之前，中国最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沉淀在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如何安置。不要忘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把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就是为了应对人口问题。

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转型实现的一个巨大变迁，就是把“人口”变成了“人手”。3亿多剩余劳动力只要沉淀在农村，基本就成了人口问题。粮票等票证在1992年被废除，使农村劳动力向商业发达的沿海地区流动成为可能。伴随这种劳动力的大规模持续流动，我国农业产出仍持续增长，这说明流动出去的劳动力在农村属于绝对剩余。这部分劳动力以农民工的形式进入市场，正好同国际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结合起来，这就解释了我国过去30多年的增长。

资料图

现在，我们不能因为遇到了环境污染等负面问题，就对工业化和市场化转型持怀疑态度，因为转型解决了过去国家发展最紧迫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平稳推进工业化转型的原因

为何能在保持社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实现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这当然要得益于国际形势，即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我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除了满足国内需求还能供给国际市场，两个市场都充分大，才使两亿多农民工进入工商业、一亿多进入制造业成为可能。但除了国际因素，还有诸多内部原因。

首先，中国农村文化中包含适应工业化转型的因素。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很多国家都出现了问题。因为从农耕时代的时间观念和生活习惯，转向以工业为主的时间观念和劳动纪律，容易产生心理不适。另外农村的人伦关系也被城市的货币关系和法律秩序取代，容易引发道德解体和震荡。

这些问题虽然中国也有，但痛苦相对更少。中国农村文化中一直都有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认知，因此中国农民对货币和劳动报酬的反应更灵敏，愿意投入更多劳动以换取财富。赚钱之后，他们要么回家盖房光耀门庭，要么把钱用在供孩子上大学上，这些动机又构成了转型背后的工作伦理。